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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南海一号的发现震惊中外。在多方努力活动后，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方案于2004年正式确定。2007年，整体打捞行动开始, 当人们欢呼着整箱成批的南宋出口瓷器重见天日时，另一批研究泉州交通史的学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良逢的机遇！当年意外沉没的南宋商船，将以泉州交通史的证物方式在八百多年后回归。

泉州，这座曾经被称为东方巨港的刺桐城，其国际地位堪称十三世纪的 “纽约”。如果把城市形容成星星，那当年的泉州无疑是群星闪烁时最耀眼的一颗。宋元时期泉州代表着中华文明在海洋方向上拓殖的巅峰时期。泉州，它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可又不仅仅是名字，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与符号。西北有敦煌，东南有泉州。两者相呼相应，代表着陆地丝绸之路与海洋丝绸之路。

海洋丝绸之路的地域起点在泉州，而泉州的时空起点在永嘉之乱后的汉人南迁。在汉人南迁之前，泉州只是东南沿海的边陲性行政区域。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管制力量微弱，难以投放到闽越之地，中央政权自然不会特别关照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其一。闽越之地多山区少平原，闽越人依然过着以渔猎采集为主的自然经济，而自然经济在古代农耕为主的区域交换体系中毫无优势是其二。在汉人南迁后，情况开始发生了一波三折的变化。北方汉人的南迁，给当地带来了农业技术革命的升级。闽越地区靠近沿海，经常发生洪涝。但是，泉州却是闽越地区中少有的全年干旱地区，适合种植北方农作物。虽然，可耕种的地方比其他地区好不倒哪去，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来说，这就足够了。再加上北方战乱频发，南迁的北方汉人很快就在此地定居。南迁汉人定居后，此地人口开始大幅度上升，区域内部经济力量整合完成。到了唐代中期，原有的自然经济与部分可种植经济，无法支撑越来越多的人口。泉州人民为了生存开始将眼光投向了海洋与商业！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找到了自我坐标与方向的泉州人重新摆正心态，一场持续几百年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泉州与泉州人将向世人证明，之前遭遇的所有不公与缺陷，在改变了发展模式之后，都将变成机遇与优势。如果你能穿越回唐代中期的泉州，你去问一问田间老伯与州县官吏，你问问他们关于对百年后的泉州的设想，恐怕二者都难以相信百年后泉州将临翅九霄，问鼎苍雄！

泉州正因为远离中央政权，商业氛围良好。虽然，泉州缺乏平原，不宜耕种。但是，沿海多山，地理因素导致海岸线崎岖，天然良港众多。泉州和其他沿海地区相比，在人口上占据优势，而人口又代表着市场规模。综合因素下，泉州潜力巨大。除了自身潜在优势以外，外部环境变化也助泉州一臂之力。唐代安史之乱后，西北局势动荡，丝绸陆路逐渐闭塞。海上贸易路线逐渐受到中外商人的关注与亲睐。泉州正式进入经济发展高速期。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初期，泉州人稳扎稳打，不断地开拓新航线。从波斯到东南亚，从阿拉伯到非洲东岸，甚至北上红海，远达亚速里海。以泉州为区域枢纽的国际贸易网络正在逐渐形成。泉州人开始积累运距离的航海知识和在与各国贸易交往时的经验。泉州地方州府也获利颇丰，并与当地士绅展开合作，打造官私混合经济与泉州港口城建，泉州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与交州、扬州、广州的竞争中不分伯仲，并大有超过广州之势。然而，在泉州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枢纽发展到中心枢纽前，还有一关不得不过。那就是在唐代与宋代中期之间，泉州的贸易由广州市舶司节制，广州市舶司出于地方贸易保护角度，对泉州商人多加刁难，泉州商人苦不堪言。泉州知州为了保护地方贸易，多次上书朝廷，与广州市舶司展开了正面碰撞。中央与地方在经过长期的艰难拉距后，最终在宋哲宗期间取得公正的裁决。1087年，朝廷下诏，将市舶司置于泉州，此役之后，泉州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年代。到了元代，帝国开放性的统治策略与泉州的自我经济发展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协调互惠性。元帝国认为疆域没有固定的边界，只有国家军事与经济向外延伸的前线。而泉州做为元帝国的前线的其中一环，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泉州，这个东方巨港的地位与影响在马克波罗访华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宋元时期的泉州，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你会不可思议的发现，那时的泉州人身上有着丝毫不逊于二十世纪纽约人的文化世界主义。宗教观念上的多元化，跨越了阶级，并延伸到各个阶层。在泉州，你可以找到上百国家的商人，旅行家，传教者，游吟诗人，水手等等。而这并不是传统帝国上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如同长安或洛阳。它只是一个边陲城市。然而，它的存在有力的撼动了，西方历史中心论关于世界多元化是在大航海之后才开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