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手之家

标题: 历代如何解决钱的问题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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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科普学识    时间: 2017-2-16 08:16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洋务运动进入第三个阶段，变革主题由经济领域迅速地向政治领域推进。
　　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拟请立宪奏稿》，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一场意在仿效日本的立宪运动拉开帷幕。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行至半途之际，政治改革的需求呼之即出。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则试图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与革命开始一场惊险的较量。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预备立宪诏书”，同年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入会者都是一时精英。侯宜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体制外文人及商人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如侯宜杰所言，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在民间热情被彻底调动起来的环境中，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和制度准备的中央政府处在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朝廷一再拖延召开国会的时间，甚至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立宪社团。民间失望情绪浓烈。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在两日内相继去世，朝野失去谈判的“最大公约数”。之后执政的“皇族内阁”全面排挤汉人大臣，武力弹压各地的立宪请愿活动。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群体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甲午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铁路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1家为官办，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购买了铁路股票。国有化政策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为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这是继1884年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国进民退”事件。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其中以湖南和四川最为激烈，长沙群众举行万人集会，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四川总督枪杀数百请愿群众，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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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同青岛    时间: 2017-2-16 08:16
标题: 历代如何解决钱的问题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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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穷富二代    时间: 2017-2-16 08:17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高潮出现在1894年。
　　甲午战败给全体国民以极大刺激，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新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进而变为民间崛起。据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4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超过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超过15.5倍。
　　对于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而言，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这其实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的正式出现，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二。
　　一是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这位1894年的恩科状元以“舍身喂虎”的勇气下海经商，并在短短几年内创建十余家关联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纱工厂和民资集团，其对社会的激荡效应难以估量。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中日甲午战败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他们的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二是商人在“东南互保”中扮演重要角色。1900年，北方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义和团运动，慈禧试图借势驱洋，贸然对列国开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西逃，是为“庚子国变”。为了防止战火南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及袁世凯等南方四大总督对列国提出“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的“东南互保”方案，张謇、盛宣怀、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以民间身份斡旋于四大督抚和八国公使之间，最终达成妥协。在近现代史上，这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公开参政，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瓦解，皇权陨落，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庚子国变”后，清廷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为8800万两，也就是说，条约规定的赔款相当于1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总和，中央财政已实质性破产。代表朝廷签约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千古罪人”，过去30余年致力于实业兴国的洋务派在民间信用尽丧。
　　此后，慈禧突然“激进”地推动制度建设和经济开放。1903年7月，朝廷设立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1904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公司法。之后又相继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这些法律的拟订和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在中国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被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取代。在政策推动下，“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了“国人兴业时代”。
　　同时，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在此后的数年内，各地商会如火如荼，甚而控制产业及舆论，甚至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成为一股活跃于民间的独立力量。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倡议成立了华商联合会，全国商会息息相关，联成一体。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之众。
　　在商人阶层壮大及独立的同时，知识精英也被“释放”到体制之外。在1905年，最重大的国内事件是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其决策过程非常匆忙，9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废除科举制一方面让中国精英阶层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集权者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及精英阶层的控制。科举制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7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将潜在的不满及反对力量纳入统治体系之内。在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当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的大门外“会师”之后，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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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柚子茶一世    时间: 2017-2-16 08:18
　　楼主这样的好文冷清，其他那些胡吹滥写的戏说翻译的却满天飞，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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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穷富二代    时间: 2017-2-16 08:19
　　在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华帝国唯一从来没有征服过的国家。在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与日本有三次站在相同的“成长线”上。第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第二次是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抗战结束，两国俱受到巨大的战争创伤；第三次便是当前，两国经济总量相当，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
　　日本在维新之初，也试图“西为日用”。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写道：在出发之前，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1871年12月的一次欧美考察，彻底颠覆了变革者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方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惊是“始惊、次醉、终狂”，他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改革教育制度，政府成立文部省，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第二是进行大胆的宪政变革，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时组建议会，实行立宪，“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在经济改革上，1870年12月，明治政府设立工部省，负责“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其后十余年，日本相继开办了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国营企业，其景象可以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互辉映。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重归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伊藤博文则认为，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许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日本的这次国企私营化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记录道：“除军需工厂之外的国营企业均被私营化。此时，对于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如五代友厚等）一事，使日本国内舆论哗然，骂声四起，到了1881年竟发展为政治丑闻。但事实是，私营化后的很多企业均通过裁员和追加投资等措施扭亏为盈。”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财阀型私人企业。1895年，在甲午海战中获胜的日本获赔白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银3.4亿两，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此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业、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业，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同时，日本乘机进行币制改革，建立起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的金本位制。中日国力差距从此越拉越大。
　　正是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这两个东亚国家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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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uang456    时间: 2017-2-16 08:20
　　说白了，不就是要搞休克疗法吗，放开市场，寡头经济，自由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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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np_凄美    时间: 2017-2-16 08:20
　　
　　好文！

　　不过关于秦国的部分用到的史料太陈旧了，过去关于因为允许土地自由流动而提高生产力，是为了适应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应安排的，出了一句秦王嬴政的“令天下自实其田”和董仲舒的一小段关于土地兼并的论述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应出土地商品化证据。相反证明土地买卖被严格控制的却证据却非常多，包括最新版的中国官方历史都承认，秦国土地似乎是以国有授田制为主。

　　从出土的秦简上看，没有任何关于土地买卖之类的商务法规，相反关于农业被严格的国家控制的证据却非常多，基本上可以看出，秦国是严格的授田制的国家。而且秦国的农业都是在叫“蔷夫”的基层官员的管理下，政府提供种子、耕牛，它的耕种期，播种量都有固定的标准，农民用坏的铁器可以在官府免费换新的，所以它可以看作是一种严格的计划经济。

　　用现在的通俗观念，战胜的一方必定是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一方，但是从微观上看，却未必如此，比如二战时德国纳粹高层就非常羡慕苏联的经济体制在战时的爆发力，秦国之胜我认为可能会包括一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它的落后，没有过多的复杂的社会成分，所以可以用国家计划经济进行管理，而太复杂的经济体，法家的哪套东西恐怕就玩不转，比如东郡这个地方，秦国从魏国抢过来之后，治理了几百年，但是总是叛乱通敌；而南郡是当年楚国的核心地段，但是秦国却治理的很好，秦国的制度适合那种地广人稀，社会成分简单的地方，比如关中、北地、巴蜀和南郡。而计划经济的好处是，战时的动员能力和动员速度的非常强。

　　第二就是秦国和六国相比，它的土地资源更丰富。农业史学家统计了秦法规定的春耕播种数量，发现这个播种量大的吓人，也就是秦国的农业非常粗旷，它不是一种精细农业。按照秦法规定，囚徒在春耕秋收季节各有二十天回家参与农业，有军功者每一级多赐给一亩地（不是现在的单位，非常大的一亩），可以“乞庶子”，也就是要求政府指定一名没有军功的人为他服务，每月6天时间，我们大体可以估计这个庶子主要工作是帮助有爵位的从事农业，这样我们就可以估算出一个秦国农民在一年内的在田间的工作时间——春耕秋收40天，其余每月田间管理6天，总共不超过一百天。而在战国晚期，三晋和齐地区就已经开始轮作制，两年三熟，大量使用粪肥，在陇间种子豆类作为以加强地力，所以东方列国是一种精细农业，人力密集型，而秦国是资源密集型，它比东方列国也节约在那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人。

　　在当时有限的人力既要打仗，又要修城墙工事，还要开凿河渠灌溉荒地，几乎把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都用到了极限，所以秦国之胜第二条就是通过大量投入土地资源，达到节约人力的目的，所以秦国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军事训练，和参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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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兄台所说关于秦国利用人力的资料可否给出一下？或者提供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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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哪片love海    时间: 2017-2-16 08:22
　　如果说最高当局在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那么，开明的洋务派则受困于官民之争。这在轮船招商局一案中淋漓体现。
　　1872年，李鸿章为了在长江航运中抵抗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决意创办轮船招商局。筹备之初，面临缺钱少人的困境，李鸿章授意盛宣怀拟定章程，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意味着政府与商人在资本的意义上第一次实现了对等。在李鸿章、盛宣怀的感召下，唐廷枢、徐润及郑观应等著名买办相继入局，投资并致力于公司的经营。经过十年左右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业务中击败美国和英国船务企业，取得骄人业绩，李鸿章视之为从事洋务事业后的“最得手文字”。
　　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热烈参与下，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出现了许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从1882年到1887年，在《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共有36家企业，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小阳春。
　　然而，便在此时，官商矛盾出现，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如今企业已上轨道，政府自应退出，三人联名呈报李鸿章，希望将官款“依期分还”，政府不必再派官员，招商局的盈亏责任从此由商人承担。
　　这一建议在李鸿章看来是无法接受的。这里面潜藏着洋务运动的一个内在逻辑冲突。
　　洋务派办洋务的唯一目标是“强兵富国”，因此在李鸿章看来，政府若从事商业，必须握有经营的主导权，并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引进民间资本及买办人才，都是资源缺乏情况下的权宜之计。然而，当民间的经济能量被激活后，又一定会提出放松管制的市场化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与民间的矛盾定会交织爆发。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这一矛盾从来没有被化解。
　　1884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房价大跌，徐润、郑观应等人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乘机将这些买办“净身出局”，盛宣怀以官方代表身份，兼任督办和总办。徐润等人成为第一批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
　　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将看到，在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六次重要的“国进民退”事件，1884年的轮船招商局事件乃是第一起。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将此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他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评论道：“1883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他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先锋），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更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进行了反思：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洋务派官员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轮船招商局事件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在以后十余年中，洋务官僚为工业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全部税收仅占国民纯收入的2.4%，民间资本的失望，使得洋务派的投资手笔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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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蝴蝶为花碎    时间: 2017-2-16 08:22
　　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前后，有30年左右的时间，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就是否要开展洋务事业，陷入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正如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所描述的，及至明清，拱卫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已“固若金汤”，帝国以拒绝演化的姿态沉迷于盛世幻觉。因此，任何新的变化都可能对既有的制度构成冲击，而这显然是危险的。
　　以修铁路为例。从1867年之后，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很多大臣认为，铁路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修建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会惊动山神、龙王等神灵，招来巨大灾难。也有人提出，“以中国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
　　若上述理由可归于迷信或保守，那么，连一向支持洋务的曾国藩也反对修铁路，他的理由就完全出于制度性的考量。在曾国藩看来，铁路网络一旦修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势必大大加快，那么，运行数百年、基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结构将被彻底打破，新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动荡将可能发生。因而，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曾氏之虑是典型的儒家思维，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繁荣商贸，而是维持均衡，稳定政权，稳定永远被置于发展之上。
　　这两种思考在当时成为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识，铁路之争便不再是技术之争，而是意识形态之争了。1867年6月3日的《纽约时报》就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实施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最大障碍只能是清朝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所抱持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历史学家史景迁认为：“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破坏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还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
　　1880年年底，修建铁路之议又起。刘铭传、李鸿章分别上书力陈修路之必要，李氏“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的警语便出现在这份《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可是，修路一事还是被顽强挡住。有人甚至上奏指责刘、李两人看上去很像是一对“卖国贼”。朝廷发上谕，驳回刘、李两人的建议。李鸿章仍然不甘心，他悄悄动工修建了开平煤矿至胥各庄段的运煤铁路，1881年年底，这条约11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更有意思的是，铁路修成后遭到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只好弃用声响很大的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真的成了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到1891年，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铁路零落建设，总共才只有360余公里而已。相对比，小小日本国的全境铁路长度已超过33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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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寻鱼    时间: 2017-2-16 08:23
　　太精彩了，期待更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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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hjf44    时间: 2017-2-16 08:24
　　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晚清洋务运动可谓最为凶险的一役。
　　当其时，外敌环伺，国力积弱，政府财政和民间财富几乎无以凭借。在改革范式上，这是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意识形态上的破冰难乎其难。而就经济来说，这又是本民族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李鸿章在变法之初就惊呼：“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由此可见变革者当时的困局、心境及无奈。
　　后世史家常常喟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列强的侵辱。然而，若进行一次全球环视，答案也许会不一样。在中国开始洋务运动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
　　美国在1865年结束了南北战争，林肯总统虽然解放了黑奴，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南北对峙情绪未消。在1860年前后，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不足100万吨，欧洲的报纸直接将之比喻为“跟在英国、法国后面的小兄弟”。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首富、此时年仅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人合伙创办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也向清朝廷递交了《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也是在这一时期，德国刚刚完成统一，1870年，以“埃姆斯电报”事件为导火索，普法战争爆发，普军大获全胜，在巴黎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美国与德国分别在1879年和1873年宣布接受金本位制。
　　日本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时间更是惊人地接近，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拉开帷幕：1868年1月3日，西乡隆盛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迎回明治天皇，日本进入维新时期。
　　通过比较便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迟到不是落后的理由。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功败垂成，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有另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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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如棋人生    时间: 2017-2-16 08:25
　　自明入清，治国者由满替汉，老百姓留起了辫子，可是治理逻辑则一以贯之，政治上愈来愈趋专制保守，经济上愈来愈趋官商专营，对外“铁桶阵”，对内散沙化，社会进步全然丧失动力。金观涛和刘青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他们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其中，从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由建国时约1亿增长到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有人统计了全球最重要的369个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现在欧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这段时间，比重之大，令人吃惊。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年到182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欧洲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
　　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这一超稳定状态在19世纪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内忧。
　　先是因鸦片的非法输入，帝国在1826年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这一事实可以被看成中国经济被西方超越的标志性事件，白银大量外流，决策层试图通过禁烟的方式遏制外贸和货币状况的恶化，激烈、信息不对称的贸易摩擦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学者大多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卡尔·马克思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便认为：“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对国家治理造成的更大伤害来自内部。从1800年开始，北方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运动，朝廷为镇压这一运动花去一亿两白银，国库为之半空。到1851年，南方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战争前后持续十四年，国家财政为之支出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战争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地方武装的壮大及厘金制度的出现，实为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自宋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藩镇现象”死灰复燃。
　　在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此时的中国，虽然中央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白银的稳定性遭遇挑战，西风东渐造成人心思变，但是维持大一统的基本制度却未遭到致命的挑战，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仍然存在。很可惜的是，后来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宽恕的“最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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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4    时间: 2017-2-16 08:26
　　明清两代的工商业已完全陷入官商经济的篱籓。发轴于宋的“买扑制”、“钞引制”到明日渐完善为特许授权经营制度，明清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而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性阶层。
　　特许授权又与盐政有关。自管仲以降，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为了解决“兵政之患”，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稍改为“开中制”，具体办法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得地理之利的山西商人迅速崛起，他们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晋商家族是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的王家和张家，他们分别控制了北方最大的两大盐场：河东盐场和长芦盐场。王家子弟王崇古是宣大总督，为帝国北方国防的最高指挥官，张家子弟张四维当过礼部尚书、内阁首辅，两家同处蒲州，互相联姻，结成了一个极其显赫的家族联盟，垄断北方盐业，官商气质浓烈。
　　到明中叶的1492年（弘治五年），随着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实行盐政变法，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当时，南方淮河、江苏地区的盐场产量日渐增加，淮盐每年的盐引总量已占全国发行总盐引数量的二分之一，改行“折色制”后，徽商顺势崛起。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窝本”允许世袭，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清乾隆开放通商，推行的“行商制度”则是特许制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进行交易，史称“十三行商人”。根据当时的保商制度，外船入境后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担保，凡入口税均须经行商之手，行商承担的责任还包括：商品价格的制定、为外商代缴关税、负责管束外商行为等。如果外商在华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海关将对行商实施追究。这种独特的保商制度让十三行商人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其职责加大，与政府和外商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而权力和获利能力也随之迅速膨胀。
　　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明人认为徽商最富，晋商和陕商次之——“以新安最，关西、山右次之”。清人章嗣衡、徐珂曾统计，晋商的资产总数约在5000万～6000万两白银之间，接近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之和。当代山西籍学者梁小民则认为，晋商的资产总量应在1亿两白银左右。清末，十三行商人独享外贸之利，财富暴涨号称“天子南库”，大有超越晋商、徽商之势。道光年间的伍秉鉴拥有资产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是6个入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
　　三大商帮尽管都富可敌国，可都是被豢养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明清商人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论断。一个国家的资产阶层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
　　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发达之后，便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谓“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明代学者王士性总结道：“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或投靠结交权贵，或投资于本族子弟，促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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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黑色童年    时间: 2017-2-16 08:27
　　讲解至此，我们要对中国的“自转惯性”提出一个历史性的预警。
　　在人类社会的大家庭中，一个国家如同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有与世界文明同步的公转，也有与自身条件相符合的自转。在所有的文明体中，因地理、人文乃至经济的原因，中国也许是自转条件最好、自转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在农耕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拒绝公转，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碰巧，到了14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
　　在学术界，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这一规律，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简短地提及，“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内需能够满足供应，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对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对大一统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阐述，在他看来，“他们常常对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漠不关心或者干脆采取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技术变革都会威胁经济的稳定，因而也会威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是统一国家的奠基人好不容易才确立起来的”。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14世纪至15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它将古代的中国经济推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终止于此。从此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超稳定的小农社会，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据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中国在1301年（元朝大德四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0“国际元”，此后增长全面停滞，一直到1701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400年中，增长率为零。而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576“国际元”增加到了924“国际元”。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自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清两代看来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道：“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自转”。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
　　必须指出的是，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闭关锁国以及社会组织的散沙化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政治制度若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任何新的技术进步都可能异化为提高“自转”能力的手段。
　　当今之中国，实行闭关锁国及社会散沙化的客观条件仍然存在，在产业经济层面，中国尚处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交融之际，内需市场——包括城市化运动和民众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急剧下降。在未来的20年内，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明普及，中国对国际性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很可能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回到自转状态的危险度也在提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正与全球科技革命进行着一场不确定性的、危险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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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ongliang    时间: 2017-2-16 08:28
　　中国的城市从来不属于民间。张光直的研究证明，从“中国最古的城市”到“近代中国的城邑”，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这一特征其实从未被改变过。不过，城市在经济中的功能却在明代以后改变了。在先秦之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里，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心被置于若干个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动也颇为集中，唐代还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之发展。可是，在明代之后，与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家庭纺机相配套的，是中国从城市化向城镇化的大退化。
　　随着家庭纺织业的繁荣，这些农户的周边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有人统计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六府境内的市镇数目变化发现，在宋代，这里有市镇71座，而到了明代，则增加到了316座。中国的县级机构，自唐之后数量变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个，可是市镇数量却几何级增多，到清中期，全国已约有三万个市镇，它们替代之前的两千个中心县城，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器。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渐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江南地区形成众多市镇。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000万人，至16世纪时达到1亿至1.3亿，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到19世纪中叶降至谷底。若与西方相比，戏剧性的反差更为明显：中国城市化率的最高点出现在13世纪的南宋，之后掉头向下，而西方正是在13世纪开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亚洲，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为规模第一，可是到了1900年，仅有一座世界级大城市位于亚洲，其余则均位于欧洲与美洲，这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转移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之下，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及权贵所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数量更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加上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超稳定结构”便形成了。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确乎是一个中国式的“唯美主义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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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蓝色伤恋    时间: 2017-2-16 08:28
　　每个治国者登基第一天，都会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走出改朝换代的周期律？”各代的办法都不一样。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出身，学历很低，但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打成一盘散沙。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一粒粒沙子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凝聚的力量，人凝聚不起来，就不可能造反了，这就是对内维持统治的“散沙术”。朱元璋还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了思想依据，老子说，天下最理想的境界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一个小村庄里，守望相助，男人早上起来去种地，日落就回家，女人在家里烧饭纺纱管小孩，男女一生不出乡村，这样，天下自然太平，王朝自然千秋万代。史书说，朱元璋一生中最喜欢读的书便是《道德经》。
　　要把天下打成散沙，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水稻革命”。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急速增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
　　而朱元璋则发动了一场“棉花革命”。与水稻一样，棉也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宋末元初，它已经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面积的普及。元代，松江府（今上海）的妇女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地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约人均每年织布两匹，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时的6倍。
　　这两场革命，“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国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世界级的问题需要解答：众所周知，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不但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反而为自闭创造了条件？
　　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4世纪的中国江南乡村，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孺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聚合之后，成亿万之数。赵冈和陈钟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过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家手工业棉纺织场!他们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用人工操作生产的记载，惟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手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手工业则变成了机械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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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科普学识    时间: 2017-2-16 08:29
　　明清治国者有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他们真正发现了“专制的秘密”：政权要稳定，危险无非来自两处，一曰外患，一曰内忧。除外患，断绝一切联系是不二法门，所以要把国家变成一个铁桶。解内忧，控制、削弱民间的组织力量是关键，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
　　铁桶阵和散沙术，是明清治国者的两大法宝。
　　要打造铁桶阵，办法就是闭关锁国。中国这个国家，北境接草原，西域峻岭沙漠，南连热带丛林，东凭太平洋，在地理上非常容易形成封闭，只要“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就可与世隔离。
　　明朝建立以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面修万里长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沿边设九个防备区，叫九边，驻扎重兵。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不再往来。欧洲人在失去陆地商贸的大通道后，被迫面向大海寻找出路，欧洲经济告别地中海时期，开始向西部，继而向北方拓展。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文明日后的走向，应当“感谢”明王朝的闭关政策。
　　南面禁海运，则需要一点儿“自闭”的勇气。
　　明初建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港泉州港和最强大的海军，经济和政治势力辐射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在15世纪前后，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与周边的六十多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朝贡秩序”，即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对中国表示效忠，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从1405年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明王朝对这一联盟体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六十二艘九桅大帆船和近三万名随员的庞大舰队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1585年，朝廷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的海军体系自我毁灭，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
　　巧合的是，也是在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船，八十八个人，准备不足，方向不明，却开启了一段新历史。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描述道：“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用十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清朝建国于1644年，继续了明的锁国政策。它本身就来自东北，且与蒙古达成“满蒙一家”的战略合作，所以北患比明朝要轻得多。在南面，清廷为了压迫和封锁盘踞台湾岛的郑成功集团，于1661年、1662年和1664年，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宣布“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山东至广东沿海老百姓内迁三十海里，形成了一个隔火地带。施琅打下台湾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宣布开海贸易，设立了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大海关。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于沿海贸易日渐活跃，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不断派员北上冲撞，乾隆下诏关闭浙、闽、江三地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从此，繁荣了数百年的泉州港、明州港（宁波）等彻底衰落，广东的开放个性以及外向型产业结构由此形成，日后，民国及改革开放时期，两次“南风北渐”，历史的原因便在这里。
　　海关制度与之前的朝贡制度相比，是外贸政策上的一个大变化。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商人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其商人将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自建商馆，西方各国商人纷纷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建造房屋。外商称之为“商馆”，中方则称之为“夷馆”。清政府对夷馆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入广州城，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处活动。在不同时期，政府还颁布过诸多限制性的法令，譬如，外商不得在广东过冬、不得乘轿、不得乘船游河、不得雇用汉人婢仆，禁止中国商人向外商借贷资本，等等。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外国人被关在一个“铁栅栏”里与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社会风貌一无所知。
　　从朝贡制到海关制，清政府在经济上改变了外贸政策，但政治上的外交政策一直没跟上，政治又拖了经济的后腿。清朝皇帝从来把外邦看成是“低我一等”的蛮夷，顺治便认为“通贡”已是天朝对蛮夷最大的恩赐，“贸易二字不宜开端”。
　　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铁桶阵”打造得很完美，自己在里面陶醉，外面的人也对桶内的情景无所知晓。从1521年开始，葡萄牙人、荷兰人、俄国人先后派出15个使团，试图与清朝建立双边关系，均遭拒绝。直到1792年，已经非常强大的英国第一次派出了官方的访华使团，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马戛尔尼使团，从广州港登陆，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到热河去见乾隆皇帝，这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真实的天朝。英国人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他们进而断定：“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人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条件，以现在的眼光看，大多属于希望展开平等贸易的要求，比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开办一家贸易公司，允许英商在舟山和广州附近有存货和居住的地方，恳请中方公布税率、不随意乱收杂费，等等。乾隆一条不准，还写了封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内称“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物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意思很明白，天朝什么都有，你派来的人都看到了，你们国家生产的任何东西，我都不稀罕，以后，能不来，尽量就别来了。马戛尔尼给乾隆带来了很多东西，有望远镜、火炮、时钟等，和珅把它们都运到了北京，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跑进去一看，很多东西还没开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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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淘淘居格子店    时间: 2017-2-16 08:31
　　我们一再谈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两代出现了恶质化的态势。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是真正的高度专制国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专制”这个词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国并不算是专制国家。
　　首先，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方面来看。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武装割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明朱元璋则废除了宰相制，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彻底打破。中国自汉以后，大量的行政性事务是在相府处理，并不在皇宫，宋“百年不杀大臣”更是皇室对士大夫的“权力承诺”。朱元璋废宰相制，建立大学士制度，其实是破坏了这种“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军机处设在皇宫边上的一排小平房里，皇帝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们呼来唤去，整个儿变成皇室的奴隶了，所以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先是朱棣搞了一个《永乐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个《四库全书》，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认为的异端邪说全数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
　　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最后，在宏观经济制度上，国家继续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权经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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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yhb    时间: 2017-2-16 08:31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而这五百年里，世间物换星移，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走出中世纪，接着是“地理大发现”，然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在外部世界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成十倍成百倍地往前狂奔的时候，我们像“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一样，在一棵枯树下酣睡了五百年。
　　这一觉睡到1840年，国门被枪炮打开，但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没有清醒过来，要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打完，才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要深刻反思的时期。
　　为什么在明清，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之后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紧接着是蒙古人铁血统治九十八年，以至于明朝建立的时候，汉族统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已经不敢再进行扩张，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压倒一切”。黄仁宇就说：“从一开始，明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征，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的封建王朝对外不再寻求领土扩张，也不需要外来人口，一个亿的内需市场已经足够。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降到最低程度。
　　因而，这后来的五百年，基本就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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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熙熙公主    时间: 2017-2-16 08:32
　　根据布罗代尔的“世界时间”概念，我们可以说，在12世纪之前，“世界时间”的钟摆是在东方，在中国的——在洛阳，在长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后，这个钟摆开始悄悄地摆向了西方，摆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后到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最后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变法”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造成“世界时间”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资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经济和文化制度。
　　欧洲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瓦解后，就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9世纪爆发黑死病和大饥荒，其文明水平和经济能力与东方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汴梁、临安人口超过一百万时，同时期的欧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数千人，规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过数万人口而已。不过到了11世纪，欧洲却发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社会变革。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因而有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权利，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就在比萨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自由学者聚集在这里，研究古老的罗马法典和医学。到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发生在王安石年代的这两个事件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业，自由的大学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业和思想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两块奠基石。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遥遥领先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创新上却开始落后了，相反，王安石的变法更空前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城市与学校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设好现代政治文明，城市与大学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11世纪至12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时期，是“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向西摆动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解读“王安石变法”，当有新的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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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碧贵园    时间: 2017-2-16 08:33
　　回头还来讲王安石这个人。
　　这个人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宋代，人们就不知道如何评价王安石。邓广铭在创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时便感慨道：“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连片段的甚至三言两语的引证也看不到。”也就是说，宋人对这个改变了帝国以及所有人命运的大人物“视而不见”。
　　这个人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读书很多，自诩读遍天下所有的书。他辩才无碍，讲起《周礼》，举朝无人比他更烂熟于心。他把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整得很惨，可是没有人敢说自己的才华比他高。
　　他还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很懂财经之道，当官不靠后台，科举出身，从县一级干起，当过知县、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对所有的行政关节非常熟悉，谁都骗不了他。
　　他不修边幅，不通人情。宋朝是士大夫之国，大家都穿得很体面，彬彬有礼，偏偏这个王安石不洗头、不剃须，每天身上很臭地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帮结派，独来独往，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更要命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坏官必会犯这两条，可是王安石一条都不沾。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他还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绝无仅有。他当然不通敌、不卖国，是一个视国家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者。
　　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恳恳、日以继夜地把国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评价他？
　　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也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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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新手1    时间: 2017-2-16 08:34
　　王安石搞的这场变法气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他的第一项改革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在中央六部中，经济权力集中于户部，户部有三司，户部司管财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盐铁司管国有专营事业。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权力集中起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相当于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20世纪80年代搞改革开放，有过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沿用这一思路。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余条，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
　　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这个法令推行后，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一改实行多年的“买扑”、“钞引”等通商制度，朝廷专设发运使一职，财政拨划专项采购周转资金，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这三大政策，前两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复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具体来说，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现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道，自从实行了市易法之后，商人们都不肯到汴梁来做生意，大家绕开都城而行，因为只要一进城门，货物就可能被全数押送到市易司。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有一次，他对王安石说：“市易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实在太琐碎了，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王安石说：“制定法律的关键是，是否有害于人民，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种种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变法之后，“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
　　王安石还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不过他比商鞅好一些，后者杀人杀得河流变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对变法的人全部赶出京城。司马光就被赶到了洛阳，他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写了一本《资治通鉴》。当时舆论很开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马光写书写累了，就写公开信《与王介甫书》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后，马上写《答司马谏议书》，如礼回送。当时朝中执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这五个人叫做“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余四个人都没啥用。王安石还亲自拟定科举考题，把变法思想掺进去，最夸张的是，他还把自己的像搬进孔庙，给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种种可见，王安石实在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集权主义者。变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尽废新法，重新启用司马光。
　　司马先生回来后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个叫李公择的人当户部尚书，李公择是研究小学的，对财政知识一窍不通，这好比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找了个教授来当财政部长，于是朝野哗然。司马光解释说：“我就是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告诉大家，中央的政策变化了。”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儒家在经济治理上是多么无能，经典儒家从孔孟以来，在理财上一直找不到办法，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仁义治国”。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提不出新颖的建设性方案，这就是中国历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冲突点：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经济思想体系上却无法匹配。
　　哲宗登基一年后，王安石就郁郁而终了，四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反对变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经济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启用以蔡卞、蔡京为首的王党。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在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在这个意义上，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大清官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他的后继者就会把这种贪婪和集权推向极致，并必然地产生异化，这是一条“惯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极端化的事，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使之成为少数利益群体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就这样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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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西毒2009    时间: 2017-2-16 08:35
　　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所以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现了。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第二个是土地兼并，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捉襟见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时20岁，很年轻。中国历代搞激进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轻人，比如秦孝公、汉武帝、唐德宗、宋神宗，还有之后的清光绪帝。年轻人血气方刚，敢于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权重，暮气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尝诛杀大臣”，故而骄纵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个另类、有勇气、愿意担当、敢于打破所有陋习的人，破坏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这样的人选，他常年在地方工作，个性骄傲，胆子很大，他对宋神宗讲过一句胆大包天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与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颇可以前后呼应。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开始变法了。当时，在中央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辩论，具体的地点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中国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可是关于这一制度的利弊、国家到底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制度性的思辨，在决策层面却很少进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过一场盐铁会议，桑弘羊与众贤良脸红耳赤地大辩论过一次，一千多年后，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辩论将发生在遥远的1945年。也就是说，“千年辩一回”。
　　历史上把这次辩论称为“延和殿廷辩”，争论的双方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两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辩题是：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是国家却很弱，在朝廷，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在民间，贫富差距那么大，土地兼并很严重，怎么办。
　　两个人的办法，简而言之，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
　　王安石认为，中央一定要把经济权力收起来，学习商鞅，学习汉武帝，学习刘晏，进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司马光认为，要治理国家其实很简单，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然后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天下就会太平，这是经典儒家的观点。两个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开交。王安石嘲笑司马光等人不懂为国理财。司马光说：“我不认为把天下的财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里是件好事情，你的这种办法是要祸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说：“不会啊，我这个办法叫作‘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听到这里当场就跟他翻脸，他说：“这话是桑弘羊讲的，桑弘羊就拿了这句话去欺骗汉武帝，所以导致武帝晚期盗贼并起，被迫下《罪己诏》，国家差点灭亡。”在司马光看来，天下财富是有一个定量的，不在民间就在政府，两者存在内在的争利关系。他的这个观察，在经济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实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在1068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之辩止于此，没有再深入下去，其实由此展开去，可以对中国的国有经济制度和财政模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辩论。
　　年轻的宋神宗夹在两个大思想家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王安石讲得很在理，一会儿又认为司马光是对的。不过，六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实施大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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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自慰。    时间: 2017-2-16 08:36
　　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赵匡胤。他最重要的谋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就靠经商大发其财，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广设邸店，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状，赵匡胤总是一笑置之。对于官员经商，赵匡胤放得最宽的竟然是带军的将领，史书上说，宋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靠经商来发财。到南宋，那些带兵的将帅打仗不行，其经商规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却超越前代。名将张俊私营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及经营田地成一时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达六十四万斛。另外一位名将刘光世更善理财，曾经动用八千士兵从事自己的贩运事业，还非常得意地自诩为“当代陶朱公”。
　　全汉升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他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据胡寄窗的考据，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历代进行了不同模式的试验。管仲的专营方案是控制资源（盐田和山林），允许民众生产，然后三七分利；桑弘羊则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刘晏的做法是国家控制资源，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到了宋代，则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从字面上看，“买”即为买卖，“扑”即为竞争。政府拿出一块资源，向民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之。招标办法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实封投状法”，也就是现在的暗标制。
　　“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它是对刘晏盐政的进一步完善，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进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姜锡东曾评价道：钞引制度之下的盐商很不自由，“宋朝官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发、运输、销售诸环节”，从而使盐商的赢利活动和赢利比率大受限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贵经济模式。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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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0762zxl    时间: 2017-2-16 08:37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权在经济制度上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赵匡胤甚至是一个宽松到了没有原则的人。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宋代的大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有宋一代能够长达三百年，跟它的温和执政大有干系，对内平和，对外也平和。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赢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经济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几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几个人，要么是贪官，要么寥寥纪录，要么有名无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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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13qqoli    时间: 2017-2-16 08:38
　　宋政权能长过唐，绵延三百年，与治国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关，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杯酒释兵权”。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决了世族门阀问题，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宋赵匡胤将这个难题从制度上刨除了。
　　赵匡胤的办法就是收缴军权，他借着一场酒席把兵权统统收缴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镇”改为中央养兵。在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制度安排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历代政权一直在探索权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县制度解决了人事权，中国就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一个中央集权时代。但是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失过，唐朝最严重的是“安史之乱”，此乱之后，中央就一直对割据无能为力。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赵匡胤终于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此后，地方藩镇从此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没有发生过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发生过，清朝只在康熙年间有过吴三桂事件，但其发生不是出于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说，从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后，将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发生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个制度从此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1860年之后，藩镇势力再起，则与镇压太平天国有关，八旗、绿营等中央军乏力，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迅速壮大，并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钱，中央的麻烦就又来了。
　　然而，兵权收上来之后，旁生出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央从此要养兵。宋朝养兵140万，是历代养兵最多的（清朝养了80万兵，其中八旗20万，绿营60万）。这140万兵，有80万禁军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附近，《水浒传》里有一个“豹子头”林冲，他上梁山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这80万是个实数，不是虚数。在北方边境有60万厢军。这140万个精壮汉子，加上马匹粮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财政给吃了个大半。所以，朱熹就说：“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国，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一直是治国者最头痛的事情，是为“兵政之患”。在当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严重了，可是公务员却越来越多，于是就有了“吏政之患”，这些都是大一统制度与生俱来的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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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山里人哦    时间: 2017-2-16 08:38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这个朝代有300年长，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后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对它的评价十分两极化，有的人认为这个朝代是最没有用的朝代，打仗从来打不过人家，天天偏安在那里苟安残喘，在制度建设上面也没什么成就。钱穆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不过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评价，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宋代是为巅峰时期。王国维的说法也跟他差不多。
　　李约瑟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蒂熟于宋。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出现在宋代，最早的期货贸易出现在宋代，纸币的发行也出现在宋代。宋代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钢铁产量。宋真宗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一个亿，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内需为主的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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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ing__com    时间: 2017-2-16 08:39
　　撸主写得8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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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13qqoli    时间: 2017-2-16 08:39
　　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力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其一，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其二，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长诗《估客乐》中描述富商大贾们竭力经营官场：“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其三，购买土地。与汉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三十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不平衡。
　　其四，放高利贷。从唐太宗搞“公廨钱”之后，政府参与高利贷活动，私营高利贷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晚唐之后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饥贫”。
　　其五，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账：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绢贬值了一倍，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
　　从刘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当然是负面的。若我们放眼于整部经济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间资本的这五条出路几乎是高压下的民间资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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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ingfengaabb    时间: 2017-2-16 08:40
　　公元755年，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一手终结盛唐，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不足之处——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叛乱被平息后，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想出来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仿效汉武帝的“算缗令”，向富商征收财产税。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
　　专营的制度发生过改变。初期，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政府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十倍，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民众饿死的现象。后来，主管全国财政的刘晏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十三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和食盐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与之前的政策相比，刘晏的盐法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长了十五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重的时期之一。
　　刘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财大师，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的价格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据《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对刘晏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之后，中央政府试图“削藩”。公元781年，年壮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从此，地方割据之势再无改观，中央对盐、铁、酒等资源的专营权被迫让渡于地方，人财物三权尽失。据《新唐书·地理志》中的统计，中晚唐时期全国共分15道，计316州，唐皇室能够实际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
　　当政治集权丧失之后，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靠卖官和地方诸侯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个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也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
　　所谓“向地方诸侯索贿”，就是“羡余制度”。“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的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三进献给皇帝个人，美其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
　　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能够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十多年里冒出来十多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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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盛雨飘香    时间: 2017-2-16 08:41
　　钱穆尝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此论只合适明清，从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巨型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欧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则与工业革命有关。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一直处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中。根据赵冈的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15.9%，西汉时为17.5%，唐时为20.8%，这一数据已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相当。中华早期文明的发达与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有关。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西汉时，首都长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万）。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唐玄宗曾特别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从这些规定中可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长期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交易的最好场所。
　　首都长安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军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沟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东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大多住在西市，几乎垄断了珠宝行业，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除了长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50万。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长江中游则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益州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
　　盛唐气象就是这样被营造出来的。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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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reezeqq888    时间: 2017-2-16 08:43
　　从公元618年开国到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衍续百余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与争议。
　　《新唐书》记载一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书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武则天采纳其意，打消了课征的念头。
　　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白寿彝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宣武帝时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518—520年）又归国有，“其后，更罢更立”，数次反复。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衍续隋制，达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夺富济贫”，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于是设立机构，“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十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无须巡检”，再度放还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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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如棋人生    时间: 2017-2-16 08:43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桢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不管怎样，唐太宗想出的“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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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和你看未来    时间: 2017-2-16 08:44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它们完全地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世界时间”之中，还是置身事外，是与“世界时间”同步前行，还是被远远地抛弃在外面。
　　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直至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并称为G2，“世界时间”重新回来。
　　在千年鼎盛时期，唐朝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个阶段。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29年后，李渊代隋，创建唐朝。后人好以一字定义历朝，譬如暴秦、强汉、弱宋，唐朝是唯一被冠之以“盛”的。唐朝前后290余年，治国者在军政及经济政策上的创新颇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处。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的最大贡献是推行科举制。
　　科举始创于隋，奠型于唐。政府通过定期考试来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字数在90万字左右。这种定期考试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早在唐代，就有人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赵嘏曾赋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社会精英中的第三个集团——商人阶层，则仍然被排斥在外。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军士穿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穿黑色的。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困扰着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莫不与此有关。直到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的打击可谓不留情面。有一次，礼部修编《氏族志》，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道：“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正是在制度和公众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自此完成了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所谓的“富贵不过三代”，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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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ol1989    时间: 2017-2-16 08:45
　　公元184年，河北爆发黄巾军起义，继而引发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乱”，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三国、魏晋南北朝。
　　这数百年间，出现了两大极致景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20世纪初的民国初期，其共同的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丧失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宗教家。
　　与思想解放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惊人大倒退。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西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顿丘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以洛阳为例，三百多年间六兴六毁，繁荣转眼成空，与洛阳齐名的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
　　更为惊心的是人口的锐减。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的国民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这是两个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诉求，最终却在明清两朝得以“完美”实现。
　　东晋文人陶渊明曾写《桃花源记》，讲一个武陵渔民误入桃花源，此地与外世完全隔绝，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居民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渔民告知外部世界发生的战乱，“皆叹惋”。这篇散文写得十分优美，被列入后代的每一种教科书中，几乎人人读过，并以之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不过，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诠释，结论却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个没有工商产业的农耕社会，物质条件非常贫瘠，而且，与外界没有任何的交通、资讯以及商品流通往来，因而，经济和文化发展彻底停滞。陶渊明没有记载桃花源中是否有盐井，如果没有，则必须求诸外世，否则从生活饮食上无法解释。因此，对桃花源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若国民经济退回到桃花源的状态，则无疑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反动，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放弃。
　　然而，对桃花源式的、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向往，在魏晋时期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并影响深远。比陶渊明晚一百多年的北朝儒生颜之推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也就是说：“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自己栽种庄稼以收获食物，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用品，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自宋明之后，《颜氏家训》成为很多家族家训的蓝本。若从国史而论，从道家《道德经》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到儒家孔孟对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朱元璋对男耕女织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泽东的“免费吃饭”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见小农经济在国民中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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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aol1989    时间: 2017-2-16 08:47
　　王莽被杀后，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刘秀是南阳的远裔刘姓宗族，他这一脉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势力，跟随刘秀创建东汉政权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豪强世族，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堡，拥兵自重。
　　刘秀披上帝袍之后，马上转换角色，仍然要削弱世族势力。政策的动刀之处，还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东汉政权延续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资治通鉴》中多处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农”等，刘秀也数次下诏释放奴婢，可是成效却非常微小。到了公元39年，在执政十五年之后，刘秀终于痛下决心，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严格检核垦田顷亩和清查户田，以彻底杜绝兼并之势。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刘秀为了杀一儆百，处死带头闹事的大司徒欧阳歙，其弟子千余人集体上书求情，刘秀不准。为了对抗，各地豪强纷纷武装暴乱，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始终不能彻底根除。到了后来，刘秀一声叹息，只好与之妥协，他留下了八个字，曰“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财阀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必永无宁日。东汉初建，豪强除而不尽，光武帝就学不成汉武帝了。
　　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史家唐长孺认为：“州郡僚佐中所谓大吏右职照例由本地大姓垄断。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数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带有世袭性。……我们认为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世族经济。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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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淘淘居格子店    时间: 2017-2-16 0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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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396214689    时间: 2017-2-16 08:48
　　再顶楼主，楼主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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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熙熙公主    时间: 2017-2-16 08:49
　　“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王莽效法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交易丞、钱府丞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账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七年四次的币制变动让金融秩序大乱，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史载，“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土地国有化引起中产以上利益集团的集体反抗。早在西汉时期，土地就成了财富的主要承载形式，具有“类货币”的性质，王莽在缺乏任何民意基础的前提下贸然推行王田，自然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在执行层面上，行政官吏的懈怠及不配合也是造成改革凝滞的重要原因。王莽是一个特别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执政的十多年里竟然换了八任大司马。
　　因此，王莽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得不到无产者支持，而中央又没有增加收入，可谓疲劳天下，一无所得。改革进行到第十四个年头，已经无法寸进，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诏书，废止即位以来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为，第二年的10月，叛军攻进长安城，王莽逃至未央宫的渐台，被人砍下了脑袋。
　　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很可惜的是，他的真实面目一直被“篡汉者”的形象所遮掩，而从未被认真地讨论过。胡适、柏杨为他翻案，也都是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其善良或者说天真的改革动机，却没有回答失败的原因。
　　如果我们将王莽变法与之前的汉武帝变法相对比，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技术性差异——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权。武帝启动改革之时，“七国之乱”已然平息，削藩取得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可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取汉而代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
　　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任何集权式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权益。汉武帝变法建立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厚实基础之上，长期的休养生息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而且财富藏于民间商人之家，易于剥夺。王莽则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西汉末期财经疲弱，天灾不断，而且，庞大财富握于官商一体的世族集团之手，收刮的难度自然大增。
　　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的关系上，刘彻是一代雄主，心狠无情，手段霹雳，他在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宠，过之则弃，绝无拖沓。而他与桑弘羊的合作关系长达四十余年，如同一对政治伙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换将帅，没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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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没有氧的日子    时间: 2017-2-16 08:50
　　好文！

　　不过关于秦国的部分用到的史料太陈旧了，过去关于因为允许土地自由流动而提高生产力，是为了适应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应安排的，出了一句秦王嬴政的“令天下自实其田”和董仲舒的一小段关于土地兼并的论述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应出土地商品化证据。相反证明土地买卖被严格控制的却证据却非常多，包括最新版的中国官方历史都承认，秦国土地似乎是以国有授田制为主。
　　从出土的秦简上看，没有任何关于土地买卖之类的商务法规，相反关于农业被严格的国家控制的证据却非常多，基本上可以看出，秦国是严格的授田制的国家。而且秦国的农业都是在叫“蔷夫”的基层官员的管理下，政府提供种子、耕牛，它的耕种期，播种量都有固定的标准，农民用坏的铁器可以在官府免费换新的，所以它可以看作是一种严格的计划经济。

　　用现在的通俗观念，战胜的一方必定是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一方，但是从微观上看，却未必如此，比如二战时德国纳粹高层就非常羡慕苏联的经济体制在战时的爆发力，秦国之胜我认为可能会包括一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它的落后，没有过多的复杂的社会成分，所以可以用国家计划经济进行管理，而太复杂的经济体，法家的哪套东西恐怕就玩不转，比如东郡这个地方，秦国从魏国抢过来之后，治理了几百年，但是总是叛乱通敌；而南郡是当年楚国的核心地段，但是秦国却治理的很好，秦国的制度适合那种地广人稀，社会成分简单的地方，比如关中、北地、巴蜀和南郡。而计划经济的好处是，战时的动员能力和动员速度的非常强。

　　第二就是秦国和六国相比，它的土地资源更丰富。农业史学家统计了秦法规定的春耕播种数量，发现这个播种量大的吓人，也就是秦国的农业非常粗旷，它不是一种精细农业。按照秦法规定，囚徒在春耕秋收季节各有二十天回家参与农业，有军功者每一级多赐给一亩地（不是现在的单位，非常大的一亩），可以“乞庶子”，也就是要求政府指定一名没有军功的人为他服务，每月6天时间，我们大体可以估计这个庶子主要工作是帮助有爵位的从事农业，这样我们就可以估算出一个秦国农民在一年内的在田间的工作时间——春耕秋收40天，其余每月田间管理6天，总共不超过一百天。而在战国晚期，三晋和齐地区就已经开始轮作制，两年三熟，大量使用粪肥，在陇间种子豆类作为以加强地力，所以东方列国是一种精细农业，人力密集型，而秦国是资源密集型，它比东方列国也节约在那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人。
　　在当时有限的人力既要打仗，又要修城墙工事，还要开凿河渠灌溉荒地，几乎把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都用到了极限，所以秦国之胜第二条就是通过大量投入土地资源，达到节约人力的目的，所以秦国的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军事训练，和参加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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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灿烂    时间: 2017-2-16 08:51
　　王莽变法自称是“奉古改制”——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不过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标其实就是“汉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便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涉谣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一井为九百亩）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王莽却付诸实施。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禁止买卖奴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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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是苹苹苹是我    时间: 2017-2-16 08:51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之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然而，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是世族经济。
　　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世族庄园的四周则建有自卫的“坞堡”，拥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的“佳话”，世族门阀不可一世。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这本身就是一起外戚夺权事件，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王家曾五人同日封侯。在猎取了政权后，王莽试图一举改变世族失控的现状，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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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灿烂    时间: 2017-2-16 08:53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财经大臣，他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据称心算天下第一，他十三岁就入宫充当“侍中”，此后六十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财经功臣。汉武帝对臣下猜忌无度，生杀予夺，曾在十年间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诛杀两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财政后再无更替，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在后世，桑弘羊与商鞅、王安石一样，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武帝在世时，就有儒生对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书献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这场大辩论中，时年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作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武帝变法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为负面，唯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就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写道，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深谙工商之于富国的意义。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了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大辩论中，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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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nboy    时间: 2017-2-16 08:53
　　武帝变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著的。
　　自实体产业及流通被国家专控之后，“文景之治”所形成的民间经济大繁荣的格局被彻底扼杀，汉朝再难出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那种大商巨贾，商品经济从此趋于衰竭。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民众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而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在知识界，武帝的改革遇到了众多反对者，其中最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奠基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近似，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题论文。
　　从变法的长期执行效果看，到后期确乎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
　　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说，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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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身陈哥    时间: 2017-2-16 08:54
　　汉武帝的整体配套改革，始于公元前121年，终于他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7年，前后约三十四年。在国史上，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若是以业绩的持久性为衡量标准，汉朝创立者算得上是所有大一统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汤因比所提及的“汉朝创立者”为刘邦，而事实上，真正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持久延续的无疑是刘彻。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刘彻同时的另外一个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前102—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了“独裁者时代”。
　　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这也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半亿帝国”，他的集权变法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汉”之谓由此而生。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试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从史书的记载可见，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库为之一饱”，即其改革的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时间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经济集权政策都出台于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这些增收实施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之后，地方诸侯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与中央对抗的力量自然锐减，在经济上大大地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
　　在这次改革中，通过国营企业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也已然呈现。
　　以盐铁为例，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汉代盐铁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据当代史家陈直等人的研究，汉初从事冶铁业的人员起码在五万人以上，每处铁官则平均多达一千人，在官营之前，国内最大的私营铁器商的人员规模亦不过如此。时人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盐铁论》记载：“政府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在由政府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在经济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段论述规模化生产优势的文字。
　　因为有了规模化的经营，西汉的冶铁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推广，比如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西汉初年还没有普及，但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在当时的世界，汉人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最为高超的，远非周边少数民族可以相比，《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的铁制兵器比较落后。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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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gary    时间: 2017-2-16 08:55
　　如果说，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使得国家有力地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那么武帝推行的税收改革的法令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
　　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和张汤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两百文），即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
　　“算缗令”颁布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颁布的“告缗令”，其内容就是鼓励举报，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相当于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内部斗争”，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家园林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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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是苹苹苹是我    时间: 2017-2-16 08:56
　　如果说产业改革尚有先例可循，那么，武帝在流通领域展开的变革则完全是开天辟地的。其主要政策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根据汉律，郡国都必须向朝廷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在当时，这便是价值最高的交易物品。由于交通不便，这些贡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朝廷在大农丞之下设立均输令，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还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其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1949年之后，陈云等人在中国构筑的国营流通模式与此非常类似。
　　这一国营商业体系的建成，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史载，在一年时间里，两大中央粮库——太仓和甘泉仓就装满了粮食，连边疆的粮仓也有了余粮，通过均输所获得的盈余就有五百万匹帛（帛在汉代可以当作货币流通）。连司马迁也不得不给出了一个著名的评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老百姓没有多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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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河源牙科医院    时间: 2017-2-16 08:56
　　就产业改革而言，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几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被国营化。
　　汉初近百年，民间拥有铸造铜钱的权力，文景时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邓通，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两人因此巨富。汉武帝从登基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币制改革，在执政期间先后改了六次，到公元前119年，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从此杜绝了民间铸钱的陈俗。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废一切旧币，改铸五铢钱，这种小铜钱外圆内方，象征着天地乾坤，在下面用篆字铸出“五铢”二字，从而奠定了中国铜钱的孔方形式。五铢钱前后沿用了七百四十年，直到唐代才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铜币。中国历史上长期铜银并用，一直到晚清时，用于支付赋税或完成跨省的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大多由私人供应，使用量最大、用于地方小额零售交易的铜钱则由政府铸造。
　　在盐业专营上，汉武帝实行的是管仲当年用过的办法：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的铁锅——“牢盆”，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全国盐业管理机构达三十五处。盐业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是巨大的，据计算，当时每人每月平均食盐在三升（古制）左右，以全国人口五千万计，是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认为，武帝通过盐业专营获得的利益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自此，朝廷又出现了“用饶足”的景象。
　　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全国铁业管理机构计四十八处。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戴上六斤重的铁锁，并没收其器物。这一政策已有别于管仲，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在国史上，从秦汉至明清，国家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多采用的是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政策，直接进入制造环节，实行“采产销”全面管制的并不多，这是典型的一次，今日所谓的“中央企业”应脱胎于此。
　　另外一个被专营控制起来的产业是酿酒业。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长，其利润非常丰厚，《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如果一年酿酒一千瓮，其投资所得，相当于战国“千乘之家”或汉代“千户侯”的收入。公元前98年前后，政府实行酒专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高，每生产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两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从此以后，酒与盐铁并列称为“三榷”，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而对烟草、茶叶的国营垄断也成为专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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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o    时间: 2017-2-16 08:58
　　“七国之乱”平定后的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在外交政策上，武帝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到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盘人为桑弘羊。
　　在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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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如棋人生    时间: 2017-2-16 08:59
　　你若问：历代经济变革，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
　　我可以提供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之口。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
　　历史从未走出这副对联。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
　　若要找出一个可供印证的历史标本，从汉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变法，最为合适。
　　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前后七十年，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场繁荣的出现，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
　　之所以放权让利，并非统治者慈悲大发，而确实是无权可用，无利可图。
　　汉帝国初建时，天下已纷乱数百年，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于是，“放水养鱼”势在必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汉朝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指出：“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在放活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日渐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
　　文帝、景帝俱崇尚道家，其政策的核心便也是无为而治。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得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
　　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八位，前四个都是冶铁业者，其余则分别从事流通业、粮食业、种殖业和金融业。在国史上，支柱性产业被民间完全控制，仅汉初和民国初年两个时期。这些商人成为“豪强大家”，《史记·平准书》中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司马迁还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比，这就是素封。”
　　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气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第三，权贵与商人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格，在许多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因此，到了景帝后期，居于中央政府内的有识之士便提出“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权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贾谊在策论中担忧贫富不均、土地兼并，因商妇的服饰居然比皇后还要华贵而愤愤不平，在《治安策》中，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则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与贾谊同岁、职位更高的御史大夫（副丞相）晁错尤为激进，他上呈《削藩策》，主张削夺犯有过错的诸侯王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一些诸侯王的郡地，从而引发了由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
　　发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这场叛乱，最生动地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初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难以均衡，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从此，如何均衡两者，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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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坏小子    时间: 2017-2-16 08:59
　　看的不忍释手，好文，期待作者有更多好文奉献，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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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yhb    时间: 2017-2-16 09:00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与商鞅是同时代人。当商鞅在秦国大行变法之时，孟子正在东方各国游说，而商鞅被处死后，孟子还在齐国和梁国之间奔波，他很可能耳闻了商鞅的整个变法过程。比较两人的治国及经济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异。
　　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给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也就是说，他坚持恢复井田制，并拥护贵族世袭体制。孟子特别向往那种各守其职、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与滕文公的交谈中，他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税敛”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九分抽一的农业税。很显然，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以及废除世袭、实施军爵的政策与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相对于商鞅的严苛管制和强调中央集权，孟子则强调仁义治国，“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言。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对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统在西汉之后被尊为国家学说。
　　相对比，商鞅在后世的名声却非常之差，可以用“狼藉”来形容。在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宋代王安石推行变法，反对派、当世文豪苏轼上书宋神宗，以商鞅为前车之鉴，认为“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这都是典型的儒家视角。
　　然而，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台，是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
　　其时，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强国御敌成为了时代的唯一主题，儒家的抱残守缺以及怀柔学说不再适用，因此年轻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而商鞅的强国之道焕发出让人难以抵抗的魅力，于是，举国争说法家，国家干预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梁启超所言及的，图国家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个人的幸福则次之。倘若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其时的大政治家及知识分子，无论改良派或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梁、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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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宇    时间: 2017-2-16 09:01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中进行一番审视，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历史性意义。

　　郡县制度日后成为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

　　军爵制度让有野心的孔武之人有机会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部分地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

　　在全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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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你对商鞅变法的评价感到莫名其妙。

　　其他层面不说，商鞅的政策谈不上穷民，因为商鞅不变法，民就富了吗？当时处于新旧制度的交替，铁农具和牛耕出现以后，大量的奴隶生产根本提不高产量，平民只是少数，能提高产量，但无地可耕，却因此要承担更多的赋税，所以这根本不存在穷民政策，因为民本来就是穷的，甚至还有很多境遇悲惨的奴隶。

　　恰恰是商鞅看到了这么一个状况，废井田开阡陌，将公田变私田，不仅解决了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还增加了国家劳动力（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和自由身份生产的积极性是无法比的）和农民的积极性，这样自然就增加了国家的实力。
　　这种措施有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来讲无论与国与民都是进步的。

　　至于你说他好杀人，就纯属牵强附会了，论法，这实际是法家主张的律法和儒家主张的礼法之争，而非不准议政。
　　商鞅是杀过人，但绝非凭自己的喜好，而是凭律法，违法不问对错，依法执行，这就是所谓苛政，与其说是商鞅杀人不如说是秦王制定的法杀人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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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4    时间: 2017-2-16 09:01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中进行一番审视，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历史性意义。
　　郡县制度日后成为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
　　军爵制度让有野心的孔武之人有机会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部分地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商鞅采用的是“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他将文人、商人、有技艺的人统统视为“国害”。有一次，他在渭河边论法，一口气就杀了七百余人，导致“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不喜欢反对他的人，甚至也讨厌赞美他的人，在当初的朝堂大辩论中，他就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也就是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辩驳。司马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变法过半，一些先前反对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赞美变法，商鞅说，这些都是“乱化之民”，于是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城，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国事了。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合理体现。
　　在经济模式上，商鞅试验的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商鞅变法中所推行的众多制度，如郡县制、军爵制、“农战立国”战略，乃至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都不是由商鞅发明的，不过却光大于他，并进行了系统性的、长期而有效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汉娜·阿伦特在《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商鞅治理秦国正是一次古典的主义运动。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自古以来，如何解决分配问题，缓和贫富对立，是历代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均贫富”的观点。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他还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理想，他没有具体的办法。道家的老子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与儒家、道家不同，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唯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贤德与否，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上述几位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人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比如，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而商鞅则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充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这当然就是“反智”和“愚民”了。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然而却并非没有效尤者——他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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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tranger    时间: 2017-2-16 09:03
　　
　　国家层面，货币的意义并不大，特别是古代，国家强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口多，生活好。

　　人口怎么多？多种粮食。生活如何好？吃饱喝足。

　　所以，国家层面重农是必然，不重视农业，就养不活更多的人口，国家实力无法提高。

　　当农业兴盛到一个巅峰的时候，就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在农业兴盛的基础上，才会有富余的劳动力去从事手工业，和制造业甚至娱乐产业（你可以想象一下，粮食供应不上的情况下，普通人有经历去干其他的吗？）手工业等其他的服务业兴盛起来了，商业自然就会发达。

　　所以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农业发达带动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三个行业的发达带来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强大可以争夺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又促进农业的发达。。。。如此循环。

　　现在在来看春秋时期的第一霸齐国，管仲和齐桓公时，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主要种田工具为青铜器甚至骨器，这使得各国发展都遇到了瓶颈，于是从国家层面引导社会分工，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到了商鞅的时代，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继续发展农业，提高国家实力的时机，所以怎么去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摆在国家宏观层面的面前。

　　所以，废除奴隶制度下的旧生产关系，确立新的新生产关系就成了当时各诸侯国主要方向，其中，商鞅的改革找对了方向——将大量公田变为私田，承认私有并可以买卖，废除奴隶给予自由编制户籍并给予田地，鼓励种田多交粮食给国家，通时奖励交粮食布匹多的。

　　这就确立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种田并缴纳实物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封建制度，当然，西方的封建制度下，农民交给领主，而我们是交给国家，是有些许的不同，但随着社会发展，当土地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破产的农民就不得不租中大地主的土地缴纳两份税——一份给地主，一份给国家。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在农业得带领下，经济继续发展，军队实力强大，最终成就了统一大业。

　　所以，国家层面下，发展国家实力是宏观，管仲和商鞅是微观上的怎么做，农业是根本。

　　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物质财富，商业和钱根本无法立足。

　　管仲的时代和商鞅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方法不同，都提高了国家的实力，但这不是靠钱和商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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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同道中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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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t137587272    时间: 2017-2-16 09:04
　　国家层面，货币的意义并不大，特别是古代，国家强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口多，生活好。

　　人口怎么多？多种粮食。生活如何好？吃饱喝足。

　　所以，国家层面重农是必然，不重视农业，就养不活更多的人口，国家实力无法提高。

　　当农业兴盛到一个巅峰的时候，就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在农业兴盛的基础上，才会有富余的劳动力去从事手工业，和制造业甚至娱乐产业（你可以想象一下，粮食供应不上的情况下，普通人有经历去干其他的吗？）手工业等其他的服务业兴盛起来了，商业自然就会发达。

　　所以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农业发达带动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三个行业的发达带来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强大可以争夺更多的土地，更多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又促进农业的发达。。。。如此循环。

　　现在在来看春秋时期的第一霸齐国，管仲和齐桓公时，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主要种田工具为青铜器甚至骨器，这使得各国发展都遇到了瓶颈，于是从国家层面引导社会分工，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到了商鞅的时代，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大大提高，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继续发展农业，提高国家实力的时机，所以怎么去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摆在国家宏观层面的面前。

　　所以，废除奴隶制度下的旧生产关系，确立新的新生产关系就成了当时各诸侯国主要方向，其中，商鞅的改革找对了方向——将大量公田变为私田，承认私有并可以买卖，废除奴隶给予自由编制户籍并给予田地，鼓励种田多交粮食给国家，通时奖励交粮食布匹多的。

　　这就确立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种田并缴纳实物税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封建制度，当然，西方的封建制度下，农民交给领主，而我们是交给国家，是有些许的不同，但随着社会发展，当土地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破产的农民就不得不租中大地主的土地缴纳两份税——一份给地主，一份给国家。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在农业得带领下，经济继续发展，军队实力强大，最终成就了统一大业。

　　所以，国家层面下，发展国家实力是宏观，管仲和商鞅是微观上的怎么做，农业是根本。

　　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物质财富，商业和钱根本无法立足。

　　管仲的时代和商鞅的时代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方法不同，都提高了国家的实力，但这不是靠钱和商业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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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身陈哥    时间: 2017-2-16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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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的水平，果断从事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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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细强    时间: 2017-2-16 09:06
　　恐怖专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变法启动到第十个年头，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全国民众个个都是农民，人人皆为战士，上阵奋勇杀敌，得胜封爵赏田。国家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将那里的人民也都改造成秦民，继续种地、杀敌，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是效率极高、效益惊人的正循环。夏商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模式，秦因此被列国惊呼为“虎狼之国”。
　　在将全国的战争机制都发动起来之后，商鞅开始实施第三轮变法，目的是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其重要政策，就是统一度量衡和实行郡县制度。
　　当时各国割据，从衡器到货币都极其混乱，即便在一国之内，也是标准不一。齐国称霸时，管仲就多次会盟诸侯，统一各国税率和称重尺度。商鞅当然不与诸国商量，他直接规定之。他提出“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指计算容积的衡器，权衡指计算重量的衡器，丈尺指计算长度的衡器。也就是说，他统一了全国的容积、重量、长度的度量标准。
　　而确立并推广郡县制度的影响尤为深远。
　　西周建立之时，分封诸侯，一共有上千个国家，几乎一个城池为一国。春秋初期，诸侯兼并剧烈，剩下160多国，到了战国年代，天下滔滔，只余十多个国家。国君出于统治及征战的需要，纷纷加强中央集权，兼并进来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而是建立新的地方治理制度。春秋后期，县制开始推行，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直接任免，他们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一批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官僚。
　　商鞅完善并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他把小乡、邑合聚为县，设立县令、县丞、县尉等职务，组成县署，后来每征伐下一块土地，就增设一县。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和县令都由君王直接任免，不得世袭，各地方长官于每年秋冬向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朝廷据此对其进行考核，奖功罚过。
　　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当代史学家唐德刚从国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在推行变法22年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驾崩，商鞅随后被秦惠公处以车裂的极刑，并诛灭全家。司马迁说“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可是又承认“后世遵其法”。秦惠公车裂了商鞅并灭其全家，但并没有株连到其他大臣，商鞅制定的主要法规被全数继承下来。有人算了一下，从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前后凡141年，秦人共发动战争108次，天下果然是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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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huikop    时间: 2017-2-16 09:07
　　许多伟大的独裁者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有坚定的治国理念，并深信可以造福于他的人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或伤害亲人，甚至他们自己。在技术上，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行事，通过裹挟基层民众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和既有财富集团进行攻击，以达到利益重构和集权的终极目的。商鞅变法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变成一个大农场之后，商鞅推行了著名的军爵制度。
　　自夏商周以降，中国进入封建制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已隐然崛起，几乎成为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史载的诸多名将、儒士均为贫寒之士。当代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春秋时期的名士进行过统计，在初期，非贵族出身的寒微之士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而到末期已占到百分之四十四，如苏秦、张仪等人都是“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到了战国，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比商鞅早二十年左右，吴起在楚国进行改革，就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王室子孙的爵禄继承只能延续三代，然后就要把封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吴起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终被射杀。二十年后，商鞅再提此议，并且做得更为彻底。
　　军爵制度的具体政策有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商鞅设计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都以杀敌多少来封赐。
　　这一军爵制度可谓开天辟地，它彻底抹杀了贵族与贱民的界限，人人可以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这是一种极端务实的、反智的、唯“生产力至上”的功利主义。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国家目标”。凡是与这一国策冲突的、相违背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甚至不能“以功抵过”。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以国史论之，军爵制度打开让孔武之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出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个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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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海凰    时间: 2017-2-16 09:07
　　
　　zhuan

　　汉朝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臣是桑弘羊，他是商贾出身，在后来《盐铁会议上》，曾经有别人质问他，你们和匈奴打仗也就罢了，怎么还和匈奴做生意，让匈奴得到了他没有的货物，这不是资敌吗？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桑弘羊如何解释的呢？ 他说

　　没错，我们是和匈奴做生意，但是你们要知道，价格我们说了算，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工业品（丝绸、食品、工具）换取马匹、皮毛等等， 固然，匈奴人也能赚钱，但我们会赚得更多，匈奴越是和我们做生意，这种差距就会越大，越能拉开两边的实力差距。。。

　　这是什么

　　这就是现代经济学里面的定价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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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两汉的时候会专门说到这个盐铁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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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蝴蝶为花碎    时间: 2017-2-16 09:08
　　zhuan
　　汉朝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臣是桑弘羊，他是商贾出身，在后来《盐铁会议上》，曾经有别人质问他，你们和匈奴打仗也就罢了，怎么还和匈奴做生意，让匈奴得到了他没有的货物，这不是资敌吗？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桑弘羊如何解释的呢？ 他说

　　没错，我们是和匈奴做生意，但是你们要知道，价格我们说了算，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工业品（丝绸、食品、工具）换取马匹、皮毛等等， 固然，匈奴人也能赚钱，但我们会赚得更多，匈奴越是和我们做生意，这种差距就会越大，越能拉开两边的实力差距。。。

　　这是什么

　　这就是现代经济学里面的定价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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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hjf44    时间: 2017-2-16 09:09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荀子期盼“法后王而一制度”，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蓝色”的、开放的，一个是“黑色”的、封闭的。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霸道”。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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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似鱼非羊    时间: 2017-2-16 09:10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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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121488122    时间: 2017-2-16 09:11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止战”——防止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后世思想家提出过很多“止战”的主张，如墨家、道家提倡“以农止战”，法家是“以战止战”，儒家是“以仁义止战”，明清两朝是“以闭关锁国止战”，及至晚清时，魏源、郑观应提出“兵战商战”之论，凡此种种都不同于管仲的“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在诸国中，齐国是食盐、冶铁以及丝绸的输出国，是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是粮食产销最稳定的国家。管仲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产阶级的胜利。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
　　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每次会盟，除了炫耀国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齐国会盟诸侯，达成关税协定，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第二年，齐国再度会盟诸侯，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斤两称数。管仲的这些做法，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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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eng3965    时间: 2017-2-16 09:13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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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420855200    时间: 2017-2-16 09:13
　　希望楼主继续下去。最希望看到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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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zhirong    时间: 2017-2-16 09:16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
　　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进而控制了价格，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令宣布，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敢于擅自开采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
　　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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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似鱼非羊    时间: 2017-2-16 09:16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实行仁政，“什税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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