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手之家

标题: 佚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 [打印本页]

作者: sowin017 时间: 2017-2-21 07:44
标题: 佚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大妈、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 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要跟着闹GM，连命都不要，非得埋葬这个旧社会不可？莫非是集体中邪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要大家“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大妈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XX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事，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总之，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真理！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长期宣扬，“西藏DL的正义性”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不可抵触的雷区。正如在中国大陆绝对不可以发表言论支持DA 赖一样，在西方世界也是绝对不能否认，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妓，也是幸福！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了，不能一概而论。

作者: 临江小飞 时间: 2017-2-21 07:46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MAO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龟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
　　-----------------------------
　　生存空间的物化主要是能量块（财富）物化，楼主说的“——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确实如此，因为一切都基于生存。

作者: 一人不宜裸奔 时间: 2017-2-21 07:48
　　拜读。

作者: 新手1 时间: 2017-2-21 07:49
　　好翔实??????

作者: 正午阳光 时间: 2017-2-21 07:50
　　我不相信民国会好，民国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何被日本第二次侵华。死了五千万同胞。
　　敢情日本人都是侵华大学毕业的吗？？？！！！

作者: ping__com 时间: 2017-2-21 07:51
　　理科是基础学科，想赚钱想发展没工厂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只要生产力而忽视人文教育，也是行不通的，文科是上层建筑，缺失与否关系到这个国家在他国眼中，贵族还是土豪，就国内而言，缺失的人文教育将导致利益本位的情况出现，简单点就是人才流失、道德败坏和极端的两极分化，后者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这也是我国现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7:52
　　只不过大特务谷正文回忆录披露，他奉蒋公之命，为好同志——白崇禧开了一副药！服下后的第二天，“小诸葛”就一命呜呼了！
　　

作者: 如棋人生 时间: 2017-2-21 07:53
　　军阀不要紧，只要归顺委员长，都是党国忠良。白崇禧原来口口声声骂做桂系军阀，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逃到美国，而是逃到台湾，就是好同志，不再提他曾经是逼迫蒋公下野的军阀。还有阎锡山，在台湾照做高官，谁说他是军阀，老蒋小蒋一起急！

作者: xio 时间: 2017-2-21 07:55
　　追求真善美。

作者: ihjf44 时间: 2017-2-21 07:55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77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不容否认，但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了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作为“四川人”的“代言人”，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如今，流沙河的诗《理想》已经成为人教版课标教材七年级（上）中的一篇“新课文”，他对当代青少年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聪”的著史笔法，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音”的论史口径，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场？还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或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探踪”方向。
　　二○○七年四月十日稿

作者: 文哥 时间: 2017-2-21 07:56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抗战8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8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作者: 电蚊拍 时间: 2017-2-21 07:57
　　据史料，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 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 417万人－32万人
　　=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 422万人－252万人
　　=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作者: ihjf44 时间: 2017-2-21 07:58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作者: 13435353534 时间: 2017-2-21 07:59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0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作者: 丛林老狼 时间: 2017-2-21 08:00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10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高戈里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以及流沙河父亲在金堂县兵役机构的同僚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作者: 神逸茗茶 时间: 2017-2-21 08:01
　　清末的悲歌：
　　每次中国受到敌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思复仇，只求和平稳定，岂知敌人就是欺你不勇武，退缩忍让，才能次次敲诈得逞，清朝甚至出现仗打胜了还要割地赔款的空前绝后的羞耻，因为打胜仗要靠上下戮力同心，官员腐败能让部队戮力同心么？被逼得家破人亡到部队来混饭的兵能有战斗力吗？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壤战役，清军丢弃大炮48尊，步枪10000余支；鸭绿江江防之战，丢失大炮78尊，枪4400支；大连湾、旅顺口失陷，日军缴获大炮270多尊，枪600支。以上数处清军遗弃的炮弹达数百万发，子弹达4000万发以上。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日军仅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两相比较，怎不令人触目惊心！战胜敌人要吃苦，要坚忍，要奋发，那些腐败官员能做到吗？从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那些奢侈浪费的人能跟士兵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吗？当权的清朝皇帝逃跑到承德还要先带上歌舞戏子，皇太后过生日要挪用海军军费（甲午战争的战场关键吉野本来是给中国造的，中国的钱都被挥霍了，中饱私囊了，而日本全国包括倭魁节衣缩食买“吉野”给了清朝有力一击）。如此上行下效，如何能对外强硬？满清的子弟为了不让他出门惹是非，竟然从小就喂鸦片，又怎么能强硬？一到敌人来侵犯，当权者总是先想到给钱给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中华物力可有一丝一毫是当权者的血汗，没有，他们拿着人民的血汗讨好洋人从来不会难为情，从来不会心痛，所以满清不亡，是无天理！
　　因为腐败，所以才求苟安，才割让赔款以求苟延残喘；泱泱大国，就是如此一步步走向衰亡！
　　民国的绥靖政策：
　　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就是在一步步扩张之中，逐步的壮大起来，日本的一步步壮大，其实抢掠的都是中国的民脂民膏，占领的都是中国的领土领海；比如庚子赔款，绝大多数国家都换方式返还了中国，比如建教堂，学校，培训留学生等等，唯有日本，把庚子赔款大部用于发展教育和军事扩张，并把扩张目标定在了腐败软弱而又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却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了，我们的山东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我们的山东要与日本共同开发，中国人能同意吗？
　　日本在五四运动中就是汉奸政府镇压学生的幕后黑手，可是我们对日妥协退让的结果是什么？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五四后还有人讲中日友好，于是有了1925年发生日资纱厂中的的五卅惨案；
　　五卅其后还有人讲中日友好于是1928年5.3发生五三惨案，山东日本人不是和我们共同开发吗？怎么还有军队呢？五三济南惨案可不是学生工人被害了，是蒋介石的外交官和其一个使团全部被杀，仅有一人重伤未死，蒋介石这个日本海归还想不想中日友好呢？
　　五卅后的继续忍让，于是有了1931年的9.18，东北，中国的1/6的土地，近一半的工业，70%的飞机，……。都被日本一夜之间夺走了，富饶的东北呀，我同学在黑龙江当黄金武警，说黑龙江金子镶边，黑龙江边有水的地方就有金窝子……眼泪呀！

作者: yueliang663 时间: 2017-2-21 08:02
　　每每读起抗战历史，我们都油然而生“神州命系一忽丝”的惊悚，良心和责任感驱使我们来深刻研读这段历史，不能再让中华民族面临这耻辱羞愤的最后关头。

作者: 犬犬 时间: 2017-2-21 08:03
　　萨苏　　

　　在抗战中，八路军因为资金短缺等条件的匮乏，常常制造一些“土地雷”，对敌人的杀伤力并不强。但在日军史料中，却有一辆坦克被“土地雷”炸得车毁人亡的记载。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这肯定不是。因为制造反坦克地雷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是“土八路”的兵工厂造不起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雷”能炸翻日军坦克呢？　　日史料上所画的地雷

　　上世纪70年代生人，大体都看过电影《地雷战》。这是一部军教片，从资料性的角度看，有极高的价值。比如，其中日本工兵渡边偷地雷，结果反被化学雷炸飞，就取材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武工队的真实战斗。电影里所说的化学雷，是冀中根据地特制的一种硫酸地雷，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做法是在日军工兵可能经过的地方，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口子上放一片蜡纸，再倒上几滴硫酸，然后把盖子盖上，小心埋好。敌人将地雷挖出来，以日军工兵的技术一般都能破掉常规的引信，然后把地雷作为战利品放到自己的汽车上，到这时一切正常。然而，等车子一开动颠簸，硫酸就从蜡纸旁边流进雷里面，引起炸药爆炸，让坐汽车的日本兵改坐飞机。冀中武工队的这个绝招曾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法弄一个不响的回来研究），无奈规定对发现的地雷只能销毁不能带回。

　　这个条令是日军在1942年《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提出的。这本小册子里，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应该怎样应付八路军的地雷战。其中，有两张描述八路军地雷的参考图颇有价值。

　　第一张图“中国军流掷石地雷”。这就是《地雷战》中提到的石雷，又名“天女散花”，本来是地方游击队因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代用品。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风靡一时。

　　第二张图“中国军流跳跃地雷”。这就是所谓的跳雷。实际上是一个竹筒或者木桶，底部安装炸药，顶部放一颗手榴弹，中间用锯末填充，引爆炸药后就会将手榴弹弹出地面，在半空击发，使日军连卧倒都找不到死角。因为这两种地雷危险性特别大，日军特对其结构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减少“扫荡作战”中部队的伤亡。

　　从日军这两张图看来，八路军的地雷虽然简陋得很，但相当有效。不过，八路军地雷战的具体战绩在日军记录中不容易查到。原因是每次地雷战的战果都不会大，挨了地雷还要强行突破的事情在哪国军队中也不会多。这种战斗属于零敲碎打，自然战果难登大雅之堂。

　　土地雷炸翻了日坦克

　　然而，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日军资料表明，它的一支战车部队，曾经在山西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八路军用地雷把日军坦克炸得车毁人亡。炸坦克，可不是一般地雷可以胜任的，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

　　用地雷炸坦克，可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以“土八路”造的地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女散花，对坦克不过是挠痒痒。就算是“铁西瓜”，对顶盔贯甲的战车来说，也很难构成威胁。国际上通用的反坦克地雷，设计制造时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土八路”的兵工厂可造不起。

　　按照日军记载，这次战斗，发生在 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但没想到在天井关一带遭到八路军部队（查看中方战史为负责阻援的688团和南公八路军唐天际部）的多次阻击。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阻击一支日军装甲部队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但八路军巧妙地利用险要地形，反复攻击日军随同的步兵，使日军战车不得不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而停下来防止被切断。战斗中，走在队伍中间的一辆战车突然触雷。剧烈的爆炸将该车掀翻，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炮塔直接被抛落一边，车中人员阵亡。

　　曾经轧过多次八路军的土地雷，但都安然无恙的日军战车兵被这种威力巨大的地雷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前进，急忙调动工兵进行扫雷。由于阻击和地雷的影响，第八战车联队无法按期到达战场，被迫放弃了这次救援。从这次战役的照片看，这种地雷把日军战车底部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日军感叹正规的八路和民兵就是不一样啊，有着可怕的装备。“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的消息，就开始在华北日军中蔓延了。

　　那么，“土八路”真的有反坦克地雷吗？这东西的确可以称为反坦克地雷，不过，应该叫“八路式”反坦克地雷，世界其他国家还真没有装备这种武器的。这种“八路式”反坦克地雷，其实原理和上文提到的“跳雷”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把手榴弹换成了威力更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太原造山炮炮弹。

　　原来，日军进攻太原时，守将傅作义发现仓库中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为了避免其落入敌手，便和当时在太原的共产党方面联系，同意他们去搬自己需要的东西，其中就有一批晋造山炮的炮弹。

　　问题来了，八路光有炮弹没有炮啊！要是换一家军队，估计挖个坑埋了，这东西又不能用，还危险。但当时“土八路”舍不得，他们把这些山炮炮弹拆卸了，弄出炸药来再利用，弹壳则做其它用处。其中也有几颗炮弹，被改造成了土造反坦克地雷，以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日军战车。做法就是把“跳雷”里面的手榴弹去掉，换上一发山炮炮弹，装触发引信。一旦日军战车通过，就能起爆，将山炮炮弹弹出地面，撞击坦克底甲。从照片上看，这辆日军坦克，显然就是着了这种组合八路式反坦克地雷的道道。

　　陈赓再炸日坦克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发动了“百万大战”来报复。特别因为八路军陈赓部386旅几次让日军吃了大亏，于是扫荡的日本坦克上面特别刷了 “专打三八六旅”，要和陈赓单挑。

　　陈赓其人，黄埔三杰，性格活跃，怎是忍气吞声之辈，就来找八路军兵工厂，想弄几个“有劲儿”的家伙打一打日军的气焰。兵工厂当时就想到了给陈旅长这种反坦克地雷。可是有个问题——那批山炮的炮弹早就用光了，已经没地方补充去。怎么办呢？兵工厂的技师想出了办法，用日军投掷的航空炸弹臭弹重装引信，代替山炮炮弹改造一批反坦克雷。虽然笨重了点儿，可是“劲儿”更大。结果，不久386旅在潞城就用这个巨无霸炸毁日军中型坦克一辆，陈旅长曾为此向兵工厂登门道谢。

　　孙光瑞自制“毒地雷”

　　电影里，八路军的地雷频频炸死日本鬼子，其实这是夸张了。抗战时的地雷，特别是“民兵地雷”原本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伤人都难说。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是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每个村只发几个。另一种特大号地雷，成本高，不容易伪装，用的也不多。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主要是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嘣得好能打中要害，嘣得不好也就是个烧伤。在描写八路军骑兵部队战史的《冀鲁豫的“哥萨克”》中，作者有如下一段描述：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景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河北的八路军组织抗战，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地雷威力不够，炸不死日军。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进装药。最后，这项任务交给了孙光瑞。孙光瑞是当地抗战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做到河北高检院长。孙光瑞想了想，当地装黑火药地雷的民兵，也就是鞭炮手艺人的功夫，就算他能想出新的配方他们学起来也难——有几个民兵分得清硝和苯是什么玩艺儿呢？

　　最后，孙光瑞带着几个手下进了邯郸城。当时伪《华北日报》称“匪徒鸣枪过市，一城皆惊”。孙光瑞出城后，把所获分成大小口袋，交给了各村的民兵，让他们掺到地雷的火药里面去。从此，邯郸的鬼子苦日子就来了。

　　出城扫荡踩上地雷，鬼子依然是“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但之后的事情不一样。伤是不重，但受伤的地方很快不是大面积溃烂，就是奇痒难熬，发黑、坏死、红线穿心不一而足。不但军医束手无策，而且伤员极为痛苦，竟有日军用刺刀自己截肢的事情发生。

　　日军百般研究，始终弄不清八路的地雷里放了什么。敌伪方面纷纷传言八路的地雷现在是“神秘武器”，伪军称为“一粘死”。

　　其实，放的什么，一点也不神秘。孙光瑞年少的时候读杂书，知道宋史里有一段，唐家给皇帝献过“毒火球”，就是古代火药里掺杂毒药的武器。他进了城，就直奔几大生药铺子，挑选了一些有毒的生药。谁料想，这生药的确有用。最后，群众在乡下郎中的带领下自发地去地里采。此后，中药地雷就蔓延开来，各乡各村的“毒地雷”就多种多样了。问题是，日本军医哪里知道狼毒、巴豆、砒霜和火药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该用什么对症药呢？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8:04
　　张克侠的孙子在卢沟桥上亲口告诉我，当时二十九军十几万人完全可以歼灭在卢沟桥地区的一万多鬼子，可是国民党上层勾心斗角，妥协退让，被眼前的所谓和平发展蒙住了眼睛，等日本鬼子等来了援兵，马上就阴谋伏击了大刀将军赵登禹，打散了29军，占领了华北-上海-南京-徐州，最后贪心不足的日本鬼子动员了国内最后的部队，想毕其功于一役，打响了武汉战役，前面的老师和以后先生会从局部上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武汉战役的经过和背景，我就不再多说了。
　　蒋介石的国民党无耻的把溃败归结为武器不行，可是现有资料上，国民党的美制飞机苏制飞机优于日本飞机，德造坦克优于日本坦克，其德械师丝毫不比日本装备逊色，可是相对战斗力却低的可怜。
　　在上海战场上被日军缴获的中国军队的坦克，炮筒里满是黄油还没有放过一炮，在南京战场上：竟然出现因为工事上锁就不进工事溃逃，嫡系接到命令撤退，被非嫡系认为是逃跑而互相残杀，……。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汉奸散布的抗日亡国论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越不敢打我们越挨打！
　　我还是重复我最早说的-现在网络上开始流行的那句话：不是落后就要挨打，是腐败就要挨打。
　　我们落后不可怕，落后了可以迎头赶上，最可怕的是腐败，腐败了之后，你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即使是一棵参天大树，也挡不住一窝白蚁，即使是一个百战雄狮，也难以挽救肌体的衰亡，坏死……。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自我意识，不怕困难、不畏强敌的精神，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颓废，是真正的落后，是这个民族衰亡最突出的表现。
　　假如日本发现大庆油田不去南侵，假如德国打败了苏联……我们虽然不能假设历史，但每一次假设都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中国当时确确实实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再让它重演！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刻检讨，再检讨！！！
　　但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从台湾孤悬海外的义勇军，到东北深山雪原里的抗日联军，无不是在把生死抛在脑后，用鲜血和信念在捍卫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他们或使用原始的弓箭长矛，或在冰天雪地里挨饿受冻，有人说这些杂牌军队，游击武装起不到决战决胜的作用，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日本把台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对付地方抗日武装的部队集中到武汉会是什么后果？假如当时的华北华东华南变成像台湾东北一样的日本后勤补给基地，中国会是什么命运？我们很多的地方武装虽然没有中央军的美式，德式先进武器装备，但是他们却令侵略者胆颤心寒，昼夜难眠。
　　我很不赞同一些自杀攻击，高伤亡的胜利的宣传，因为中华复兴和民族尊严不是来自比敌人更大的牺牲，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这样打就是在斗智斗勇，而不是拿战士的生命当炮灰，我们知道国民党一向是被动挨打的死守战术，东北不反抗，华北不出击，上海死守被抄后路，守南京自己人打自己人；美化失败不能复兴中华民族，仅靠牺牲和鲜血不能让强盗幡然悔悟，现在日本僵尸复活对中华野心不死，无非是他们打仗占了便宜，没有受到中国的毁灭性打击，日本人不怕国民党式的绥靖战术，死守战术，被动挨打的战术，他们怕的是没有空额的齐装满员，不怕牺牲，勇于战斗，善于胜利的中国军队，怕的是不妥协，不投降，抗战到底的中国政府，怕得是麻雀战，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的觉醒起来的人民战争！只有人民，是决定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发动起人民，中华民族才有牢不可破的长城！这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要唤醒人民的勇武，假如人民都如待屠杀的羔羊，那这个民族就是危亡的民族。全国的抗日武装，都是血液中深藏的勇武被敌人的凶残激发出来的，我们却不能再靠敌人来激发我们，因为靠敌人侵略来激发勇武，那是新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国耻！
　　国民党没有汲取满清的教训，完全不心疼人民的血汗，其代表的是江浙财团的利益，所以国民党统一的过程就是江浙财阀扩张的过程，到处与民争利，鱼肉百姓，以至在河南竟然有老百姓起来缴了国民党军队的械，投降日本侵略者，如此的军队，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怎么能有战斗力？所以国民党一直内斗不断，战火频仍，其背后不仅有外国势力的操纵，而且其在采购飞机等武器时的幕后交易也令人不齿，发展自己的工业是即费力又不能捞好处的事，而买洋货，即能中饱私囊，又可以面子上很风光，看似很强大很有钱，所以国民党当政几十年，就没有拿出过一件振军威的武器，能不让强盗藐视？
　　看中华民族历史，也不是没有忍让过，也不是没有妥协过，但是强者的忍让妥协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可控制的，比如说对勾践对吴国的投降其实是为了求得喘息的机会，卧薪尝胆，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其实是为了战胜匈奴，而我们的对日一次次妥协却是让日本越来越强大，强大到差一丝丝就灭亡我们的地步，那我们必须反省这种妥协的失败之处，我们要汲取教训，在中华复兴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认准敌人，分清谁是真正的朋友，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而不是朝秦暮楚，得过且过，甚至像李鸿章出卖完主权还洋洋自得，振振有词，遗羞千古。
　　最重要还是要有实力，而实力是装备与战斗意志的乘积，我们装备的落后可以用加倍的战斗意志来弥补，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最清晰的看到战斗意志的巨大作用，同样是东北军的吕正操，在东北军中的狼狈逃窜，和在敌后战场的纵横驰骋，完全是判若两人，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与主动出击活跃在抗日前线的二十九军，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中华民族有勇武的传统，有忧国忧民的传承，可是蒋介石一句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和一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友，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效果也是天壤之别；……。
　　反思抗战历史，不敢存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妄想，却希望给遍布世界的中华同胞以诤言，中华复兴，任重路远，千万要牢记我们败亡的教训，不要再重演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剧。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8:06
　　在评论之前,我想说的是,我是以在9.18事件之后80多年积累的知识经验与资料来评论.我评论的是事件的后果,而事件当事人在当时的角度是不可能获得与我同样的信息的,所以,这里关于当事人的话题另做讨论,下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第一日本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时间是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当时日本主动贬值货币35%,严重冲击了当时已经陷入危机的世界市场,在当时日本的出口被一时称为"黄祸"出口.而1931-1937同时期,日本在当时东北占领区,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与倾销政策,不仅仅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可靠的与必要的物质保证与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军事冒险中看见了机遇.
　　第二日俄战争后到1931年前,日本战争扩张进程有一个断层.在我看来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不仅由于战败国的沙俄政府一分赔款不付一寸领土不让,最重要的是作为战胜者的日本取得的是皮洛士的胜利.日本接受无奈的日俄战争结果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实力已经无法承受下去了.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知直到1910年经济才开始逐渐复苏,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军事对外扩张一直是持谨慎态度的.
　　第三在这里我先说一个9.18事件当晚关东军本部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兵营大门敞开,枪械上架.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军方冒险主义与患得患失的心态是同时并存的.从我上面列举的经济数据说明,日本在1931年当时,无论是从国家财政上,对外支付能力上还是,国家生产能力与资源供应上都不足以应付类似1937后的战争.这个也是从1.28凇沪抗战中看出日本战争能力与战争意志的局限性.

　　结论:1931年的日本一次军事冒险,奠定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基础,东北不仅仅作为日本冒险的踏脚石他对日本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军事上的,这个还为日本进一步的军事冒险提供了必要的成功经验与物质基础.可以这样说,日本在一次次挑衅中了解到中国的腐败无能特别是在9.18事件后,日本真正下了以侵略战争来解决日本国内问题与危机的决心,而且如此低的代价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回报,怎么不能极大的刺激日本统治阶层的欲望与野心呢.
　　也许有人从工业化的程度来判断中国和日本在当时不在一个层面上来看问题,但是无论持什么观点,都应该承认以日本在1931年的经济实力国际支付能力不要说支持一次全面战争的消耗,连支持一次局部战争的消耗都是极其有限的,这个已经可以从1.28凇沪抗战来证明.还有人说,为了抵抗日本,国民政府要做长足的准备才可以.很遗憾的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日本的战争准备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简单的说,从1931到1937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在加大而不是缩小,这期间其中东北为日本实力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日本人习惯说: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
　　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这里试图假设下,在9.18那天,东北军以成建制的反击,哪怕是局部以类似1.28凇沪抗战烈度开始反击,那么结局会如何呢?很显然,我不能因此判断,日本在东北遭遇有效的成建制的抵抗后是否依然会全面走向战争经济,但是从当时日本的准备程度国内实际情况与必要支付能力上看,无论我们最终是否在抵抗中战胜日本关东军.日本在没有完全控制的东北的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1937年做好全面侵略的准备的.甚至在理想的情况出现下,日本经济不但不可能在1932-1933年走出经济危机,很显然,一旦战争陷入僵持,但是脆弱的日本经济的危机将更加严重.那么在此前提下的1937年的未来呢?很显然,中日全面战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当年轻易丢失东北,那个爆发点无论如何都不是在1937年7月7日的那天.
　　日本占领东北后，光每年向徳国出口的大豆就达100多万吨。价值2000多万美元，合8000多万德国马克。
　　老蒋33——37年5年间一共进口了1亿德国马克的徳国军火和物质设备。准备了3个德械师（每师2旅）和教导总队（3个旅），兩个德制150mm重野炮团（每团24门，全机械化拖运），以及其他装备。
　　光东北出口德国大豆一项，至少每年就可装备4个36，88，89师这样的德械师4个和兩个德制150mm重野炮团。32——36年，共5年。4X5=20。 2X5=10。到37年初，中国就有了23个德械师和1个教导总队（3个旅），10个德制150mm重野炮团（每团24门，全机械化拖运）。
　　还有那无尽的煤，金，铁（辽宁一省的铁矿储量就占中国全部的22%），森林呀！！！
　　东北从北洋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918”时东北人口只占中国的6%，而他出产的粮食却占中国的15%！日本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进口大批粮食。美国45年初开始实行饥饿封锁战术，美国估计日本一年就要饿死1000——2000萬人。
　　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坐大做出个决定性的贡献！为极大削弱中国军队做出个决定性的贡献！所以国民党不败，难以彰显天道！
　　9。18之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后，又侵占热河(承德)攻占长城，屯兵北平(今北京)侵入上海，加紧增兵华北，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而国民党仍然在积极的内战，于是西安兵谏发生了，在各方努力协调下，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妥协，条件是国民党必须抗日，收复失地－－东北，但更耻辱的卢沟桥枪声打响了，一个国家全面反侵略的战争竟然开始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地带，而且又是一万对二十万，难道仅仅是武器不行吗？

作者: 420855200 时间: 2017-2-21 08:08
　　你与保钓联合会网站什么关系啊，如果是那边的人，欢迎将适合发到这里的学术文章发过来，

作者: 新手1 时间: 2017-2-21 08:09
　　拜读，转载到保钓联合会网站了

作者: 西毒2009 时间: 2017-2-21 08:10
　　蛮好的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8:11
　　屁股决定脑袋，分析问题以多少人的利益，群体利益为考虑近代才对。

作者: 阿笛思 时间: 2017-2-21 08:12
　　dddddddddd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8:13
　　应该出本书，给很多人看看。

作者: 零柒陆贰 时间: 2017-2-21 08:14
　　绝对的好文章，很充实。保留一下。还有，现在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人太多了。全世界好像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作者: 小雪妹 时间: 2017-2-21 08:15
　　有分析，有例子，分析中肯，举例翔实，好文章。

作者: 350901821pain 时间: 2017-2-21 08:16
　　我只看到一句，那个公司职员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你现在在城市能养得起吗？不要说没钱多余，不负债累累就不错了！

作者: 阿笛思 时间: 2017-2-21 08:17
　　看史书般。。。好！
　　

作者: feng3965 时间: 2017-2-21 08:17
　　楼主能不能多写点？？？

作者: 離別的一刻 时间: 2017-2-21 08:19
　　写得很流畅，顶一下
　　

作者: yueliang663 时间: 2017-2-21 08:20
　　不错呀
　　

作者: 恩赐解脱 时间: 2017-2-21 08:21
　　只说了一部分而，你如同当代讲史的人，只讲一点而。
　　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40元在哪能买到8斤猪肉，你说一下，我们团购。

作者: 一人不宜裸奔 时间: 2017-2-21 08:22
　　楼主说你吗的老比骂人，一个月

作者: 雅兒 时间: 2017-2-21 08:23
　　棒棒棒棒棒棒

作者: 东莞兄弟车行 时间: 2017-2-21 08:24
　　不懂！！
　　

作者: berlin 时间: 2017-2-21 08:25
　　请勿粗口

作者: dongdong131420 时间: 2017-2-21 08:26
　　拿分走人
　　

作者: 小雪妹 时间: 2017-2-21 08:27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
　　-----------------------------
　　客观顶你

作者: 科普学识 时间: 2017-2-21 08:28
　　我晕的，这个民国太有意思了，楼主多写点啊，多写点啊

作者: 淘淘居格子店 时间: 2017-2-21 08:30
　　太长没有读完我是带着领分的心情来读的涯叔害人啊

作者: qwe3312482 时间: 2017-2-21 08:30
　　关于民国时期的收入，以前看过一篇资料，具体记不清了。但关于文人的收入，网易上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http://news.163.com/10/0813/16/6DVV5UTS000146BD.html

作者: xiaol1989 时间: 2017-2-21 08:31
　　阿…
　　

作者: 唔西。迪西 时间: 2017-2-21 08:32
　　这是实情，对工科教育发展影响应该很大。

作者: 寻鱼 时间: 2017-2-21 08:33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
　　这是实情，对工科教育发展影响应该很大。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8:35
　　我对历史了解的不够顺溜，不敢轻易回帖！
　　

作者: xx199102 时间: 2017-2-21 08:36
　　写的非常好，完整读下来了。怎么回帖的这么少？

作者: 4 时间: 2017-2-21 08:36
　　此帖不错

作者: 哪片love海 时间: 2017-2-21 08:38
　　五、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酒吧与赌场，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大妈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作者: 396214689 时间: 2017-2-21 08:41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 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TG诞生之前，乡下的FARMER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过于软弱或苛刻，甚至还会联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作者: 吖吖吖日 时间: 2017-2-21 08:42
　　三、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
　　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作者: 似鱼非羊 时间: 2017-2-21 08:43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Z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Z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作者: 13qqoli 时间: 2017-2-21 08:44
　　二、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作者: 丛林老狼 时间: 2017-2-21 08:44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MAO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龟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MAO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右派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欢迎光临写手之家 (https://xs91.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