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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金赫楠：当我们谈论类型文学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19-4-16 16:50
标题: 金赫楠：当我们谈论类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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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关于网络文学和类型化写作的研究文章中，著名的“学者粉”邵燕君曾有这样的表述：“那些需要早晨八点在图书馆研究的文学作品是给研究者看的，花钱买书的普通读者都是打算晚八点躺在沙发上读的。”

是的，我就是邵燕君所言早八点端坐在书桌前的文学研究者，现当代文学经典、文学报刊、理论评论……这时候，我要求自己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进入一个与智者对话以及理解力、思考力、审美力接受挑战的紧张状态，累并过瘾着，履职的同时收获审美或思想的满足感。但同时，我更是那个晚八点躺在沙发里的普通读者，这时候，我放纵自己懒懒散散地窝在松软的大沙发里，闲翻书或速刷屏或猛追剧。我可以心无旁骛地从整体上去欣赏和感受一部文艺作品，沉醉在情节人物之中恣意啼笑并代入自己“听评书落泪、为古人担忧”，而不必像为研究而阅读的时候生生要把其拆解成形象、语言、结构、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晚八点，或者说闲暇时光里，我们用来打发时光或放松身心所阅读和享用的文艺产品，通常被称作通俗小说、类型文学，以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化产品。它们曾经是“五四”新文学所奋力革新和反动的目标之—，现在经由网络这种新的生产传播介质，又一次满血复活。由知识精英发动和领导的“五四”新文艺运动，旨在通过革新文艺来实现国民精神重塑和民族性格改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旧势力的强大与顽固、救亡图存的紧迫焦灼，使得新文化干将们选择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激烈方式和全盘否定传统的绝对排他态度。历史波谲云诡的演进中，新文学所确立的文学价值观和文本范式成为了中国“五四”以降

的绝对文学主流，其间虽有革命通俗文艺的冲击，但这一条主线的正统地位始终不曾真正动摇。及至“新时期”以后再次以矫枉过正的方式重申“纯文学”合理与必然，并逐渐形成期刊、评论、评奖三位一体的文学评价体系与文学权力秩序，愈加圈子化、专业化，距离大众的普遍需求则越来越远。

在这种文学主流的笼罩下，相当长的时间内，纯文学与普通民众是脱离和隔膜的，那些获得业内赞许和专业评奖的作品大众却知之甚少，文学对社会时代的公众影响力式微，给大众提供的思想和趣味几至于无。被排除在主流体系、秩序和权力之外的通俗文艺及其从业者，在国内现有的报刊出版和专业作家制度下，前期资源和后期渠道上都极其弱势惨淡，结果就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成规模的通俗文学写作群体。网络文学兴起之前，类似欧美日韩甚至港台地区的那种畅销书作家和类型文学我们几乎是没有的。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扩招普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改革红利下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在这基础上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产品消费力增长迅猛，且已达到一种爆发前的充盈状态——这大概算得上是“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文化需求与现有的文化生产力之间的深刻矛盾”。在这个背景下，一旦新的技术支撑提供了新的生产传播介质，被主流文学忽略怠慢的大众阅读领域，其蓬勃旺盛的高速发展，那简直是一定的。类型化写作满血复活，这既是对本国旧体小说传统的继承延续，也是与国外发达的类型写作和畅销书文化的借鉴呼应。

当我们谈论类型文学，我们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谈论那种题材明显相同、受众群体相对固定、阅读期待和审美期待相对明晰的小说创作。类型文学更具通俗性和大众性，已经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原创力的基本源泉，为影视、游戏等下游文化产品提供着基本内容与价值观；类型文学与网络文学在新媒体时代里高度合体，网络时代类型化文学的看似混沌实则精细的分众特征愈加明显，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深度交融，每天都发生着写作和传播的大众接受奇迹。下面以“言情”、“职场”、“谍战”这三种当下最流行、影视改编最热的类型为例，试图梳理和分析当下蓬勃的类型文学现场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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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说作为类型化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向上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传奇中《莺莺传》《李娃传》以及后来许多“才子佳人”的中国故事。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兴起，是言情小说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1949年以后，这种写作基本绝迹，在文学史上也一直处于被遮蔽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节奏，港台言情小说进入中国大陆并迅速赢得了大众读者的追捧。最早进入内地的台湾省女作家琼瑶的几十部爱情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电视剧，从《婉君》《六个梦》《几度夕阳红》到《还珠格格》《情深深雨濛濛》等，在女性读者和观众中风靡一时，确立了那个时代“言情”叙事的基本模式和套路，甚至影响了大陆早期电视剧市场和娱乐产业的格局雏形。随后还有岑凯伦、雪米莉、亦舒、席绢，以及梁凤仪的财经言情小说等，也都陆续进入大陆阅读市场。但中国内地始终没有出现成气候的言情作家和成熟作品，直到世纪之交时网络文学的兴起，才出现安妮宝贝、“榕树下”这样较早的本土言情名家和阵地。及至今天，网络言情小说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流潋紫、桐华、天下归元、七堇年、辛夷坞、顾漫、饶雪漫、匪我思存、唐欣恬、九夜茴等相当一大批年轻的知名作者，写下大量的言情网文，从《步步惊心》《甄嬛传》到《花千骨》，从《裸婚时代》《致青春》到《何以笙箫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阅读奇迹，同时通过影视剧的改编和热映形成了社会公众层面的广泛传播，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方式——如同我们曾经的年少时光，先在琼瑶小说里熟读了爱情，然后才在现实里不自觉地模仿着小说情节去实践自己的恋爱生活。

2005年，旅居美国的桐华贴出她的第一部网络长篇《步步惊心》，故事讲述了现代少女张晓在车祸瞬间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间，并由此卷入“九龙夺嫡”的宫廷大战中，与一众阿哥们上演了纷繁复杂的多角爱恨情仇。虽然并非穿越小说的开山之作，但上线后过亿的点击量、出版后几十万册的销售成绩以及改编电视剧的热播，让“穿越”这样一种情节模式迅速蹿红，跟风“清穿”之作无数，一时间“雍正很忙”。自此，“穿越”成为言情小说的一种重要结构模式，而后流行的“重生”模式其实也是“穿越”的变文。

另一种流行言情模式是“霸道总裁爱上我”。“总裁文”作为长久以来最为流行的言情模式，男主都为多金而酷帅的老板、总裁或社团大哥，性格特点清一色皆是不动声色的高冷范儿；而女主则通常出身平凡、处世弱势，姿色不过中等偏上，或者身世有点惨或者脑子有点笨，手足无措、狼狈不堪成为她们面对残酷现实时候的常见画面，却因各种机缘巧合与男主相遇相识并获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的青睐和呵护。典型作品就是改自念一同名网络小说、由黄晓明和陈乔恩主演的热播剧《锦绣缘》。这样的男主形象和男女关系模式，在近来的小说中随处可见：顾漫的《骄阳似我》、匪我思存的《寻找爱情的邹小姐》、叶非夜的《爱你，是我的地老天荒》、苏穆梓的《一晴方觉夏已深》，包括改编影视后大热的《花千骨》、《何以笙箫默》，无论仙侠剧还是青春片，男主的形象内核一律朝着外表冷酷又内心挚热、颜值爆表且才能出众完美下去，而女主不外乎小可怜、小清新、小确幸，不是被遗弃的养女就是凄苦的孤女。短时间内集中看这些小说，读完回想起来，各本书里人物和情节已经完全混在一起，不同文本之间的同质化问题非常严重。

影视改编最热的言情小说当属“宫斗”及其衍生出的“宅斗”类型，从《甄嬛传》《如懿传》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其作者都是女性，最有粉丝黏性的读者和观众绝大部分也都是女性，它对应和满足着女性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和欲望舒张。绝大部分女性都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重复着日常的单一人生角色，社交平台里反复刷屏的传奇人生、人生赢家，都是普通女性围观、羡慕却又遥不可及的天外之物。女明星是学不来的，但每个女性却可能都暗怀一颗穿回大清搅动天下的驿动之心。而大概，再没有哪种类型文本比“宫斗”、“宅斗”更能容纳女性的各种白日梦：小清新的心加倾国倾城的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想爱了有人扑上来痴心不悔、想撕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即使中间有权谋有心机手染鲜血，那也是反派所逼剧情所迫，在道德上仍能保持心理安适；即使过程有挫败有危机命垂一线，百转千回终能笑到最后——在刷屏和追剧的过程当中，每个女性都可以把自己倾情代入，廉价、安全又悄然地“历经”传奇，舒张内心的那些不可能实现也不便诉诸于人的隐秘欲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读者和观众被打动、征服和满足，既包含了置身事外旁观一场激烈、跌宕的零和游戏时“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普泛性戏剧期待，同时也包含了（特别是女性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的意淫到底。

所谓“言情”，其叙事的重心是爱情及与此相关的世俗与世情，读者一直多为女性。在分众细密的网络时代，言情小说更成为最典型的女频文，其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下游版权衍生品的消费者，都以女性、尤其年轻女性为主。所以，那些最流行、正当红的网络言情作品，可以很明显地折射出当下社会普遍的女性自我想像和内在欲望，更可以从中观察到大众心理普泛的婚恋价值观和性别秩序意识。前文中对诸类类型言情小说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故事设置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的形象设计模式如何，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欲望化叙事、白日梦。这些小说其实都是写作者和阅读者共同编织、沉醉的白日梦，其中内含着女性心理中对自己的想像和憧憬。所谓玛丽苏模式的本质就是写作者白日梦的替身，其广受追捧更是受众自我想像、欲望膨胀的产物。而这种超级完美玛丽苏女主的流行，其呈现出来的不是现代社会女性自尊、自强、独立自主的明确主体意识，恰恰相反，它是对现代价值中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以及两性关系中平等自由观念的丢弃和丧失。

亦舒小说中反复强调的两性关系“当你有财富的时候，我能拿得出美貌；当你有权力的时候，我能拿得出事业；当你有野心的时候，我能拿得出关系。你一手好牌，我也一手好牌，因此，唯有你拿出真爱的时候，才能换得我的真爱”。如同《致橡树》中“我如果爱你，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言之凿凿的重点都是“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的红硕花朵”。而在近来占据网络言情半壁江山的“总裁文”模式中，一个女人的成长和成功，无须上进和奋斗，只要莫名地遭遇和搞定一个高富帅极品男人，便能坐拥天下心，女主形象尽管一路都朝着小清新去塑造，但骨子里仍然是“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驾驭天下”的陈腔滥调。所谓“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句式表述里，内含受宠若惊的窃喜和炫耀，说得刻薄点，分明就是深宫里恭候帝君翻绿头牌的心态。而琼瑶小说中曾反复渲染“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的死生相许，在网络言情中已变成“把老公当老板”的女性生存智慧与手段的演绎。我还记得当年对琼瑶小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不现实”——刻意把爱情简化成“执手相看两不厌”的纯净水模式，无视婚恋关系存续的时代社会外因和人性内因。而现在，无论玄幻、穿越、仙侠、重生，各种“不现实”的情节外壳下却几乎都跳动着一颗女主“现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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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小说作为当下类型文学一个门类，不似言情、仙侠等可以轻易向上追溯到中国小说发轫期的许多古老中国故事，它的出现与流行与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以及中国社会转型中都市白领消费文化的兴起关系直接而密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大陆的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的财经系列小说，是诸如我这样出生在1980年的年轻一代读者所接触到的最早的职场文学；2007年、2008年中国大陆出现的《杜拉拉升职记》《浮沉》《做单》《我把一切告诉你》《潜伏在办公室》《洗牌》，到近些年大火的《心术》《产科医生》，以及近两年来改编成影视一度热播的《翻译官》《谈判官》《女不强大天不容》《创业时代》等等。

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学“好看”、“爽”等简单明了的主要审美趣味标准，“职场”的主题和内容，使得这类小说似乎天然地带有更多实用性、功用性的阅读期待。职场的生存法则、人际策略、升迁秘笈，曾是本世纪初早期职场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作品封面上往往都会醒目印有直接又稍嫌夸张的推荐语，诸如“千万销售和经理人竞相学习的商战胜经，写给在职场中历练、商海中浮沉，不抛弃不放弃的人们”（《浮沉》，2008年），“中国白领必读的职场修炼小说，她的故事比比尔盖茨更值得参考”（《杜拉拉升职记》，2007年）等等。这时候的职场小说，内容上多为表现外企、国企等大型现代企业的职场生存、办公室政治和商战故事，人物设置多为外企白领、销售、人力资源管理等等典型的现代企业中的职业角色，在主题思想和价值观上与同时期整个社会广泛流行的“成功学”有一种直接明了的呼应和追随——这大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时期内人们对于“职场”的普遍认识和基本想像。

作为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所催生的都市白领文化消费的产物，除了“实战指南”的实用性，职场小说对应和满足着人们面对职业和职场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和欲望舒张。绝大部分普通人都得在事实上长期重复某种单一职业角色，承受着人际关系、绩效压力、职场天花板等等的最现实的压力和压抑。从底层做到总裁的屌丝逆袭传奇，波诡云谲的商战风云，玻璃天花板的打烂打破……这些职场生涯中的传奇性、戏剧性、偶然性，距离每个普通人的职业生活看似无限可能其实遥不可及。而在消费职场文学的过程当中，每个读者或观众都可以把自己倾情代入，“历经”一段职场传奇、“兑现”那些遥不可及的职业梦想甚至妄想，这是职场小说重要的心理补偿和代入作用，也是其阅读快感的主要构成部分。

那些当红、流行的职场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中，往往能够很明显地折射出当下社会普遍的职场价值观，以及它们在近十年中一直更迭的急剧变化。以我自己更偏爱的女性职场小说为例，2007年出版的《杜拉拉升职记》，作为当年几乎最热门和畅销的小说读物，风靡一时，登上各种图书畅销榜，短时间内几十次再版，陆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广播剧和舞台剧等等大众文艺形式，成为一种现象级文本。我自己对职场文学的兴趣也直接来自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杜拉拉，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她没有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走正规路子，靠个人奋斗追求和获取现实利益与人生价值的成功。纯粹从小说文笔上讨论，《杜拉拉升职记》在结构和文体上其实稍嫌瑕疵，故事讲得也不够曲折生动，但它在审美意义上的魅力和吸引力大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品中通篇笼罩和传递的“职场正能量”。小说着力描述的是杜拉拉在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岗位的个人职业成长与职场奋斗，其中有办公室政治和人际纠葛，有爱情和情感生活，但作者李可没有选择一种“甄嬛传”式的情节与人设，杜拉拉，并不刻意凸显她的“性别，女”和其情感经历，而更多着墨于她的业务能力、职业品质等等更普泛化的专业性格。这种人设反倒强调出新时代职业女性的自我主体性，从身到心，自然又坦然地张扬着职场中的女性意识；作者所感兴趣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厚黑”经验和斗争哲学，而是以一种现代企业的职业视角，将杜拉拉升职过程当中的一切艰难险阻都做了合理解释与阐释，让读者感同身受一种颇具现代性的企业文化和职业心理，获得职业经验上的新鲜和职场价值观上的振奋。

而2016年夏天正在热播的剧集《亲爱的翻译官》，改编自缪娟职场小说《翻译官》，小说讲述了法语专业女高材生乔菲，为成为一名优秀法语翻译过程当中的职业经历和其间的情感生活。从基本的故事和人设来看，这是典型的职场小说。电视剧开播后收视率一路看涨，但在高收视率的同时也是被各种吐槽，其中最集中的差评主要集中在女主角的人物设置和人格塑造上。同杜拉拉倔强而充满主体精神的职业奋斗相比，《亲爱的翻译官》中我们看到的是近几年来已经被反复讲述的超级“玛丽苏”、“一个成功女人背后的几个男人”、“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老套故事，评者一片惊呼“为什么到头来职场剧都变成玛丽苏？”

从《杜拉拉升职记》到《亲爱的翻译官》，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流行腔调和文化品性刚从成功学和心灵鸡汤中挣扎出来，又轻易地跌入玛丽苏、将意淫进行到底的彻底白日梦中。职场小说，怎样在励志与实用、意淫之外，传达更真实和健康的职业信念与职场观念，似乎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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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俨然已经成为当下类型化写作和大众文艺中最流行的题材之一。从《暗算》《潜伏》到《黎明之前》《悬崖》《伪装者》《麻雀》等等，谍战题材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接二连三地持续大热，席卷着人们最当下的审美塑造和文化期待，以大众文艺的方式不断制造和更新着时代的流行腔调和关注话题。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悬念故事，那些烧脑的智力对决和博弈，迷宫一样的各种“计划”、“行动”、暗战、潜伏、伪装，那些平静外表下的暗潮涌动和不动声色背后的万马奔腾……这其间饱含着太多的戏剧张力和故事眼。谍战故事中，天然地内含着激烈的冲突和交锋、隐蔽的较量与博弈，一种空气凝结的紧张氛围让侧身在故事之外的读者倍感刺激和满足。这是谍战题材文艺作品的“好看”之所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在安享太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陷于日常、俗常甚至庸常的现实和经验当中，绝大部分人的人生欠缺传奇性与崇高感。在家庭剧、言情剧家长里短、姑嫂勃豀的私人生活穷形尽相的演绎之外，大家难免会对英雄传奇产生想像和期待。长期以来，由于一些历史社会原因，情报特勤人员的经历经验往往讳莫如深，尘封在档案里不为人所知，这种遮蔽恰好累积起来人们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强烈好奇。而谍战剧，围绕着深入敌营的情报工作、加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传奇、夸张而展开的奇观式展现，满足着普通受众的好奇心，

谍战题材更大的魅力和迷人之处，我想，大概是其间被淋漓抖落的人性。惊心动魄的谍战生涯中，时刻伴随着人性的撕扯与撕裂。谍战，潜伏，这种特殊场域里的特定角色，是轰鸣的人性搅拌器，这里冲突集中、矛盾密集，四处是诱惑与陷阱，“每天都有可能暴露，每天都有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身处其中的人随时随地要迎候怀疑与试探，随时随地可能遭遇最极端的处境，极度的恐惧和压抑，人性中那些复杂微妙的因素更容易彻底显形和淋漓抖落。如同上海被日占区包围着的公共租界“孤岛”，一个嵌入敌人心脏地带的间谍身处的是对手环伺下的孤绝境地，除非最终的胜利或牺牲，否则永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谍战题材对人物的塑造，就是把人置于一个极端绝境里，这里根本就是残酷的人性粉碎机。作为一名潜伏在敌营的伪装者，真实身份与伪装身份之间的巨大分裂，一个自然人的正常情感的建构、流露与特工立场和职业诉求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我是谁”之身份的迷失与确认……如此种种，对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实在是巨大的折磨和考验。谍战剧的“好看”和戏剧性既来自情报争夺中的暗战张力，更来自不同阵营中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张力。

我们在那些经典谍战作品中总是能看到最“虐心”的人物关系：一起从战场幸存的生死兄弟，却因为不同的信仰选择而成为了敌人，彼此之间有过命的兄弟情谊，但更有截然对立的家国立场和政治选择；潜伏在伪政权的地下党员要亲手刑讯被捕的妻子，必须舍弃了自己最起码的人性冲动，理性而坚毅地履行使命。这是敌我之间的激烈斗争，更是发生在一个人内部普泛人性与信仰需要之间的残酷撕扯。就这样，我们跟随着那些谍战剧里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和表达，去深刻地感受和体会人性的极限。而创作者和读者、观众能够在人性这样一种共通的伦理和情感尺度内去相互代入、理解和体恤。侧身于历史与故事之外的我们，跟随着人物一起遭受感受那些人性的挤压和放逐，唏嘘感慨之后，心中自然而然地升起的是对战争和过度之欲望和掠夺侵略的巨大反感，甚至对人类文明演变历程的深度质疑与思考。我们渴望再次进入一段历史，我们围观别人的传奇或悲伤，其实最终触摸抵达的仍是我们自己，自己对于社会历史的真诚认知和评价，自己对于人性的了然和价值的重建。而这，恰是好的谍战作品所提供的深度与张力。

对于谍战题材来说，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剧，包括作者、编剧、演员在内的主创者，所要面对的难度至少包括：怎样有效地实现一个谍战故事的可信性与说服力？主创者要如何去想像和感受那些远在我们生活图景和生命经验之外的现实疑难与精神困境，如何把它变成自己贴身切骨的一部分，再淋漓地表达和传递给观众？谍战故事里，无论如何地百转千回、跌宕起伏的情节，始终渲染的最核心的情结，往往都是英勇无畏的牺牲，和坚硬如铁的信仰。牺牲，信仰，如此这般明亮的大词背后，往往都是生命的坍塌和人性的黯淡，是人生中的美好不可逆转的失去和舍弃。安全、温暖、幸福、爱与被爱，这些原本都是人之为人最朴素最基本的期待与诉求，而身为一名特工、一个潜伏者，他人生中这些平凡又宝贵的东西却必然阶段性甚至永远被遮蔽与舍弃。

嵌入敌人心脏地带的伪装者，他们更要承受身体、情感和心理上非人的极端折磨。无论高高扬起的皮鞭、电椅、烧红的烙铁，还是“明明是你最重要的人，你不能去救她。明明是最亲爱的人，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这些肉体和精神之虐，其实都大大地超越了一个人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极限。谍战，忠诚与背叛之间的人性黑洞，那些目标专一直奔主题的惨烈斗争手段，无论胜利与否，都注定伴随着人性的塌陷和个体的伤痛。而作为一个特工，一个潜伏者和伪装者，这些却是他随时可能身处的境地和注定要碾压的命运。和你我一样，都不过肉体凡胎，他们何以能够如此坚定不悔地承受这些？几乎所有的谍战题材作品给出的答案都是，信仰。是的，因为信仰，因为坚定地相信现在自己所承受的身心之虐都是为了实现一种绝对正义，是家国天下的大担当，是为了更多的人可以长久地拥有安全和温暖、可以恣意地爱与被爱，所有痛苦和牺牲都是值得的，无怨无悔。谍战题材最大的正面精神价值正源于此，除了精彩重现战争年代的风雨飘摇和百转千回，更要走近彼时彼地那些人物的内心，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痛苦与精神煎熬，以及抵御这些痛苦煎熬的灵魂力量。

谍战，作为延续多年的经典文艺题材和套路，从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电影《虎穴追踪》《一双绣花鞋》，到改革开放初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保密局的枪声》等，及至《暗算》《潜伏》《黎明之前》《悬崖》，到近两年内大热的《伪装者》《麻雀》《解密》等等，其实呈现出一条谍战题材文艺作品的演进路径，更清晰地标识出这种类型文艺一直以来与时代关系的交错缠绕关系，从主流政治修辞的表达，到大众文化消费的期待和想像。谍战文艺作品的发展，一直都是“谍战+”的模式，始终以谍海沉浮以核心情节，同时伴随着当下不同的文化环境与时代主题，加入不同的主流意识和流行元素。我们在《伪装者》的主要人设中可以明显看到互联网时代大众审美趣味的明显影响：明楼的“霸道总裁”、明诚的“禁欲系忠犬”、明台的“耍宝”；那些所谓的“官方撒糖”等等内含戏谑性、暗示性的人物关系拿捏，那些以“言情梗写兄弟情”恰到好处的“戳中萌点”……如此种种，在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安全尺度内，在制作精良、演技过关的艺术标准上，《伪装者》的人物塑造和情节铺衍巧妙又自然地暗合了媒介革命背景下大众文艺大众娱乐的审美期待和消费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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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关于“言情”、“职场”、“谍战”这三个当下热门的类型文学题材的简单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在类型文学的世界里，好看是最大的道德，也是最核心的评价标准。文章开头提到的邵燕君那段“早八点、晚八点”的论述，还有后半句，“他们（那些晚八点躺在沙发上读书的普通读者）有权利要求被满足、被打动和征服，而没有义务够着纯文学的标准，相反，文艺生产者有义务寓教于乐”。而更深层的接受和审美心理动因则是,类型文学的写作是一个为读者造梦、带受众入梦的过程，其写作和阅读往往都有明显的代入感。所谓将白日梦进行到底，意淫，是网络文学、类型写作等包括大众通俗文艺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读者和观众在消费类型文学的过程里实现着超越日常、抵御庸常的心理补偿的代入感与快感。

类型文学，虽以“文学”或“小说”之名，但很显然，在这个信息时代里凭借新兴的技术支撑，其传播、阐释的影响力、文化与消费价值，却不仅仅局限在阅读。IP衍生品，影视、动漫、游戏等等系列下游产品链，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小说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而类型小说这种代入感强大的白日梦创作和消费过程当中，不仅仅包含既有价值观的释放和贯穿，同时又在继续强化和重塑受众的认知、意识和深层社会文化观念。且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引导，是在消费和娱乐的轻松、休闲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受众在缺乏情感抵抗和认知警惕的不自觉状态中，往往会把外来的理念灌输误认为自我的内在诉求——通俗文艺倒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实现了价值观塑造的有效性，而这正是最可怕之处。类型小说作为大众通俗文艺，所谓“通”和“俗”的文本质地，就注定了这种文艺门类接地气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携带。作家作为强势的独立叙述人，是经由新文学、现代小说而普遍确立实现的；而通俗文学一般不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审美感悟，其讲述的背后通常是大多数人普泛的情感倾向和认知判断。尤其当下网络平台的强交互性和强参与性，使得网络小说中携带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不似纯文学所着力追求的高出公众平均水平的强思想性。换句话说，纯文学致力于挑战陈词滥调和人云亦云，而通俗文学恰在为普遍存在的既有意识和观念生动赋形。前面分析了当下流行的言情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倒退、两性关系中女性主体人格的缺失，她们跳空“启蒙”，似乎直接回到前现代社会——女主“穿”去古代，女性观念意识似乎也随之“穿”回从前，秋瑾、子君、沙菲们的挣扎努力，似乎都徒劳落空。究其原因，在我看来至少包含：前面所论新文学精英化过程当中，因其长期以来对大众化、通俗化的盲视和怠慢，它所宣扬和推崇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一直未能以“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被大众所接受、理解和认同——这涉及启蒙话语的“有效性”。具体到女性解放命题上，与其说是文化启蒙推动、实现，不如说是国家意识形态从政治层面推进落实，妇女解放、两性平等观念，真正深入人心并对现实构成改变的，主要落在了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革命通俗文艺的宣传成果。也由此，妇女解放这个大题目在社会生活和大众观念中的影响也仅仅停留在“婚姻自由”、“男女都一样”的简单层面，而内在深层的性别机制历史文化反思和重建，根本没有进入公众的关注和思考，原有性别秩序和两性关系本质也从未根本撼动。而这些，恰恰经由大众习惯、喜爱的精神文化产品——类型文学集中表现出来。

我一直倾向于把网络文学和类型化写作理解为精神产品从生产、传播和接受评价体系越来越细分的结果，而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社会，本身就包含着层次种类细密的分工。新媒体所提供的更多类型的资讯与观念、讲述与阐释，不同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形式，对应不同的需求和人群，这不过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类型文学在网络时代的繁盛有力地证明了时代的进步和成熟，更真实地呈现出大众在精神产品和文化需求上的真正主体性——他们更明确更自觉地提出了多层次的精神产品需求，而不再是精英居高临下地给出什么他们就追捧接受什么。所谓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态结构中，本就应该层次分明又并行不悖。且在历史经验中，二者相互支撑、影响、渗透，共同参与着文化脉络的演进。类型文学，因其“类型化”、“模式化”而流行和被广泛接受，但其持续发展与内在活力的保持却在于反类型化，而这恰是纯文学所倡导的重要特质之一。作为大众文化原创力基本源泉的通俗文学，与作为时代思想力审美力标杆的精英文学，二者的共存和交互，也该成为当下文学、文化的常态。
来源：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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