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鸟儿为什么叫，作家为什么抄 - 写手之家

[摘要]前些年我写过呼吁解散作协的文章，并建议驱散这些被豢养多年的文人，因为他们是养鸡场里难以产蛋的鸡。既浪费公共资源，又没有有效的产出，最多释放一些文字的垃圾效应。

近日，《河北青年报》用大篇幅揭露了河北某市作协主席的抄袭事件，引起读者、网友热议。一本散文集中有超过90%的篇幅被网友找到了抄袭的出处，有抄袭李银河的《鸟儿为什么叫》，只是掐头去尾、独立成篇变成自己的。还有的抄自冯其墉、林语堂等名家，并且抄技极为低劣，只会照原文而抄，整个段落没有变化。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作协主席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抄袭，还振振有辞于辩解之中。

按照我的理解，一个地级市的作协主度肯定是作家了，并且是体制内的、享受着各种补贴、福利待遇的、甚至还有着职称和行政级别的作家了。在一个连和尚都套有行政级别的年代，地级市的作协主席一般也是处级作家，也就是与县长平级的作家。因为有作家的职称身份，又有体制的保障，一个作协主席在当地的范围内足以把人吓倒。中国有着崇拜作家的传统，每一个人从上小学受到教育起，老师都在分析课本中每一篇文章作者的“高尚情操”以及怀忧天下的利他情怀。屈原、文天祥不必再说，单就鲁迅和郭沫若在我们的心中已塑成神一样的雕像。我们实在不曾想过作家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也会犯错，这到底是我们曾经所受的教育在说谎，还是现在的作家出了问题。

这里所说的作家不包括曹雪芹和王小波，因为他们没有职称，没有作协的会员证，最多算是江湖之野的文学爱好者。所以，他们更没有什么作家的级别和“拔尖人才”之类的称号。这里所说的作家只限于作协体制里的会员，何况在这些体制作家的眼中也根本不会承认除了他们自己，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类作家。即便有，也只能是业余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社会化分工的社会，未在专业的范围内，自然就没有了“权威”的话语。何况是体制作家操控着发表、出版、评奖机器，曹雪芹们没有作协颁发的许可证，又怎能入列。幸运的是曹雪芹早死在了作协机构的隆重产生之前，从而获得了荣耀。在中国文化里，死人为大，作协也无奈。只是你千万别活着，活着，作品就不能露头，一露头超过了这些科班出身的正牌“作家”，哪还了得。

前些年我写过呼吁解散作协的文章，并建议驱散这些被豢养多年的文人，因为他们是养鸡场里难以产蛋的鸡。既浪费公共资源，又没有有效的产出，最多释放一些文字的垃圾效应。但是今天，我听说作协主席抄袭之后，已经与作协一样变得不再“生气”。过去对于这样的畸形机构的生气是看着他们可憎，因为由国家供养，花着人民的钱，交换发稿之后又挣着读者的稿费。今天的不再愤怒，是因为看着他们可怜，因为上帝要让税吏和行淫的妇女生存，何况一个标榜驾驭文字的人。但是我不会与这样的作协主席同席，因为她至今没有对自己的抄袭有任何负罪感，远不如阿娇承认自己曾经“很傻很天真”的可爱。

最近在课堂上给大三的学生解剖经济学案例，我试着让他们用经常学原理来理解这一抄袭行为。不料我的学生们都甚感惊讶，他们说即便抄袭，也不能抄名人的呀。名人的作品读过的读者多，最容易被人识破，显然是她低估了信息市场而忽略了风险规避。我告诉这些青春的脸庞，其实人们都高估了这位抄袭者，为什么高估了她，是因为我们犯了一种认识逻辑上的“后此谬误”。我们总认为作协会员是作家，作协主席是当然的作家，是作家中的首长。这样的作家之首肯定是这个区域最高文学水平的人，虽比不上我们中学课本里学过的高玉宝、刘白羽，但也一定是一位饱读之士。她不至于连冯其墉、李银河、林语堂也不知道吧?可是，作协主席的可怜也就在此，在我的工作经验里，每一天都在推翻着我多年形成的认识基础。体制内的作家，或作协主席不知道李银河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人家是写政策文学的，也就是根据报纸的头版头条写抒情文章，你见过哪家正统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和介绍过李银河呢?或许她更没有必要知道谁是冯其墉、谁是林语堂，还有搞理论的谢明顺。作为她来说，开会时能讲出人民作家赵树理、魏巍、藏克家也就已经是学富五车了，与其讲什么陈寅恪、穆旦、张朗朗，她会仰着脖子嘲笑你“太偏激”了。所以，在她的眼里，李银河、冯其墉、林语堂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者，这些人的习作，我作协主席拿来一用应该是你的荣幸。你还叫什么屈?清代大学士汪由敦、于文襄的吟咏之作，还不都要署上乾隆爷的名。再说了，作协主席是有行政级别的，一个处级干部又怎能自己亲自动手写作。现在连科长、乡长都有人代笔写材料、写文章，何况一个地级市的作协掌门人。人家已经够自觉了，没有给作协办公室的人添麻烦，不就是借用了一些现成的她认为“无名小卒”的文章，你们就吵成这个样。现在的领导讲话和公文材料基本都是互相传抄的，你见过有谁追究过什么版权问题。只是邓小平早就知道此事，讲话基本不用秘书的材料，他还劝当时的省委书记们也别用。

本人愚钝，但生来好学，不耻下问。本来是利用各种机会求知，可常常使人尴尬。一次与一科技局长同席吃饭，顺便与其谈起霍金，我说他的《时间简史》让我读得很费力。此公说：“我在科技局已执掌十年多，哪个处室、下属单位也没有这个人啊”。闻此，我忙说是我记错了。另一次与一文物局长请教罗哲文，他想了想说：“你记错了吧，过去我单位的那个电工叫罗德文，早就不干了，自己开了个五交化门店”。闻此，我哑口无言。一次与几个文化局长同机去深圳，途中要三个小时飞行，坐我旁边的是一哲学系毕业的局长，就此向他请教阿奎那和奥古斯汀，他说他那个年代不学这几个“苏联人”。我明白了，于是转移话题想与其谈谈我们的同行局长龙应台，他说：“不是龙应台，是祝英台，是一个深刻的悲剧啊”。闻此，我只是点头称是。无独有偶，一次与一位大学校长同在候会室候会，因准备参加的议题是关于高校学生秩序问题，我就顺便向他说起蔡元培。这位老兄出语惊人：“什么蔡元培，我与你嫂子才是原配”。此语令我目瞪口呆。后来，一位长兄告诉我，这些小官员都不是专业出身，他们只是管理者，不要请教他们专业知识。因此，我似有所悟。但后来，我还是很敬仰专业机构的“首长”，遇到社科院长愿向其请教马克斯·韦伯，遇到农科院长愿向其请教哈丁、袁隆平……。但每一次请教的机会大都会让你哭笑不得。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一个作协主席抄袭名人的作品，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网民的愤怒只能说明对作协的期待值太高，只能说这些网民缺少我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了我这些请教专业“首长”的经历，你还生得了气吗?鸟儿为什么叫?科学家们的研究表明，鸟类的叫，可分为叙鸣和啭鸣两种。叙鸣是日常生活中不分雌雄鸟都能发生的鸣，受外界环境影响所致。啭鸣，是雄鸟在繁殖季节所特有的一种鸣叫，是鸟类的一种婚期行为。用我们人的观点看，鸟儿不叫不足以体现鸟的价值，不足以引起同伴的注意。实际上我们无法知道鸟叫的真实意图，只知道，鸟的叫声会让我们注意它的存在。不管它的存在是美丽还是丑陋，是接受还是拒绝。起码这叫声让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动物，我们不能独享这个阳光和水的世界。而作家为什么抄?我想不会象鸟儿一样是一种婚期行为，而无非也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凭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不妨就借用别人的。这种证明不是证明作家作为人的存在，而是证明作为体制作家、作为作协主席的存在。这种存在在她看来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与权力、地位、功名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作为人的有限性其实是一种被造理智，体制和作家的理性有限也正是我们作为人的有限。如果一味否认这种有限，或掩盖这种有限更放大这种有限。所以，对于这种有限就象对待世界的荒诞一样，只有首先正视这种荒诞才能还原这种荒诞，才能让荒诞揭下被包裹了无数油彩的盛装。因为抗争荒诞会有极大的机会成本，世界的无原则不会考虑我们内心的原则，世界又往往嘲笑忠于它的人。所以，对于作协主席的抄袭门事件，我们不妨把她看作是东方文化与体制合谋中的互娱运动。虽然这里有着牢固的权力传统，但也有更多的社会畸变和民间堕落。在一个缺少超验正义支撑的维度里，我们既无法指责作协，也无法诟病作家，我们只能学会向荒谬妥协，回归深不可测的上帝的公义。耶稣对那行淫的妇女尚能如此关爱，我们为何总抓着世俗的荒谬不放，为何总坚持我们的价值评判。我们价值系统中的许多道德义人莫不受到世俗命运的百般摧残，何况几个才华毕显的在野之士，又怎能去怨恨体制作家的抄袭。

与体制作家王兆山的“幸福鬼”比起来，这位作协主席已经进步多了，她既没有号召我们去作鬼，也未煽动我们感恩。她抄袭的作品还都是深入本体的人性关怀，没有多少朵朵葵花向阳红的热烈。只能说她有一定的鉴赏力，能够在维护人的个性张扬和大胆拿来方面有着常人不及的勇气。而这种偷又不能算窃，借此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李银河、林语堂和冯其墉的文章。或许抄袭事件本身就是她精心谋划的行为艺术，在一个精神萎缩、思想干瘪的文坛投掷了一颗黑色幽默。既让我们又重新打量起作协和作家，又让我们关注这个文学的祭坛。本来作协这种机构正在被整个社会所遗忘，因为这次提醒，使我们知道上帝的光芒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而有分别。看来，世界上任何东西并不是多余的，也不是应该完全消失的，包括疾病、苍蝇和小偷也都将永远伴随着人心的骄傲。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地听鸟儿在叫，虚心地看作家在抄，值此，使我们的存在也获得了别样的意义。（文/左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