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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阿来：写作就是很真诚地讲故事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19-5-17 12:31
标题: 阿来：写作就是很真诚地讲故事
印象

他愿写出生命的磨难

更愿写出人性的温暖

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时，阿来正在成都家中写《格萨尔王》，被晃得差点儿摔倒才惊觉，原来是地震了。沉淀十年，他创作了地震题材新长篇《云中记》，因为他觉得，一个题材除了值得写，还要思考怎么写好，写出来要留得住，他希望写出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这部新作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将于近期上市。

阿来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母语并非汉语，他务过农，开过拖拉机，中专师范毕业后，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因为年轻时在深山工作，看着墙上糊的过期报纸找到汉语词语和节奏之美，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来觉得诗歌容量有限而转向小说。他做过文学杂志《草地》的编辑，1996年应聘到《科幻世界》杂志，两年后成为主编。虽然从事过六七种工作，不过唯一让他没有倦怠感的就是写作。

2000年，41岁的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在终评中全票通过，斩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神作”是阿来1994年写的，写完三年没人看好，在《小说选刊》工作的关正文慧眼识珠将其发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当时编辑大胆承诺，赔了扣自己工资奖金，力主将首印1万册提高到5万册，结果一年销量就达到20万册。《尘埃落定》在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18年又入选了“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川剧、歌剧、歌舞剧，被关正文导演的高口碑读书节目《一本好书》选中，由喻恩泰、徐帆领衔演绎《尘埃落定》经典片段，新颖的演绎形式让这部经典赢来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阿来还有更多尝试和探索，《格萨尔王》重塑古代神话；《空山》采用“花瓣”式结构，立体呈现当代藏区乡村图景；纪实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对川属藏族文化进行现代反思；自然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关注的是时代背景下人类的心灵历程……他相信文学最重要的是展现人生况味：人性的明暗、生命的坚韧、情感的深厚、尘世的多变，“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正如铁凝所说：“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听凭机缘的发生，机缘到来时，故事自然会从某个人的意识中探出头来，在世间流传。”

写完《云中记》

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

记者：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写关于汶川大地震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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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地震发生后，不少人一窝蜂写地震，我当然也有冲动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每次有冲动写时，我会问自己，还有没有更好的写法？没有的话，那还是再放一放。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些生命，我不禁热泪盈眶，决定写《云中记》。那天在书房里，就我一个人，边写边流泪，这种状况，我真的很少有过。写完这个故事，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

记者：您是怎么保持创作激情的？写了几十年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

阿来：2018年，我写了《云中记》和一个半部的长篇，这在我的创作中是空前的，所以人很疲惫，不过不会厌倦。当初从事写作两三年后，我就觉得，这是值得一辈子保持充分热情去做的事情。我干过至少六七种不同的工作，确实做到一段时间，尤其是相当熟悉这个工作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倦怠，因为这个工作慢慢就不提供我所需要的那种新意了。但是写作不会，每换一本书、每写一本新的书，它都打开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写作之前，需要一段漫长的准备。

记者：能分享一下您的写作经验吗？比如怎么构架、表达……

阿来：写作经验其实很难分享，因为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怎么架构，也没有想过要采用什么技术，就是很真诚地说话，真诚地讲故事，真诚地描述看到的情境。至于后来写的小说好像采用了不同的结构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这其实是由要讲的故事内容决定的。文学界长期讨论说，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在我看来，其实，两者都重要，而且经常是内容决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记者：您的创作是为了表达自我，还是为了读者，会不会考虑如何吸引更年轻读者？

阿来：考虑读者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美，但其实很难。我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到底哪一个是我的读者，我也不知道。所以考虑读者，其实是一个听起来很正确、实行起来很难的事情。我还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书写好，最好暂时忘掉读者。

把每一本书写好

把每一个故事讲好

记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得了茅盾文学奖，您觉得写作这事更依赖天分，还是后天的勤奋？

阿来：写作这件事天分多少是要有一点的吧！但至少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太相信天分，而应该更相信勤奋。因为天分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显现的，而不是说从一开始，脱离了勤奋和具体劳动，天分就能凭空给你成就什么。

记者：作为茅奖、鲁奖的获得者，您觉得奖项的意义何在？

阿来：奖项意味着来自社会的某种承认吧，另外就是畅销，可能也是来自于市场的某种承认。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文学，主要是谈这个作家得了什么奖、一年挣多少钱，上没上作家富豪榜？早年我也上过，后来榜单上数字越来越大，就上不去了。就我来讲，还是更喜欢谈书本身，因为也有好书可能没得奖，也有好书没挣到钱，所以还是谈书本身比较妥当。我写作快四十年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把每一本书都写好、把每一个故事都讲好。可能运气好的时候，某一本书会得奖，某一本书会多卖些钱，但这种撞运气的事情，不应该是一个写书人所要考虑的。我们唯一可以操控的就是，自己写书的品质以及写书时那种近乎于宗教感的虔诚态度。

记者：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

阿来：影响我最大的是两位诗人：美国的惠特曼、智利的聂鲁达。我最早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无论诗歌、小说、戏剧，其实创作更取决于写作者的立场、方式、态度。惠特曼和聂鲁达的立场、方式、态度，都是我非常钦佩的，他们都是进入广阔的地域，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我去过聂鲁达着墨最多的智利和秘鲁，让我对写作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做了很好的思考，算是对下一步写作有了更好的领悟。

记者：写诗起步的您会回归诗歌吗？

阿来：大概30岁时，我写了最后一首诗，之前再版诗歌集《阿来的诗》，还不到一百首。写诗之前也是爱好，写到后来，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想放到诗歌中去，也许是我的诗歌技艺不够，放进去它就不是诗了。但大量的叙事与场景人物的描绘都放不进去，没法表达出真实的观察与经验。面临这个矛盾，我就从诗歌转向小说。小说基本能把诗歌里放不进去的东西放进去，甚至可以把诗歌放进小说里。你可以把小说写成一首诗，但不能把诗写成小说。中间一阵我有时写小说、有时写诗，但小说写得得心应手时就不想写诗了。其实我写的小说、散文中都包含诗歌的因素、富有诗意的东西。

即便小说是写历史或当下

但我们的眼光要朝向未来

记者：关正文导演在电视节目《一本好书》中舞台呈现《尘埃落定》，您对这种呈现和推广方式满意吗？

阿来：我很喜欢这种形式，他们录节目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就去了现场，跟他们一起吃盒饭、看表演，觉得很漂亮、很生动，演员表演得非常准确、特别有分寸。有人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寓言，节目把这条线索拎出来呈现，我觉得很恰当。自己写的小说，以另一种很有分寸的方式直观地展现，我感觉很新鲜。我不是那种既希望小说被改编又不愿意内容产生变化的人，不会要求改编版跟小说是一样的。我觉得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每一次改编都有自己的发现、都有自己的创造，才有意思。

记者：据说您和关正文导演很有渊源？

阿来：我和正文认识很久了。1997年在张家界参加文学杂志活动时认识的，我们聊文学特别聊得来，后来聊到我手里有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小说叫《尘埃落定》，当时《尘埃落定》已经写出来三年了，没有人愿意出版它。他说要看看，看完之后，他对小说的理解，跟我对小说的理解相当接近，彼此都很兴奋。这本书的推出，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尘埃落定》最初是在他当时任职的《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后来关于《尘埃落定》的一些宣传推广，他也花了很大心力。

记者：您曾是《科幻世界》主编，考虑过写科幻小说吗？您怎么看眼下的科幻热？

阿来：我没写过科幻小说，我做过十年科幻小说的出版商。我也很喜欢科幻小说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类型文体。不过即使我不写科幻小说，我也从科幻小说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文学要面向未来，即便小说是在写历史、写当下，但是我们的眼光是朝向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整个人类的未来。因为科幻文学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以前的文学是为了过去，那么科幻就是为了未来。悬疑推理，我也看过一些，必须是高智商的、比较烧脑的，但现在很多悬疑推理智商不够，就不爱看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类型文学不喜欢，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重要的是，文学除了类型的标准，我们还可以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真正好的文学都是超越类型的。你说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它是童话吧，好像也不是，它是科幻吧，好像又不是，这就是文学的超越性。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的一些作家写作班？

阿来：这其实是西方的一种方式，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写作班，有本科的，还有能拿硕士文凭的，现在就连中国的很多大学也有了这种班，可以进行一些最基础的训练，可能比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要好一些，但如果认为上完这个班就必然成为作家，那恐怕也是一种幻想。只能说，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出发点。

阿来有话说

不能用短暂的生命

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写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世界中徜徉。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嗄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差点儿把我摔倒在地上。

我打电话要求参加省青年联合会的志愿者团队。尽管我曾任过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尽管负责人是一个老朋友，但被他断然拒绝。他说我身体不行，我说我有一辆八成新的越野车，而且有丰富的山路驾驶经验。我得到的答复还是，这事让我们年轻人干。

天亮了，关于惨重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整座城市的气氛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必须做点儿什么。捐款捐物是最起码的选择。那时还在成都工作的麦家打来电话，建议他、我和杨红樱三个四川作家带头发起捐款。他拿出20万元作为首笔捐款，还在韩国访问的杨红缨也在电话里马上认捐20万元。我家在农村，负担多，只能表示心意，捐了5万元。由此发起一个基金，用于教育方面。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时候最揪人心肺的消息，就是灾区中小学校发生的大面积伤亡。具体怎么做，没有想好。先把钱拿出来再说。

平常，成都到汶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里公路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震不断。我那辆车伴我穿行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在引擎盖上。修车时，我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再往北，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户人家、一所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就这样直到2018年5月12日，十年前地震发生那一天。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西方探险家的故事。下午2时28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想起在地震中失去的那么多生命，我不禁热泪盈眶，十年间经历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过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

我觉得开写的时刻真正到来了，就把手头上正写得很顺的探险家故事放下，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云中记》，当时心里有个强烈的愿望──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2018年5月到10月，我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来源：天津日报　|　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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