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克利：谢谢郭老师。我在《作者》的开篇就提到，我们读一本书，自然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作者是谁？他/她为何写作？何以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成为作者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基于我对文学理论现状的观察，作者研究在当代文学理论中是缺失的。缺失的表现为，外国文学研究期刊上的论文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本分析、作品阐释，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很少，关于文学理论中作者理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导致作者研究缺失的原因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具体来说，可追溯至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论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那么，《作者之死》的观点为何能够影响这么大？这又可以追溯至之前的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比形式主义更早的“上帝之死”，乃至再早的工业革命之后人与物的分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作者研究？作者研究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又想到T. S. 艾略特（T. S. Eliot）。他有一篇文章叫《传统与个人天赋》（“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作品是独立的，是不受作者控制的。一旦作者完成了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独立了，是“自为”的存在。任何作品都是非个性化（impersonal）的，所以不要到作品中找“我”，因为找不到，也没有。不过，作品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作者写作时，脑中不可能是一片空白，他/她的心里装着过去的作家。这些过去的作家对他/她产生了诸多影响，包括语言、风格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新的作品都是来自一个传统，完全新的东西可能是不存在的。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表明，作品和传统的关系远比它和作者的关系重要。艾略特的文章还是比较传统的分析，和后结构、后现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降低了作者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作者不见得是作品的唯一创作者，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参与作品的创作。那么，面对这些理论，我们还能不能期待作者的重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张剑：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的前言中提到，文学研究有四要素——作品（work）、作者（artist）、世界（universe）、读者（audience）。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读者是作品的接收者，世界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从这四个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去研究任何文学作品。艾布拉姆斯认为，这四要素在不同时期受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注重世界，觉得作品是反映世界、反映现实的，这就是摹仿论（mimetic theory）。之后，人们开始注重读者，注重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如作品要有道德教化、培养人才的功用，这就是功用论（pragmatic theory）。到了19世纪，人们又对作者比较重视，文学研究多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把作品看成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露，这就是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y）。再到20世纪，即艾布拉姆斯生活的时代，人们又比较注重文学文本本身，注重文本形式，这便是本体论（objective theory）。从这四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出发，都可以形成一个视角。我觉得作者作为这四要素中的一个，永远不会离开文学研究的视域。虽然很多理论家说作者已经死了，我们可以不考虑作者，只研究作品本身或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但我觉得，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可以做的，或者如《作者》一书做的，就是把作者重新带回来，带回到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让我们看到作者。如果大家都忽视作者，不提作者，不谈作者，那么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死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作者回归，让大家再次看到作者，看到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