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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三十年后，为什么还需要读路遥 [打印本页]

作者: 你要感动我 时间: 2019-11-15 19:52
标题: 三十年后，为什么还需要读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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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该书以年销量300万册的数字在增长。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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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陕西省作协青创会上，从左往右依次是白描、路遥、贾平凹、和谷。原照摄影：郑文华翻拍：张艳茜
看一位作家不在于看他写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路遥留下的，不仅是那部长达104万字、呕心沥血写就的“劳动者的史诗”，不仅是他以高于生活的诗性光辉传递出穿越苦难的热情和力量，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奋斗者的精神回响
10月一个平常的晚上，在北京热闹的南锣鼓巷深处一个安静的小剧场里，挤满了一群互不相识的年轻人。
他们争相上台，在暖黄的聚光灯下，朗读作家路遥创作于3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这部比砖头还厚的小说全文104万字，按理说，不是碎片化阅读时代最受欢迎的长度。书中描写的陕北农村孙家兄弟的故事，更是不为当下年轻人所熟悉的遥远世界。
可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中国人最爱看的书之一，仍然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长篇小说。在娱乐节目、消遣读物充斥市场的今天，它的纸质版依然以每年300万册的销量在增长。
一部描写40年前陕北农村的书凭什么打动了数亿人？为什么时至今日，当下的读者依然需要它？
今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在陕北，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纪念会、朗读会、讨论会接连不断，这位夸父一般的作家反复被提起，大家依然在思考其人其作能够跨越时空、温暖人心的奥秘。
他想知道馍和肉能不能让人吃够，穿裤头和穿线裤睡觉是一种什么感觉
1985年秋，路遥抱着两大箱书籍和资料，装上他心中最在乎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从西安北上，一头扎进距离西安100多公里的一家煤矿医院。就在那里，他开启了酝酿三年之久的大部头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写这部长篇，是路遥18岁时就种在心里的一个愿望。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叶咏梅珍藏的一段对话录音中，路遥这样说：“小时候我就想写这样一部百万字的长篇，我要写我的家乡，写黄土地，写我周围的普通人，三年准备，三年写作。”
为什么要写普通人？
这个答案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路遥生于一个极端穷苦之家，父母无力供养他的生活，七岁时就被父亲过继给伯父。无法排遣的饥饿充斥着少年的身体。
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在陕北那片古老的土地、苍凉的北方原野上，极端贫穷和饥饿的滋味是什么。
“路遥每天早晨睁开眼，就面临两件事：活下来，活不下来。”路遥胞弟王天乐说，那时实在没东西可吃，饥肠辘辘的路遥甚至饿得跑到旷野里嚎叫，然后去地里一遍一遍地翻酸枣、野菜、草根……只要不苦的、没毒的，都往肚子里填。
“某种意义上，是这片土地养活了他。所以路遥对土地的爱是原始的，发自内心的。每当看到土里冒出嫩芽，路遥都要激动一番，他说人有希望了，大地回春了。”
饥饿的日子尽管漫长，但终于捱到上学的年纪。继父想让路遥在家当劳力，禁止他上学。
但村里人知道路遥读书有天分，为了让他有机会把书读下来，全村人尽管已经饿得浮肿，仍然把救命的粮食分出半碗，塞进他口袋——正是靠着这种同乡人无私淳朴的爱，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路遥，精神和生命才得以支撑下来。
路遥的确很争气。初中老师程国祥回忆，他总是把自己泡在书刊里。爱看《参考消息》《水浒》《红楼梦》《红岩》《日日夜夜》……什么都读。
“跟一般苦孩子不一样的是，哪怕最艰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到路遥露出委屈、难过的表情。他永远是乐观的。”程国祥回忆，一搞歌咏比赛、文艺比赛，路遥就是我们的导演。他从小爱唱民歌，爱给同学讲故事，喜欢给大家说顺口溜。
一天，路遥的初中班主任分配给他写大字报、黑板报的任务，让他在一场运动中组织一些活动。
路遥高兴极了。他对王天乐说，用笔，我一定能吃饱饭，我一定要把肉吃够，我一定要第一次穿到裤头。“他想知道馍和肉能不能让人吃够，穿裤头和穿线裤睡觉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是他萌动“靠双手改变生活”“要有尊严的活下去”想法的初衷。那一年他18岁。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路遥写道，“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
“所以在动笔之前，路遥就把目标设定为人民。”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在路遥看来，写小说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土地的耕作高贵多少。他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艰苦卓绝的精神——“永远都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写苦难，也要写出昂扬，写出诗性的光辉
写作时的路遥是燃烧着的，不顾一切的。
在路遥的心中，《平凡的世界》将呈现两个序列：一个是并不平凡的，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重大历史场景构成的序列；另一个是在此背景下，黄土地上普通人的困惑、希望，以及他们平凡的人生命运序列。
这两个序列构成了一个以1975年至1985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对中国农村步入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巨大变迁、对农民命运的现代性审视。
作家和谷记得，路遥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写够3000字。即便是在他的成名作《人生》已经被导演吴天明改编并获得百花奖最佳影片，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选送奥斯卡的电影，且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但他依旧近乎苛刻地自律，每天不完成写作任务绝不休息。
在路遥闭关写作的房间里，十几摞稿纸整整齐齐摆在桌上，床上铺满了不同日期的《人民日报》《延安日报》，他蹲在地上翻来翻去，寻找转型时期历史的痕迹。“门背后能撮两簸箕烟头，还有满地的废纸。他不让服务员进去打扫，他担心思路被打扰。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是抽屉里的一包桃酥。动笔之后往往是顾不上喝水，眼睛通红，嘴巴周围烧满了泡……”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回忆说。
出于对底层的贫苦、生活惶惑的深切体会，那些童年的生命体验被不假思索地灌注到主人公孙少平身上。对世界的敏感、对苦难的同情、对改变命运的渴望，路遥将这个平凡的世界建立在自己的疼痛和记忆之上。
路遥写芸芸众生的辛酸和苦难，社会转型的痛苦，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乡村青年的内心承受着人格的撕裂。
但是，路遥的作品充满了光明的色彩。他的主人公经过努力之后，抵达到了一个人格升华和精神成熟的境界。所以，尽管他写的是苦难、奋斗，但给人的永远是希望，是崇高，是昂扬，是温暖。这为他的故事蒙上一层高于生活的诗性的光辉。
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AM747频道“长篇连播”节目准时播出。播音员李野墨富有磁性的男中音，随电波传到了大江南北：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
人们停下手里的活儿，安静地听着这个波澜不惊的、仿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就把读者推到了黄土高原无边褶皱中的一座小小村庄。
从这里，主人公孙家兄弟用他约翰·克利斯朵夫般的热和力，从被动接受苦难到主动拥抱苦难，并在与苦难中的对抗中，浇筑理想，得到尊严，走向广阔世界……
听着收音机里传来李野墨深情但克制的演播，路遥流泪了。为了这本书，他从田间地头、煤矿场区，到趴在桌前、捏着钢笔，跨越了6年。
《平凡的世界》三部书共播出126集，一天一集，延续了小半年时间。收听过央广《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的听众超过3亿人。
如何处理生命历程中，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付出与收获、身与心、生与死的矛盾？这部小说提供了深刻的启迪与反思。
同在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陈忠实曾说，“路遥在书中关注的乡村青年和乡村社会，远远超出乡村人心灵最焦灼的部分，给读者以从未有过的心灵撞击。他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他们的情感历程、精神历程，不在于农民工分多了少了、政策好了坏了引起的欢乐和苦恼，而是激活和响应了人的共同情感，人的生命体验。”
数千封听众来信像雪花一样飞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叶咏梅从不断收到的、黏着泪水风干痕迹的读者来信中，感受到读者心中的震撼。
来信者中有工人、农民、军人、离休干部、待业青年，他们表达了共同的心情：“听完《平凡的世界》，我们开始思索：一个普通人，该如何在平凡的世界里妥放人生。”
《平凡的世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物都有原型
“和劳动者一并去尽情拥抱大地，拥抱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只能制作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可终归是死的。”
路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了更清晰、准确地把握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的时代背景，路遥找来十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的全部合订本，了解历史变革的脉络。
“我就问他，还用得着翻那些东西？”贾平凹说。
“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由不得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只有把这历史背景了解得非常透彻，才可能将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路遥觉得，这是一名现实主义作家最起码的积累。
他的手指被报纸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肉厚一些的手后掌继续翻阅。“他对那十年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非常清晰。”贾平凹说。
这项工作结束后，路遥又投入到另一个更大的“基础工程”——到现实生活中去。
又一次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路遥回到他热爱的黄土地。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令他感兴趣。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他常说，“了解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
路遥刚到铜川矿务局挂职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矿上，要求下矿井。他头戴一顶矿灯，穿上一件深色的工作服，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脖子上扎一条白毛巾，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与矿工们一起劳动，与他们交朋友。
正是在这样充分“占有生活”的庞大基础之上，《平凡的世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这是他与其他作家极为不同的地方。
“眼里有读者、脚下有大地、胸中有大意、心中有人民。”白烨说，这话说的就是路遥。
退稿，和来自文坛的当头棒喝
时隔十多年，80后评论家傅逸尘还能清晰地记起大学时代，第一次完整读完《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时的心灵震撼。“100多万字，几乎一口气读完——那是此后多年，我在当下同时代作家文学作品中找不到的生命力量。”
许多读者曾像这样被《平凡的世界》击中过。但少有人知道，在《平凡的世界》乘着电波飞入无数青年人内心之前，它遭遇的是文坛的当头棒喝。
在路遥刚刚写完第一部的时候，全中国的文坛充满期待——他的上一部小说《人生》就已得到肯定——各路编辑纷纷跑到西安约稿，包括曾发表过《人生》的《收获》杂志，还有发表过他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当代》杂志。但看稿过后，几本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都失望而归，婉拒发表。
想来也不足为怪。路遥开始构思《平凡的世界》的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思潮滚滚而来。先锋文学正在流行，作家们忙着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转向”，诗人们更奋力写着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先锋诗……创作者唯恐自己不够时髦。
后来，据《当代》杂志当年做退稿决定的编辑周昌义回忆，那是1986年秋天。“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点、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读着就很来劲。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
所以，当周昌义拿到《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时，他的感受很直接：“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我感觉就是慢，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路遥等来的是跟《当代》反应一样的接二连三的退稿。好在最终，广州《花城》杂志回信，第一部才勉强得以发表。
“发表后，陕西作协和《花城》杂志社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平凡的世界》作品研讨会。那是1986年一个大雪迷漫的下午，原本说好结束后大家一块儿好好喝个酒，但这个会开砸了，最后不欢而散……没想到，评论家们对《平凡的世界》进行了全盘否定，几乎没人说好话。”白描说，还有人发言，真难想象《平凡的世界》竟是出自《人生》的作者之手。
文学评论家、路遥生前好友白烨参加了那次研讨会，时隔多年他回忆道，那天路遥没有发言。
那场面简直把路遥打蒙了。100万字的架构，三大部，刚刚完成一部！
“研讨会之后，我陪着路遥在北京多待了几天。我记得离开北京那天，风雪迷漫，当时去机场的路很不平坦，雪横着飞，有点林冲在风雪山神庙的感觉。在路上，我们的车和对面来的车几乎相撞，打滑飞到了旁边。我吓得大叫，而路遥却在车后面昏昏欲睡……他完全被失败和批评打蒙了，车祸的那一瞬间，他浑然不觉。”白描回忆说。
走少有人走的路
可路遥还是决定把剩下的故事写完。
回到西安不久，简单收拾后，路遥背起行囊，再次出发。这一次，他要到陕北延安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他又一次回到寂寞的黑夜，老实巴交地捏着钢笔，不为时风所动，一板一眼、没有一丝惊世骇俗地继续讲起陕北农村孙家兄弟的奋斗故事。
路遥不会“现代派”吗？当然不。
他在延安大学的舍友张子刚回忆，刚上大学的时候，路遥就把能借到的外国名著翻遍了。床头上摞的全是外国小说，还有法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我们不认识的书名、不熟悉的作品他全都看过。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说，路遥对现代派文学非常了解，对卡夫卡等是喜欢且崇拜的。但当决定写宏大如《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深深思考过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这样一个宏大的生活。如果不用现实主义，就不能真正表现他想表达的东西。“路遥的先锋性就在这里，他不会轻易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
他只是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与西北另外两位作家相比，路遥不像贾平凹和陈忠实那样擅长魔幻的“戏法”，没有勾人魂魄的开头，无法给人一种空灵和迷惑，他在平实的对苦难的歌颂和对灵魂的赞美中，看到了复杂的人性，真实而无奈的人生，还有平凡的人们在不完美的生活中追求完美的路。
他的写法是那样“笨拙”和朴素——更宜于中学老师向学生推荐，也更方便摆在“职工书屋”和“农家书屋”里供人借阅。
在路遥看来，艺术要有打动人心的魅力，首先在于作者对生活、对读者的真诚态度。脱离了真诚和深邃的精神表达，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的形式都是枉费心机。
“我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创作这种劳动的态度——这可不是闹着玩，应该抱有庄严的精神，下苦功夫。”路遥说。
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艳茜说，最终，面对最朴素的人，路遥选择了最朴素的写法，他决定要坚持这样写下去。稳定下来的路遥，内心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坚强，在他布满“匈奴式”络腮胡的脸上凸显。路遥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即使后来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仍然愿意在这废墟中汗流浃背地耕种。他相信这样的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
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般人再也见不着路遥的身影。他总是彻夜写作，白天休息。他的“摄影师”郑文华记得，一天早上起来在花园里“偶遇”路遥，看到路遥也在溜达。他走上前问路遥：你怎么起这么早？路遥拿眼睛瞪他一下说：“我还没睡呢。”
对于处在高强度创作中的路遥来说，身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常常在与时间赛跑中赶字数，不完成一天的目标就不吃饭，也不上床睡觉。一边赶进度，一边还要每晚读“托尔斯泰”，在他长达50万字的作品里寻找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士气的力量。
“书写完的那一刻，他把笔扔了出去，起身照了一眼镜子。看着镜子里疲惫的脸，两鬓多了那么多白发，整个脸庞老得像满是褶皱的老人，变得如此憔悴不堪，他落了泪。但即使这样路遥还是无怨无悔地说，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为选定的目标而献身是永远不悔的。”路遥母校延安大学的老校长申沛昌回忆道。
一代又一代奋斗者的精神回响
路遥并不是作为个人在写作。“在路遥构筑的平凡的世界里，我们看不到两极的对立、是非对错的关系，他指向的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哪怕你是草根，是最底层，我关注你的命运，关注你的价值，关注你的情感诉求，关注你的现实处境……他的作品里，人是大写的，其他的一概都不重要。”白描说，这正是它穿越时代显示出的伟大之处。
他笔下的人物怀揣理想主义，又与大时代撞个满怀；获得了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却受到某种限制；对于光怪陆离的新世界充满焦虑，又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人生。尽管平凡是大多数人的归宿，他们依然用双手创造生活……
企业家潘石屹在弟弟工作的第一天，给他送去一份礼物，正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我前后看了7遍，每一次遇到困难，都要翻一遍。这是我成长过程中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在导演贾樟柯看来，路遥的作品有神圣感。一笔一划下去，倾诉的是一整片人的心声。“他写的是贫瘠的世界，但他的文学是高贵的。跟同时代作家比起来，他有一种强烈的对人的认同，他是一位高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合适的态度和有感情的讲述，构成了他的现代性。”
遗憾的是，路遥在世的时候，他的价值并没得到显现。尽管1991年3月，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第一名的得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然而积劳成疾的路遥已疾病缠身，在极端窘迫中度过了他最后500多天的生命。
1992年冬，仿佛远古神话中逐日的夸父一般，这位扎根泥土与大地的作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倒在了他追逐文学理想的半途中，结束了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英雄交响曲。
陈忠实操着一口浓浓的陕北口音向路遥告别：“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一颗璀璨的星陨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这就是路遥。”
据统计，近三十年间，平均每年就有一本有关路遥的图书出版。学术界，研究路遥和路遥作品的学者及其论著也在继续增加。
受他作品影响的读者越来越多，他们把路遥的书留给下一代。
潘石屹说，许多人喜欢看路遥的小说里描写的坚韧啊，吃苦啊，那当然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爱的力量。同胞的爱、手足的爱、恋人的爱、同窗之爱，在他笔下，那些是人世间最纯净、最动人、最有感染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书本穿透到每个人的心里面。”
“路遥的作品一直被读者阅读着，喜欢着。他的声音就留步在一代一代读者心间，这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延续着。”陈忠实说。
“看一位作家不在于看他写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路遥的生命延续在他所构筑的文学世界里。他留下的，不仅是那部长达104万字、呕心沥血写就的“劳动者的史诗”，不仅是他以高于生活的诗性光辉传递出穿越苦难的热情和力量，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奋斗者的精神回响。
路遥的精神不会成为绝响。（记者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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