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过一句话:“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
契诃夫说:“要把自己锻炼到让观察简直成了习惯。”
“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匆匆忙忙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放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人们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烟,四边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赶路,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
苏东坡有言:“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能使人感情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沙叶新对汪曾祺的评价是:“他重视文字,精于遣词造句,但写出来又是大白话,毫无斧凿痕,亲切地使你想拥抱它。”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的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过两三个小时,他又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啦啦“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
汪曾祺曾经提到:“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转弄,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写小说,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在写每一段之间,我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写出后,如果不满意,我就把原稿扔在一边,重新写过。我不习惯在原稿上涂改,我觉得很别扭,思路纷杂,文气不贯……。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列夫托尔斯泰说:“任何艺术作品中,最重要、最珍贵,并且对读者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对待生活的个人的态度,以及根据这种态度所写到作品中的一切。”
汪曾祺亦在回忆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曾言:“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这样一个集文、字、画、诗于一身的文人雅士,又通俗得那么优雅温暖,真是个异数。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他代表着的中国大夫这个稀有品种也彻底绝种。汪曾祺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生命的温暖“,他一直在,而且一直滋养着一代代人。错过汪曾祺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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