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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入行10年，“乘风破浪”的编辑，你们还好吗？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0-6-17 13:36
标题: 入行10年，“乘风破浪”的编辑，你们还好吗？
截至6月13日0：00，一档聚焦30+女艺人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上线12个小时，收获1.4亿播放量——年龄虽然会让我们失去部分竞争力，但也能提升阅历和价值度。这档抵抗“媚青文化”的节目极大缓解了职场人的“年龄焦虑”。

编辑这个行当，似乎更是如此。25岁，是入行的平均年龄——需要具有相关学科的硕士学历作为敲门砖。能在这个行业待上10年及以上，那么，你注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书背后的故事实在太多）。出版行业神奇的地方还在于：需要沉淀，但也极有可能沉沦。如果能在10年间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出代表作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只将它看作是一份闲适的工作，也有可能寂寂无闻。当然，现实要比“两点论”复杂得多。此次，《中国编客》邀约了10位入行10年及以上、分散于不同出版细分门类的资深编辑，他们各自深耕于文学、童书、社科、法律、建筑、医学、经管、生活等板块，拥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及应对市场变化的方法。从此次调查结果看，有些编辑越做越“丧”，越做越难；有些编辑，在“佛”系状态中犹疑、摇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笃定地拥有了编辑职业的“成就感”。究竟是什么，让这个行业的核心力量，35+编辑的职业状态差别如此之大？他们又将如何“乘风破浪”，坦诚面对这份职业的困惑？

编辑是好职业吗？

这批在行业里做了10年以上的编辑，入行时并不知道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但都怀揣着对出版社极大的“好奇心” 与“崇敬感”，他们几乎都是“爱书”、内心执着于“好内容”的人。如果说，10年前编辑只是一个编辑，现在编辑除了是编辑，还是精算师、主持人、播音员、推销员、摄影师、模特儿、导演、团队带头人……尽管角色众多，他们还是一路跌跌撞撞地扮演过来。

2000年，王颖（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第三事业部总经理）加入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时，华章计算机已在业内拥有一席之地，华章经管刚成立两年，处于创业期。让王颖感觉幸运的是，当时加入华章，“有机会和很多知名出版人共事，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成为各个出版机构的领军人物”。时至今日，作为国内最早进行外版书引进出版的合资公司，华章已然成为出版界的“黄埔军校”。

王颖刚到华章，与几个新同事一起住在公司宿舍（董事长孙立哲的一套住房）。新人、领导住在一层楼里，孙立哲下班后有时会找这帮年轻人喝茶聊天。有一次，孙问大家：“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好工作？”当时还是二十出头的几个小姑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不出个所以然。孙立哲说：“很轻松就能做好的工作不算好工作。那些感觉有难度有挑战，但是经过你的努力，还能完成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好工作。”这句话王颖记了20年，经常分享给新入职的同事。“工作状态有时是由自己决定的。”

封毅（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房地产与管理图书中心主任）2001年刚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年7月更名为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报道，就听老编辑说：“编辑这个职业起码要干上5年才能摸出些门道。”当时的封毅觉得“这个行业的熟练期也太久了些”，现在回头看，入行已近20年，“每天都有要学的新东西”。

2007年7月的一天，姜淮与一位出版社社长聊了一上午（原计划20分钟的面试），就做了一个决定：踏踏实实做出版。“一直冥顽不灵到今天，没有改变想法。”进入新星出版社之前，姜淮做过上市公司业务，“全年无休，累病了”，干出版“周六日可以休息，自己还挺喜欢读书”。尽管前7年，姜淮从事的多是发行和管理工作，编辑谈不上主攻方向，策划的书100多种，责编的20种以内。盘点真正谈得上心血之作不超过15种时，他吓了一跳——平均到每年相当“低产”，但姜淮一直有个底线：“不做成功学的书。”

张春晓（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学出版中心主任）进入出版圈近14年，主攻文学类图书。她的职业拐点是从带领团队做“鲸歌”开始的。这个2016年从四川人民社文学中心生发出的品牌，跟一则美丽的传说有关——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拥有同样音频和心跳的读者。张春晓碰到合适的场合就会兴奋地阐述这个品牌的内涵，但书与人的相遇真的不易。鲸歌成立之初，张春晓希望能专注于原创文学精品出版，然而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市场和出版环境的变化，团队尝试开发了一些更符合市场的产品，如“鲸歌学生文库”“部编版文学名著配套阅读书系”“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书系”类的文教读物。这类图书市场稳定，利润丰厚。4年来，团队做了超过400个品种，造货码洋过亿。“有这些赢利品做基础，我们才有底气做一些可能没有多少利润但高品质的小众读物。”

2003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吴宏凯被某出版社用“不要女生”为由拒绝，但这并没有让她与“出版”失之交臂。喜欢看经济类文章的她不久被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金明善主编的《经济学家茶座》吸引，“自己跑去求职，误打误撞入门”。2008年进入接力出版社的第一天，唐玲做的就是婴幼儿图书，包括适合0~6岁孩子阅读的图画书、玩具书、科普书、漫画书等等。这些年接力社的低幼产品规模不断壮大，唐玲所在的部门从低幼编辑部发展到婴幼事业部再到婴幼分社，她一直坚守其中，从一个普通编辑成长为分社社长，经手了数十个大品牌项目的策划营销。李大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中心负责人）是医学出版领域的坚守者。2007年临床医学硕士毕业时，他没有去医院，答应了武汉某家出版社的邀约。因为对出版社感到“神秘”，从此再未“出圈”。 2008年入行的磨铁图书副总编辑王那厮似乎更像是吃定了“编辑”这碗饭。从高中开始写诗歌、小说，大学期间帮人攒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出版业。薛晗（法律出版社法商分社社长）的职业路径更为“规整”：硕士毕业时带着对法律出版社浓浓的“崇拜”，十多年来一直做编辑，从最初的音像制品编辑到图书编辑，主攻法律实务图书，截至目前经手的图书已有三四百种。

资深策划人许挺的经历似乎更能代表那批游离于“体制内”出版社编辑的生存状态。2007年入行后，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策划人”：不仅是埋头看稿子，主要是策划具有市场潜力的选题，像产品经理那样从前期市场调研、寻找合适作者、组稿、出版、营销推广、衍生版权孵化全程参与，把一本书的价值做到最大化。他主攻文学传记类选题，得意之作包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几部自选集《梁晓声自述》《梁晓声人生感悟——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梁晓声读书与做人》《家国天下三部曲》等。

眼下，成人书市场不断收缩，编辑们除了面临“内容”端的困境，还有来自于生活层面的困扰。住燕郊在京内上班，住天津每天通勤的编辑不在少数。许挺曾经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同班次火车通勤，“聊了一路”。他算了一笔账：每天通勤，车费1个月大概2000元，住到通州接近燕郊的画家村，租个小公寓，一个月2000元。但画家村没车不方便，做公交车到单位需1.5小时。最难受的是，“没有自己的家，租房的感觉太不好了。”许挺现在选择1周通勤1次。从天津的家中出发，在西站坐车到单位抄近路地铁4号转2号，乘6：30的车到单位正好7：30。前提是，他得早上5点起床。

高光时刻

编辑这个职业，要有一点赌性。这些资深策划人在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总会碰到一些“赌徒”时刻，担心“这样的书出来，会有人买吗” ？那些颇具个人风格的“创意”在并不笃定的“感觉”支使下出炉，惊心动魄，成为爆款……

从业10年以上，从责任编辑（攒书、写手），到文字编辑、策划编辑、产品经理，再到管理一个部门，是编辑“年资”得以体现的重要职业轨迹之一。与此同时，盘点这波编辑经手的得意之作，放在10年的跨度中去观察，不管是昙花一现的书还是沉淀下来的常销品，都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眼下负责华章金融经济板块的王颖几乎没有离开过编辑岗位，“乐此不疲，享受这个工作。”在出版方向上涉猎甚广的她，做过经济管理、心理励志，甚至童书。刚入行那年，领导分给王颖一本当时谁也看不懂的书——《六西格玛管理法》，这本《福布斯》20世纪20本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书籍，介绍了当时国外最流行的质量管理方法。由于书中有大量统计和数学概念，学统计专业出身的王颖获得了第一个职场机会——当时正值中国制造业崛起，质量管理有着迫切的学习需求，这本书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本畅销书。

2005年，华章启动了“德鲁克管理经典”的引进出版工作，王颖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旁观者》《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管理：使命、责任、实务》等十余种经典的责任编辑。对于王颖来说，这是她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当时华章举公司之力推进这一项目，我作为参与者学习到了很多，不仅有机会编辑德鲁克的作品，而且能与很多学者专家沟通合作，从寻找译者翻译、编加排校、装帧设计，到与相关机构合作营销，整个过程都受益匪浅。”（下转第10版）（上接第9版）

很快，“德鲁克系列”掀起了国内企业家学习管理经典理论的热潮，持续至今。华章2019年举办的德鲁克高峰论坛——流动的灯塔，吸引了上百位商学院院长、企业家参加。迄今为止《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仍高居经管畅销书榜。

2007年，心理励志图书受到热捧，王颖责编的《阳光心态》出版，发行量很快达到几十万册，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吴维库受邀到各个行业去演讲，大量团购订单涌来，“阳光心态”成了那两年的流行词。近年，因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王颖的工作方向集中于金融经济维度，全力打造“华章经典·金融投资系列”图书，目前这套图书已出版超过100个品种，其中包括很多知名畅销书，如《彼得林奇的成功图书》《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巴菲特之道》等。时至今日，作为部门负责人的王颖更关注整个板块的发展，但今年部门着力打造的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新作《美国真相》（刚刚上市），依旧让拥有20年编辑经历的她“兴奋不已”。

20年间，封毅策划出版了500余种图书建筑科技类图书。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住房政策法规文库》《房地产项目运营最佳实践》《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必读》《中国古建筑知识手册》等，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每天都在强化基础的编辑功底，过去熟悉的知识在不断推陈出新，建筑行业的新技术、新政策和发展热点时时更替，先进的出版模式和营销手段层出不穷。”做了15年图书编辑的封毅2015年出任建工社房地产与管理图书中心主任，资历深厚的她觉得“现在，吃老本是远远不够了。”

薛晗的高光时刻与她创立“法商”图书品牌不无关系。“法商资本市场”中的“企业上市解决之道”系列、《私募股权融资募集、设立与运营》等都是该投资细分行业内首创性的实务用书，列入行业必读书目，近10年来一直在持续加印和修订。一路稳扎稳打的薛晗走过了从助理编辑到首席策划编辑的所有编辑岗位。岗位的更迭，事务性工作的繁杂，并没有让薛晗停止思考：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策划编辑？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在什么市场环境下，“在企业中具备不可替代性，而不仅仅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任意一员。”薛晗给自己找的答案很明确：第一，眼光。对优质选题的判断选择能力。第二，专业。通过专业策划对产品品质提升的能力。第三，沟通。对外对内的沟通协调与交往能力。第四，学习。懂得借力、不断学习并自我提升的能力。善于总结经验和不断实践。2013年，分社内部首创单独考核的律商工作室，薛晗开始担任工作室主任和分社副社长，工作室业绩连续全社前3名，2016年创立了新的分社——法商分社，分社成立4年来业绩增加迅速，从一个小分社增长为大分社。

与薛晗在法律社一路“从普通编辑成长为部门主管”的轨迹类似，唐玲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节点是2017年底接力社成立婴幼分社，她竞聘成为分社社长。之前虽然有两年事业部总监的工作经验，但并没有细致的分工。分社成立后，唐玲的第一个工作是招兵买马，不仅要设置不同的编辑部门，打造更明晰的图书产品线，还要建立分社的设计部和市场营销部。对选人用人眼光、整体的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两年感觉最大的成就感不是经营业绩的提升，而是婴幼分社就像当初大家憧憬的那样变成了敢拼敢干、积极向上、团结互助、温馨和谐的团队，人员稳定、幸福指数非常高。”唐玲说。

进入出版社不久的吴宏凯开始做与她自身气质十分吻合的艺术设计、生活方式类选题。对她而言，第一本让自己有所成长的书是《女人味》，而《设计中的设计》无疑是她的“出圈”之作。这本书开启了设计类图书“大众化”风气之先，迄今还在持续热销。“设计东京”系列问世后，同样成为爆款。吴宏凯与作者吴东龙因书结缘，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去年还一起在东京逛了一天街”。量产不高、性格随性的她，曾经是圈内耀眼的“先锋”编辑。2009年，香港著名设计师黎坚惠的《时装时刻》以98元的定价推出市场，被彼时的业界视为“胆大之举”。吴宏凯回忆说，当时社长担心坏了：“没有人买这样的书怎么办？”好在该书2万册早已售罄。而今，这本书在二手书交易平台多抓鱼上需要“排队购买”。

真正让王那厮第一次体验到做畅销书快感是他第一次自主策划、制作的《交手》（3册），作者是何常在，一共发行了30万套。因为这套书，王那厮被磨铁老板沈浩波相中，如今，他已成为磨铁图书IP出版中心总经理。在内容段摸爬滚打十多年的他，不太赞成“85后、90后、00后读者不怎么看书，抖音快手之类的新事物占用了读者的时间”的说法。王那厮分管的小说部门每年有若干种百万册销量的图书问世，主力读者是85~00后群体。“凡大众市场超过百万册的书，全是这个群体买起来的。抖音快手类新平台，固然占用了读者时间，但同时也为出版的宣发提供了更多机会，甚至提供了畅销作者和选题。”王那厮更倾向于主动拥抱变化，了解年轻读者群和当下的新事物，“而不是单纯的抱怨”。

拥抱变化

十多年前，编辑加工流程和环节相比现在简单许多，尤其是体制内出版社，编辑的角色更多的是按流程将一本书立项、书稿校对、封面设计和印制，把书“生产”出来，编辑个人主动策划成分非常小，图书推广营销力度也小得多。传统的书店分销模式下，各类卖场上架图书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销售问题。眼下，读者层面、渠道层面、内容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本期待“造起声势”的书，早已不再是编辑“一个人的战斗”。

“90后、00后的兴趣更多元，偏好更个性，购买理由更随机，也更挑剔。”在姜淮看来，其他变化都是小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读者层面——也可以说市场变了。“早些年比较好忽悠，烂书横行，竖子成名的业界案例很多。至于技术、流程、营销、电子书、电商等，看起来变化也很大，但不是核心变化。” 姜淮曾参与过一家书店的创店，接触过金融圈对出版圈的投资融资，但他始终认为，“出版是很小的产业，不适合大量资本进来，也不适合太商业，还是手艺人的传统行当，这其中最重要的手艺人就是编辑，核心竞争力是编辑手上的选题，这是不变的，抓住这个不变很重要。变化需要用定力对冲掉。”

李大林2008年做过一本《户外运动宝典》，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怎么做书，但并不妨碍这本书大卖。那时做书的轨迹是：作者投稿、编辑出版、市场发货、收款。“没太多营销概念，就是跟着感觉走。”而2016年李大林操盘《科比布莱恩特全传》时，市场已经大为不同——以大众需求的盲目性带动书业蓬勃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科比布莱恩特全传》包装精美，定价198元。“读者对这个价格并不敏感，书的畅销在意料之中。”李大林觉得，受众人群的购买需求已经极度精准化，完全不能“想当然地策划，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书”，更不能犯“兔子用胡萝卜去钓鱼，还经常问别人，它怎么钓不到鱼”的错误。尽管如此，李大林依然觉得，出版圈还是相对传统的领域，感知变化的能力晚于其他行业。“很多出版人还在用上世纪20世纪的思维做书。”2018年工作变换之际，李大林与一个平台合作做了一款网络课程，售价99元一份，两周时间销售1万多套，销售额100多万元。“没有库存，也没有多少成本。”让李大林感觉震惊的是，当他关注这个领域的时候，“做课”行业已经进入到下一个赛道。

“变化太大了。”张春晓有时候会感慨，现在的出书流程“长度”大概是10年前的3倍，程序越来越复杂，一本书的战线越来越长——即便跟作者的交往没有太大变化，但一个人几乎很难独自完成一本书的出版，尤其是重点书。“从前期制作到后期营销，往往需要一个团队协作才能完成。”2012年，张春晓责编《命定》、2014年责编《瞻对》，两本书屡次获奖，活动一场接一场，“但感觉没有如今这么累，工作远没有多到需要团队承担。尤其是渠道，来自不同维度的需求太多了”。

眼下，张春晓将一本书重点书的出炉定义为“盛装出嫁”。在即将进入销售环节前就开始吆喝，营销必须是立体化、多维度、全方位的，才能引起“婆家”（渠道）的重视和观众（读者）的围观。2016年，张春晓的团队做了美国畅销书作家克里斯汀·汉娜的《夜莺》，2018年做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自传《变革》，去年出版了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每本书的出版都堪称“惊心动魄”。从谈判到签约，从编辑到设计，到内文和封面纸张选择、确认，以及无数次封面修改，不同规格和不同主题的海报、拉页制作，各种地面活动，配合渠道做线上直播，完成重大选题备案，申请书号及CIP，几条战线同时飞速运行。“一本书变成了一个项目，需要以图书为中心，分头向四面出击、联动。以上种种，都无法靠一个人的能力完成。”张春晓举了个例子：《变革》从拿到稿子到出版只用了40多天。适逢马克龙总统2018年1月8日到中国访问，团队想尽一切办法，请一个正好要去巴黎的朋友，在1月6日上午将书送进了爱丽舍宫。“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紧密配合的团队，几乎不可能完成。”

此外，后期发行和营销环节，来自不同渠道越来越个性化的需要，也为编辑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直播、抖音等新型营销模式的出现，出版社也大多无法做到安然稳坐，视而不见，很多编辑或自愿或被迫地涂脂抹粉，鼓足勇气，转身做起了主播。

近年，一向颇为沉静的专业出版领域变化也极为巨大。“全生命周期管理，全过程咨询服务，这两个概念本来是近几年来在建设项目咨询、建设、管理、运营中的发展趋势，在图书出版和编辑工作中，现在也同样适用。”在封毅看来，编辑越来越不能局限于案头工作，而是一个项目经理，全流程参与到图书出版过程中。作者由十多年前的个体为主，变为现在以机构作者、集体作者和自带流量的大咖作者为主；知识服务的形式由传统的纸质图书为主，变为纸书和数字出版，且数字化产品比重与日俱增；营销由以前的主配变为现在的多渠道销售、多方式推广。“读者需求进一步细化，从以前的单一基础需求变为复杂、多样、精细化。“你要GET到他要的那个点，推给他，点燃他，才能形成销售。”封毅说。

许挺感知到的变化在于，小说图书的断崖式下滑。“10年前，策划一本长篇小说，1.5万册起印，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的销售能力强，动辄加印，销售3万册以上不算事儿。”10年后，移动互联网大潮，各种自媒体APP崛起，一部手机解决全部问题。碎片化阅读当道，很难再有人静下心来看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大家更喜欢心灵鸡汤式的文字——鸡汤可以安抚受伤的心灵。而一本长篇小说，3000册都卖不出去。那些取了文艺范、心灵鸡汤式名字的产品市场销量却颇为可观，名家旧作被出版商重新包装策划，换名后依然可以成为几十万册的畅销书。

童书领域的变化则来自于读者端的成熟。十多年前市场上的婴幼儿图书产品很少，图画书在国内的推广刚刚掀起热潮。据唐玲回忆：“那时的图画书大多引自国外，编辑通过做引进版加深对图画书的认知和理解。”唯一不顺利的地方在于婴儿书，尤其是玩具书，由于成本、定价很难被当时的市场接受。“一套‘婴儿游戏绘本’发给地面店，基本没有动销，后来网店独家以后成为畅销品。”眼下，婴幼儿的图书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各种形式新颖的玩具书、立体书、互动科普书大量出版。用经典图画书练过手的唐玲，近年带着团队将工作重心回归原创，精心打磨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原创图画书。“作为编辑，还是做原创对自己的挑战更大，成长也会更快。”唐玲说。

尽管很多策划人感慨出版越来越难做，但王那厮并不愿意只看到“丧”的一面：“10年前，找作者、找选题本身就是个难题，现在的变化是，很多作者和选题会自己找上门来。10年之前，销售、营销只有屈指可数的渠道和方式，而现在，玩法越来越多，越来越立竿见影。”他还特别提及，10年前畅销小说榜单主要由老作家占领，年轻的新作者完全没有机会，而现在，情况反转。“我们卖得最好的书，全是90后甚至00后写的。”

比起其他编辑对于变化的敏感，吴宏凯似乎不太在意外界的动荡。2013年离开出版社的她做起了自由职业者，期间她做过自己品牌的衣服，代理过文具，“各种折腾”。2018年，她在日本认识插画家高旗将雄，隔着语言的屏障，顺利沟通，谈定了产品合作，还“拐带”其到北京单向空间做了一次小型展览。“这个过程，还是用自己做编辑的惯常方式在工作。”离开编辑工作的这段时间，她的最大收获反而是“可以不用拿起一本书总是像看选题一样思考，体会纯粹当读者的愉悦。比如会买很多做编辑时担心印数少而没法做的原版书来看和珍藏”。今年，吴宏凯想重新做回编辑——做黎坚惠写自己早年品位养成的一本小书《个人装备》。“而今做书并不一定是书，产品本身可以是活动或其他。”吴宏凯希望此番重回出版圈，有更多不一样的玩法：类似日本出版公司的“编辑方式”——有更多的元素参与进来，将有趣的内容尽可能放大。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孙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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