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灵感，大多来自日常生活的积累
“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
——《写什么》（1944年）
关于写作灵感，张爱玲在《写什么》中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张爱玲在《惘然记》中说：“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张爱玲在《谈看书》中说：“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到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于俗手的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作者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张爱玲在《惘然记》中，写下了她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思考。
张爱玲在《写什么》中说：“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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