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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许子东：很多作家都是山，但张爱玲是一条河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0-10-3 10:50
标题: 许子东：很多作家都是山，但张爱玲是一条河
今天，9月30日，是张爱玲的100岁生日。

说是生日而不用“诞辰”或者“冥诞”，是因为她一直是同时代的那些作家中，离我们最近的那一个。

她的金句集锦依然流传甚广，每年关于她作品的理解与误读都能轰轰烈烈地吵几个来回；她的作品依然在被翻拍，人们对着《第一炉香》的预告感叹，终究没人能拍出张爱玲笔下的华美与悲哀；她的传奇故事依然在被讲述，凉薄的笔触与她漂泊的一生互为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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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说，很多作家都是山，但是张爱玲是一条河。她在乱世的时间夹缝中，那些关于易逝的感叹，没想到便成为了永恒。

“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文字 | 许子东
来源 | 《20世纪中国小说》51、53集

1.

大城市里的“堕落女性”

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张爱玲的小说放在100年中国小说的长河当中来阅读，《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第一部小说，初载于1943年鸳鸯蝴蝶派的杂志《紫罗兰》，是张爱玲早期代表作。

《第一炉香》可与曹禺的剧本《日出》、张恨水的长篇《啼笑因缘》并置阅读，几部作品都写美丽的女人在大都市里的堕落。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的一个常见故事，甚至连享受都市文明的新感觉派（如《上海的狐步舞》）也不例外。

然而，都写女人在都市堕落，《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在写法上有明显差别——某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差别。

假定“一个本来纯洁、朴素、弱势的美女，为了金钱等利益屈从一个她不喜欢的有权势男人” 是所谓“堕落”的标志和过程（这个“堕落”要加引号，因为其定义可以再讨论，很可能是男人中心主义的观点），那么《日出》叙述堕落的过程“略前详后”。

前面陈白露结婚，失恋，到大城市做舞女、明星，后来变成交际花，都只用几句台词简略交代，但是“堕落”的后果，交际花的悲惨结局，却详尽描绘。

豪华酒店，花天酒地，应付各种男人，最后欠债，被迫吞药。最后她的台词：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观众对女主人公充满同情，觉得她是一个无辜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既然她是无辜的受害者，眼前的悲剧应该由谁负责？当然就是社会，罪恶的大城市，这就是左翼文学主流的声音。

张恨水《啼笑因缘》里的卖唱女凤喜，已和书生樊家树在一起，又因为贪图钱财而跟了军阀，虽有一定被迫性，但也有一点自愿成分。

军阀把她骗到家里，然后手举存折跪下，凤喜先是拒绝，最后一笑接受。有侠客在窗外，也没法再救她。

正因为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堕落有一定责任，所以之后她受到虐待，甚至发疯，读者的感受就比较复杂，有同情，又有谴责——此乃通俗小说的基本功能，先让读者迷醉白日梦，再提醒大家不可模仿，有一个道德教育的框架底线。

所以《啼笑因缘》写女人在城里堕落，是“详前详后” ，全过程一个环节也不少。

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张爱玲《第一炉香》的叙事方法却是“详前略后” ，因此同样的故事就显示了不同的意义。

2.

“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悲哀的城”

葛薇龙从一个恳求香港姑妈赞助学费的上海姑娘，一步一步自愿地走进了堕落的结局，中间经过了至少四个选择。

第一步，明知姑妈家里风气不正，仍然住进去；第二步，睡房里边这么多衣服，提醒她“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摆明是要她充当学生以外的角色，但她陶醉于美丽衣服的华尔兹舞，对自己说“看看也好！”

第三步，姑妈老相好司徒协，突然套个金刚石手镯给薇龙，显示她在姑妈家的培训期结束了，It's time to work。薇龙还是不舍得离开香港，接下来就和混血靓仔乔琪乔感情赌博。

这三步选择，我在北京、香港的课堂上都做过调查，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会走下去，“看看也好” 。可是到了第四步，为了挽救名声而嫁给花花公子，还要帮姑妈勾引其他男人，这个荒唐结局是人人都害怕的——但它又是前面几步的合理发展。

夏志清这句评论被很多人引用：“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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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来，《第一炉香》的结尾就是《日出》的开端，几年以后，薇龙就是陈白露。

张爱玲的“详前略后”，使得她的小说一开始就有别于左翼主流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是所谓“最后的贵族”——衰败、破落、腐朽，但又有不少别人没有的、令她留恋的东西。

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但因为二战只能在香港读书，这一段香港生活经验在她早期创作中就演化为传奇般的异国情调。《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其实都是为上海读者制造的香港梦。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香港传奇与上海故事常常交织对照，互为他者。

如果说香港是风景，上海就是窗台；香港是房子，上海是地基；香港是梦幻，上海是现实；香港的面子，上海是里子；香港是电影，上海就是电影院；香港是冒险，上海是生活；香港是男人，上海是女人……

张爱玲自己也承认：“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虽然是在上海的卖书广告，却也道出几分实情。

张爱玲概括：“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社会的磨练，新旧文化总总畸型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这一段话好像也可以用来形容香港人，不过另外有一句恐怕香港人不大能够接受：“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亲切感是有的，香港人有时也会“看不起人”，但不大会看不起自己。

不是张爱玲不了解香港人，而是她太了解上海人。

3.

关于饭票的现实爱情

晚清青楼小说，除了《海上花列传》的“近真” ，也有《花月痕》的“溢美”，从交易出发最后收获真情。现代版的“从饭票出发却找到爱情”的传奇，就是《倾城之恋》。

傅雷在称赞《金锁记》的同时曾批评《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但是我在香港、北京、台北都问过学生，张爱玲小说中居然最多人喜欢《倾城之恋》。

可能因为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大都悲观绝望，《倾城之恋》是一个例外。在现实层面上，当然也是白日梦：刚刚跳舞认识就买头等船票，马上入住男人付钱的浅水湾高级酒店，这段感情游戏一开局就不平等。

张爱玲写白流苏的上海旧家庭，亲戚排斥母亲不帮，这就把女主角在香港寻找饭票之旅合理化了。没有退路，她才跑上阁楼，对着镜子阴阴一笑，然后出征。

我们还是要在20世纪中国小说系列中重读《倾城之恋》。

在《伤逝》、《创造》、《家》或《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中，五四小说的基本爱情模式已经一再重复——男的总是思想进步的才子（凌吉士思想不进步，就被莎菲女士“飞”了）；男人穷，他的性苦闷才值得同情。怎么吸引女性？当然主要靠文化，男人相貌并不重要。

女人必须玉洁冰清，玉洁是外表，冰清是内心，玉洁是值得被拯救，冰清是可以被启蒙。基本上男人在讲他看什么书，女人就在旁边睁大了美丽的眼睛，点头，仔细倾听……

有意思的是，《倾城之恋》也有这样的场面。华侨商人范柳原花钱把28岁的女人白流苏从上海请来香港浅水湾，住进海景房，先吃饭后跳舞。

男人说：“我要你懂得我！”女人低下头来说：“我懂得，我懂得。”然后两个人就到夜晚的花园里，来这里本来就可以kiss了，“流苏愿意试试看。在某种范围内，她什么都愿意。”

可是，男主角觉得，只靠钱来拍拖，胜之不武，所以他还要模仿一下五四文人的恋爱方式，便将白流苏带到了一个荒凉的断墙下面，讲了一番“地老天荒，执子之手” 等诗经理论。这种场面在五四爱情小说里似曾相见，但没有见过的是女主角的一段心理独白——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
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
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我在别处说过，这段话“放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看，是女主人公觉悟的一个小降低，却是女性主义创作的一个大飞跃。”

五四的爱情小说灌入了太多启蒙内容，中心使命就是教人、救人，男主角或者作家经常看不到女主角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只觉得女主角睁大美丽的眼睛，在听他讲民主自由，个性解放……

男主角或者作家仿佛看不见女性的曲折压抑的情欲，也看不到女人睁大美丽眼睛温柔点头时，其实可能在考虑更实际的饭票和衣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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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伤逝》里面，子君当年听涓生讲雪莱、拜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脑子里闪过——这个男人将来住哪里？

女作家下笔就视野不同，《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了女人浪漫主义的性欲，《倾城之恋》写了女人现实主义的心理。

为什么女性的这些平凡的欲望心思，才华洋溢要救人救世的男主角们却看不到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小说最后靠了香港倾城的这个外力（实际上不大可能发生的条件），促使男女主角在爱情方面从互相算计到同病相怜。

作家告诉读者，这也不是天长地久，也许十年八年。但已经可以使很多张爱玲的读者感到欣慰，毕竟这是她笔下唯一的一次happy ending。

4.

张爱玲笔下，男女的爱情战争

《倾城之恋》除了挑战五四以来的爱情小说模式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值得讨论：一般爱情小说都是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然后因为双方家庭、阶级、民族或者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反对而导致悲剧。

男女是冲突的一方，外界压力是另一方，这是很多爱情文学的基本格式。

然而《倾城之恋》并没有明显外力在反对他们，戏剧冲突就发生在男女之间。冲突是什么？从表面看，女方追求长期饭票，男方貌似花花公子，这好像是一场食与色的斗争。

难道“食、色，性也”，真的男女有别——女的比较看重社会条件，比如财产、知识、稳重、可靠、有才、气度，男的更加关注外在生理因素，比如美貌、仪态、善良、身材、气质。

可是这种“食色有别”的情况，应该也是男权社会的历史后果。《倾城之恋》承接了这些后果，又颠覆了这种后果：仔细读小说，我们发现女主角目标明确，手段不拘，男主角只贪过程，意图不明。

在感情博弈过程中，男人处处占优势，但最后女方达到了结婚的目标，所以这是一场男女爱情战争当中以弱胜强，又达到双赢的典型战例，难怪读者们一直喜欢。

放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来看，张爱玲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异数，太与众不同了。

但是文学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这么奇怪，张爱玲自己也说，五四的作家都写超人，都写革命，我就是写普通的、日常的、琐碎的、小市民的爱情。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东西会过去，有些东西它却一直在，你不喜欢也没办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男女战争这样的题材。

所以，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常常还会再见到张爱玲。

*内容摘编自许子东主讲节目《20世纪中国小说》，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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