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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安忆：与人群不能协调是艺术家沉重的命运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0-12-19 10:41
标题: 王安忆：与人群不能协调是艺术家沉重的命运
小说的情感问题

王安忆

这堂课我要讲小说的感情问题。情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可以说是本源，已经接近到创作者的本体了，事情就难办了。大家看见，即使我谈思想，都在尽可能以量化的方式，我知道创作其实是个非常灵性的东西，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概括，这种概括是有限制的。但是，我们操作的工具，概念和语言都是有限制的，我们只能在这限制里工作，我们不妨彻底地限制一下，走机械论的道路，也许还能更接近目标。当然，要以灵感的方式解释灵感的工作，也并非不可能，但这就需要有天才的悟性，还有将现存的概念和语言赋予新含义来重新支配的能力，这只能是寄希望于个别和偶然，而在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一种普遍和有效的原则。我觉得，由于我们的缺乏科学的方式，我们在传达中就已经产生了误会，这误会是越来越大的，像滚雪球一样的滚大。然而，面对小说的情感，我却感到了极大的困难，小说的灵性，在这里变得异常尖锐，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事情，我只能尽可能地去做。我想了些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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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这事情怎么解释呢？我给它下了一些定义，但一定不是准确周全的，我想它是一种人文气质。我先来讲一个故事，是湖南作家彭见明的一篇小说，叫《梨木梳子》。故事是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个做梨木梳子的女人，这女人一生遭遇坎坷，制作梨木梳子伴随着她度过漫长的艰难时日，她的爱情和希望最后只结了一个果实，就是美丽的梨木梳子，这梨木梳子烙下了她一生的悲欢心情。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已经是个老人，为了家乡的脱贫致富，把她做梨木梳子的技术贡献了出来，庄上的媳妇姑娘就成立了一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梨木梳子。因为曾经有个海外华侨，看到梨木梳子以后，觉得美极了，以很高的价格买了它，并且向老人定货。于是梨木梳子的制作技术传播开来，开始大量的生产，可是这个海外客商却将这批梨木梳子全部退了货，他不要了。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想它很可能是有原形的，是真有其事。那么老太太亲手做出的梳子和小工厂成批生产的梳子有怎样的区别呢？老人的梳子里有着她个人的痕迹，这痕迹包含着她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谁的就是谁的，别人代替不了。这就是人文气质。在书法里有一种笔法叫“飞白”，就是笔触中的丝丝露白，像是枯笔的样子，我想它最初恐怕是由一个失误造成的，然后这个失误就成了技法，它的意思在哪里呢？它告诉我们一个书写过程中的信息，笔从纸上急骤有力地掠过的情景，有一股激越的情绪。还有篆刻的金石感，刀刻在石头上，崩裂破碎的边缘，它也是流露出制作过程中的感情状态，这种状态都是即时即刻的，这一片刻和下一片刻不同。

这就是人文气质。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发展真是很可怕，它亦步亦趋地取消了人文气质。最早的时候我们坐在音乐厅里听音乐，音乐在演奏中一气呵成，演奏的过程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乐队的情绪很好，很饱满，乐曲被发挥得非常激昂和兴奋，也许下一天他们有些疲倦和低沉，乐曲便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我们到音乐厅去，就为了感受音乐的活生生的状态，注入了每时每刻的心情。音乐又是依附于时间的流程，难以固定，它便时时刻刻处在创作之中，它的每一分钟都可能表现出新的感情内容，于是，它就成了艺术中的最典型，最富人文气质。然而有了唱片，唱片是在录音室里制作，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把最好的状态记录下来，提供给我们，我们听到的声音也许是最完美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放弃悬念，放弃对任何意外之笔的期待，再没有新的感情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庆幸，唱片总算是完整的，是一个全过程，情绪是连贯的，就这一次演奏来说，是真切的，还是有心情可供感受的。而事情没完，又出现了激光唱片——CD。这就极其可怕了，它连那种一气呵成的状态都没有了，它是哪一截好就把哪一截拼凑起来，同时，精良的录音制作设备完全抹去了它演奏状态的生动性，我们再也看不见劳动者的痕迹，看不见创作者的激情。这也就是我个人觉得戏剧要比电影好的原因，你今天晚上看就和明天晚上看不一样，它会给我们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这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感情。而电影则是和激光唱片一样的制作品，你一遍两遍看下去，不会有一点意外的，没有失误，也没有可遇不可求的灵感来临。

但没有办法，这是由它必须物化的性质决定的，小说也是这样的东西。

它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作品，一定是一个结束过程最后完成的东西，那么我们怎样来认识和辨别它的情感呢？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下感情。

我们一直在证明，小说是一个独立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实用的价值，我们去建设它，完全不是为了使用的目的，那么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的动力是感情。我还想给感情定义一个名称叫“心理经验”。为什么有的作家生活经验丰富得不得了，可是东西却写得十分贫乏？他怎么就不能够把他如此丰富的人生经验写成优秀的小说呢？而也有些作家，他一生过得很平淡，譬如说福克纳，他从小在一个小小的镇上生活，再也没离开过，可是他写出了那么多的好作品。还有普鲁斯特，他几乎一辈子躺在床上，可他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我觉得这就取决于心理经验。这种心理经验，和外部经验不一定成正比，并不是说这个人经历丰富，他的心理经验就丰富。而我觉得一个作家他之所以要去创造心灵世界就是因为被他的心灵景象，被他的心理经验强烈驱动。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创作者的本体了，怎么去了解这个本体呢？量化的方式显然不够用了，这需要对人的深刻了解，而作家又是这样一种人群，他们的智慧和才能都要在一般人之上，当然是指那些好的作家，他们的心理经验我们应当从何着手去了解？作家们在小说之外都写过创作谈，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创作谈是可以信赖的，都是假象，倒不是说作家自己要作假，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事过境迁，再回头来解释，哪怕是自己解释自己，也不会准确，一定会受此时此地的情绪影响，只能当做另一篇作品来看。因此我就说所有的创作谈都是不可靠的，很多研究者从创作谈入手去研究作家本体，前途真是非常渺茫。

这就是感情的难办之处，它太接近创作者本体，它关系到创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一切就是难以推测，没有手段去推测的。我们也许能从现象里找出一些规律或者一些特质，第一堂课上我说过，因为小说这个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保持距离的，是独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以为它的创造者往往是由边缘人来担任的，他们很难是立足于社会中心这样的位置。我们已经看见很多艺术家都具有边缘性，他们可能是残疾人，是受压迫的弱民族，或者是女性——这个世界在目前，话虽说是男女平等，但这个平等也是女性向男性靠拢，所谓女性独立，也是以男性的标准原则为条件的，是使这世界更趋向男性中心，因此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妇女写作会这样活跃和兴旺，是和她们所处的边缘位置有关系的。我们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艺术家和精神病只差一步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因为艺术家和疯子都不是那类顺应社会的人，他们都不是善于适应社会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心理特质，都是和社会不太能投入的，他们和人群不能投入，他们很难走到人群里边去。可是为什么会有艺术家和疯子的区别呢？是因为，艺术家是有理性的，他可以用他的理性将他的和人群不调和的情感创造出一种东西来，这种冲突四起的情感很像是岩浆，是一股强大的能量，如果你没有理性去控制它，把它铸造成为一样东西，你任它漫流，那你就完了，你就毁了自己，因为你一个人形单力薄，你和一个人群去作对的话，你只能毁了自己，你不会毁了别的任何人。那些出没在我们城市街头巷尾的颓废的人影，在他们心里其实都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观念，他们行为上都有一种不能和人群融合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缺少理性，因此他们不可能把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特质变成一种动力，去创造什么，他们只能自己毁灭自己。而艺术家不同。他绝对是个有理性的人，是理性使他原始的冲动变成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因此他能够忍受人群外的孤独，他能够在人群外保持自己，然后他还能将自己的特质留下痕迹，那就是创造。当然，我很难从社会价值上去判断个人和人群的关系，我只是相信一个艺术家在他的心底深处，在他的灵魂里一定有一种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有很多写作家的文章，特别强调作家的个性，喝酒啊，留胡子啊，交往随便啊，或者出口就很粗鲁啊，对人不尊重啊，好像行为越出格就越像作家，实际上远着呢，不是这么回事。一个艺术家和人群不能投合绝不是表现在这样浅层的地方，这种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所谓艺术家的包装而已。当然，从这种包装方式也能看出，艺术家的与众不同是人们所公认的了，但是，人们把这种不同看得太轻松了。其实，与人群不能协调可说是艺术家痛苦的根源，这是一种沉重的命运。

让我们再换种说法，艺术的创造者还是一种特别具有情感能力的人。他应该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就是说他应该有痛感，他不是麻木的人，他是个很有痛感的人，一触即发。那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人认为正常的情况下，艺术家会有反常的反应，这就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性，也正因为此，他才从人群中脱离了出来。从这点来说，不是命运决定了他的边缘化，而是他自己决定了他的边缘化命运。艺术家的感情能力还表现在他的感情质量上，他应该有力量把这种痛感，这种情感推到一个高度，怎么是感情的高度呢？我个人喜欢把情感划出等级，我觉得情感的一般状态只是一种伤感。看到月亮缺了，哎呀，很遗憾，月亮昨天还是圆的，今天已经不圆了，心里面就有些难过，喝了点酒吧，想起了往事，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又一阵难过。这只是一种伤感，不伤心不伤肝的。在物质主义的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复杂繁琐，已经把情感切割得非常细碎而易消化。有一个演员，曾和我说现在演影视剧非常没劲，老是让她在那儿吃饭吃饭，她当然希望是死了个孩子，吃饭有什么情感？她就是在要求一种强烈的情感，我觉得她的要求是具有艺术特质的。感情的质量取决于创作者本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最高级的阶段我以为是“忘我”。“忘我”这个词也是容易被误会的，现在有一些私人性的作品，将个人隐私统统兜出来，实际上当把这些东西兜底翻出来的时候，恰恰是他们太记得“我”了，他们太忘不了“我”了，他们把“我”牢牢记在心里，特别想给大家展览一下“我”的面目。我有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发怒，孩子发怒他会用头去撞墙，他会要死，这真的是很纯洁的力量，什么叫忘我？就是他会把自己毁灭掉，而不是展览自己。这个世界已经把很多事情搞得非常混乱，必须样样说清楚。我说艺术家的情感能力必须具有两种条件，一个是敏锐性，但是这个敏锐性不能搞得杯水风波，小小一件事情张扬得很大；还一个就是要有力量，一定要有力量，要有力量把情感推到极致，推到高潮。这种力量就和理性有关了，这也关系到从感情到小说这个过程，我们做的是什么？

情感往往体现为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感，我们怎样把冲动感变成一本小说？中间要经过这么漫长细致的技术化的处理，你要保持你的感情，但是你却要冷静地处理它，使它最后成为一个客观存在，这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全靠理性了。第一要靠理性来检验质量，上次我就谈过不是每一种感情都是有价值的，有崇高感的，上一堂课我们也在试图鉴定，在我们的认识范围里存在有哪些等级差别，那么在情感上也同样是有等级差的，就像一位演员说的，吃饭也是感情，你不能说吃饭没有感情，食欲就是一种感情，死个孩子也是感情，那么这两种感情相比，谁高谁低？谁强谁弱？我觉得现在的作品里越来越多宣泄，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我挤公共汽车挤得烦死了，车多么挤啊，调动工作那么困难，上司又不知道我的心，老婆也不知道我的心，世道是多么差，变幻无常，等等。这些情感也是情感，你不能说它不是情感，问题是它有没有质量，而这个质量我们就要靠理性去检验。然而危险的是，理性可能使感情枯竭，它可能使人变成非常冷静的人，感情枯竭了怎么办？创作这件事情对本体的要求就是这样严格，于是就有了第二项理性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我以为是一个压抑的过程，当你心里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情感产生的时候，你需要压抑它，你不能急于把它宣泄出来，你必须把它压抑下去，也就是我们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这个压抑的过程也是非常危险，很可能时过境迁，你这个冲动就没了，这个冲动来去都是飘忽不定的。因此我就想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诗人那么多，诗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把情感记录下来，而小说很难办。

小说要求感情到作品中间的转化过程太长太复杂，需要转化为故事，转化为人物，转化为情节，还要有个归宿，有头有尾。所以说我觉得小说实际上是个很难的东西，感情要非常饱满，技术要非常周密。现在我们好像又回到技术问题上来了，这也就是理性对感情所担负的第三个功能：想象力的功能。在此，我说的想象力是从感情的立场出发的，也可以叫作灵感。灵感不同于感情的冲动，它是已经成形的感情，所以它其实是吸收了理性的帮助的。灵感现在似乎越来越难得光顾我们了，人类的经验日益积累，200年的小说堆积如山，书库里都是小说，覆盖面日益加大，阴影笼罩着我们，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从小说到小说的情况。它的感情是来源于写作者的阅读的经历，它把别人的感情打碎了再重新组合，它也可能做得很好，但它终是因为缺乏原始的冲动而生命苍白。这就是我以为从感情到小说的三个理性的条件，这种量化一定有很多疏漏的地方，反正我们能够归纳多少就归纳多少，只能这样，尽力而为。

现在让我们看看情感在小说里是如何表现的。这是一个困难，我无法说小说里面这个是感情，那个不是感情。感情对小说是一个隐身人，你看不见它，你找不到它，你只能感觉它，这种感觉是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的，它是一个从感觉到感觉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去叙述它，怎么去传达它，为它作一个结论，那都是非常难办的事情。无路可走的情形下，我们不妨另辟蹊径。比如说，散文。散文是放下虚构的武器，是创作者对自身的纪实。因此，今天我想谈一些散文，但这些散文它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散文绝对不是散文家写的散文，它是小说家写的，而且是优秀的小说家写的。这些小说家都有着一定数量有质量的作品，他们仍然也会写一些表露心迹的散文，这些散文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下，读这些散文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感情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内容是值得了解的呢？因为他有那么多的作品，他有那么多好的小说作品使我能够信赖他，我信赖他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的这些作品都是源于他个人的，他自己的感情。在这个信赖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看他们的散文。第一了解他们的感情内容是什么，第二了解他们的感情经过了哪些理性的锻炼，就是他感情经受理性锻炼的过程。我想向大家介绍这样几篇散文，大家应该找来读的。一篇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篇是张炜的《融入野地》，还有张承志的，在讲《心灵史》的课上我曾经提到过的《走近大西北之前》。这三篇散文有一个特点，都是表露自己的心迹的，都是可以说在写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想我们今天就着重地说一下《我与地坛》，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我们看一看这一位创作者的感情的面目，他感情的图画是什么样的？《我与地坛》这篇东西怎么给它归类，也是经过一番争论的。

它当时在《上海文学》发表时，《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我也同意他的话，我觉得是一篇好散文。

这篇散文一共分七个段落，第一段讲的是他——作者终于到了地坛。

他经过了一个人生大转折，就是再也无法挽回地瘫痪了，然后找到了地坛这么一个地方，可以由他坐着静静地面对他的转折。为什么他把地坛当作他面对转折的舞台？因为地坛这个地方已经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积累和人世变故，它像一个深谙世事的老人，在这个背景下是非常适合人去面对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散文开头得非常朴素，他说：“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他进了北京以后经常搬家，可是每一次搬家都是围绕着地坛，“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400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逛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圯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台四周的老柏树越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又说：“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个园子，就再没长久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它的意图是什么呢？这个园子满是时间的痕迹，时间是对变故最有发言权的，多少生与死从时间里经过，于是生和死的问题就很自然地提到了面前。为什么独独要他考虑生和死的问题呢？因为他瘫痪了，他成了一个残疾人，他这一辈子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他想死，却不能，人们不让他死，这么多人为了救他伤透了脑筋，他要死就对不起人们。那么他活，活也不是他选择的，一个人的出生是没什么好犟的，你就这样被生下来了，然后瘫痪了，只能坐在轮椅上。就是说你不能选择死也不能选择生，你只能去思索它们，而地坛是个思索的好地方。

第二段是写他的母亲，为什么写他母亲呢？因为母亲是他生命的创造者，带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是他母亲，当他在地坛思索“生”的理由的时候，他体会到至少他对这个生他的人有活着的责任。他对这个世界是谈不上责任了，谁还要他呢？没有人要他，他这么一个残疾人，只有一个人还要他，就是他的母亲。每天他去地坛，摇着轮椅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总是站在院门口送他，有一次他摇到了门口，想起什么东西没带，又回过头来，他看见他母亲一直保持着一种目送他的姿态。他在这园子里待久了，他母亲就会来找他，他母亲眼睛不好，近视，就端着眼镜四处张望，有的时候，他在树丛里看见了母亲，但是他不喊她，看着他母亲从身边过去，有的时候他们俩互相都看见了，就好像都很害羞，匆匆一对视，立即走开了。多年以后他发现凡是他轮椅走过的地方都留下母亲的足迹，这个园子非常大非常大，他就想他母亲走过多少路啊，就为了追踪他，就为了找他。这时候他明白了“生”的一点意义，就是说他对创造他生命的那个人是有责任的。

第三段他描写得异常的美。我再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要挑选这些散文来显示感情的面貌，因为这些散文直接向我展示了这些作家的情感。他们有那么多好小说在这儿，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小说确实对应了他们的情感，确实从他们的情感出发的。我信任这些散文，要比对他们的创作谈更信任，他们的创作谈倒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创作谈太过狭隘，一对一，二对二的，这种过于具体的解释会影响事情的真相。还有就是这些散文本身也是那么不可重复的好，动人心魄，你除了相信它出自绝对个人的感情，不能想象还会有别的来源，因为散文不同于小说，它是真实的，它没有虚构的掩体，感情在这里是完全裸露的，高低优劣一目了然。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段，写的是时间，他在地坛所看见的时间的特质和色彩。时间是很抽象的东西，但他却写得非常具体，他说“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音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飘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阔的啄木声。……”时间是那么虚无，我们总是说它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在地坛这一切东西都有了形状，都有了颜色。史铁生在这一段里尽情尽意地描写了时间，我相信只有一个人长久地、安静地、没有一点干扰地去体味时间，才能看到时间这么多的面目，我们谁能看到时间的这么多的面目呢？他是被迫地面对时间，除了时间他什么都没有，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现在，终于，他无奈的被放逐其中只能顺流直下的时间，在他的眼睛里呈现出了光与色，时间对于他至少是有了审美的意义。

第四段是写这园子里的人，和他同时在这园子里活动的人。他写这些人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是一个时间流程里的同行者，像道家说的“修百年才能同舟”，这些人能够在同一个时间流程里的同一个地点中相遇，即使是擦肩而过，也不是偶然的了。在这园子里和他一起经常出入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有一对夫妻，看上去是受过很好教育的，穿的衣服挺老派，可是很规矩，很讲究，总是女的挽着丈夫的胳膊，然后就在这园子里逆时针方向走这么一圈，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段时间那个女的不来了，男的一个人来，情绪就压抑很多，很沮丧，几天以后，那个女的又出现了，作者不由松了口气，放心了。

他在这园子里摇着轮椅走了15年，这一对夫妻从中年到老年，可说始终陪伴着他，从来没有退场。这对夫妇和他总是交臂而过，谁都认识谁，可是他们从不搭话。在这个园子里有一个经常来的人，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小伙子，每天一早就来唱，唱《货郎与小姐》，“卖布啊，卖布”或者“我交了好运气，好运气”，他总是这么唱，他的声音总是在这个园子里回荡，这个歌唱家和他也是从来不打招呼，有几次面对面的刚想打招呼，可是一下子又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互相点了一下头，可是从此这小伙子就不再来了，他想，那天小伙子与他招呼，可能是一个告别。还有一个老头，喜欢喝酒，他是午后到这个园子里来，喝了酒，在园子里逛来逛去的，走路歪歪斜斜，走一段就解下酒瓶仰头喝一口。还有谁呢？还有一个中年的女工程师，他觉得她是一个女工程师，其实不一定是，她长得很文静，穿着朴素优雅，她是每天中午从园子里穿过，他总是看见她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匆匆而过。再有一个长跑家，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因为在文革中说话不谨慎坐了几年牢，出来以后找到一个拉板车的活儿，他想用长跑挣来一点名誉，换回一点政治地位，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但是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10名的照片，第二年跑了第4名，可是新闻橱窗这一年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第三年他跑了第7名，橱窗里挂的是前6名的照片，他总是差那么一步，然后第四年，第五年……终于有一年他跑了第1名，可是这一年橱窗里是一个环城赛的群众场面，就是这么一个失意的长跑家。这时候，他周围开始热闹起来，他发现了他的同伴，他不再是孤独的了。然后，他就将在这同一时间流程中的同道者中间，看见和他同命运的人。

第五段他写道，园子里新来了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总是在古树下采花玩，他看着她渐渐长大，可是有一天他忽然明白她是一个弱智者。他发现上帝是非常非常不公平，他反复地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样多的差别呢？这种差别是按照什么原则分配安排的？最后他想，假如差别一定要有的，那就是为了保持这个世界的和谐，上帝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他不能让一切都是一样，他必须要保持一些幸与不幸的差别才能维持这个世界的平衡，那么他和这个小姑娘全都是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的和谐所做的牺牲，就是被上帝抛弃的，被上帝安排在作对比的位置上。于是就有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那里，由谁去充当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来体现这世间的骄傲，幸福还有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没有道理好讲。他不幸落到了这个倒霉的位置上，也没有办法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不是还能够干点什么？第六段里，他老是在想一个活着干什么的问题，他终于想到了这个问题。前面都是在铺垫，一步一步地看清楚了生命是件什么事情。从时间上说，它是在永恒的时间流程中的一段；从空间上说，上帝则安排了一个参差不齐的世界，以达到总体的和谐；从个人来说，每个人都被分配了角色，而这个角色不管是什么都有到头的这一天，就像一场戏一样。当他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他还能做什么呢？就是说当一切处在被动的状况下，我们还能不能主动地去做什么。他想，我必须要做点事情，我做什么呢？我写小说，我写小说就是为了活着。他已经看明白了，实际上上帝把他安排到这儿来，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就像一场戏，可即使是这么一个瞬间，我们也应该善始善终的把它完成。

然后就到了第七段，事情开始临到终结了，“生”的问题想透了，“死”的问题自然就接着来了。他写得非常动心：“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有一天他在园子里碰到个老太太，老太太一见他就说：“哟，你还在这儿啊！”然后就问他：“你妈还好吗？”这时候他妈已经去世了。他问：“你是谁啊？”她说：“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有一回你妈到这儿来找你就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摇轮椅的孩子。”他就有了一种感觉，觉得他像一个小孩子，跑到这个世界上来也真是玩得太久了。他在祭坛下面看书，忽然从漆黑的祭坛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台拔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他看不到那个吹唢呐的人，只听见唢呐声，在星光寥落的夜空底下起伏，时而悲伤，时而欢快。他真是觉得自己出来得很久了，可是他还是很留恋，他这样为生命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于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经吹响。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腾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这是称得上经典的描写，每一个字都找不到别的来替代，每一次读它都会有新的激动。我们看见，在这里，生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人和人连接成整体的，时间也是一个整体，“我”是里面很小的一个角色，很小的一个瞬间，但就是这样微不足道，“我”依然受惠了。这就是由于人生大变故所产生的强烈绝望情感，最终达至生命欢乐颂歌的过程，感情的足迹历历可见。

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看一看这篇散文，你们可以看见情感的比较原初的面目，以及情感经历了理性的磨炼，最后锻造出了一个怎么样的哲学的果实。

选自《王安忆小说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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