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讲过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评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说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虽然比较好看，然而真实情况不是这样。鲁迅有些不服气：“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这段对话，恰好可以视为历史跟历史文学之间的一次交谈。对于历史，我们要求严谨真实，半点不得含糊；而历史文学则更注重戏剧性，要好看，要跌宕起伏。对于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来说，每一次提笔，总会面临一个藤野先生式的两难困境，真实与好看，何者更为重要？注重前者，往往失之呆板；注重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学的创作者总是战战兢兢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小说作者的职责。他需要忠诚地沿着史实的方向奔跑，但未必要始终不离这一条跑道。要知道，真实历史的记载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面面俱到，留有大量空隙等着去填补。比如司马迁《史记》里记载了鸿门宴的具体过程与最核心的对话，但并没有记录更多细节。假如我们要写一部以鸿门宴为主题的小说，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加入想象：刘邦前往鸿门之前，内心是如何忐忑？项羽与范增之间，又有哪些价值观上的冲突？张良是跟樊哙怎么说的，他才义无反顾地冲进宴会？种种细节，都是历史书上所未曾记载的，只能靠作者自己去想象——即所谓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有一版序言是郭绍虞先生写的，特别贴合这个话题，他说：“写历史小说有写历史小说的困难，不熟悉史实就没办法写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搜罗了大量的资料，去伪存真、剔异求同搜集出一个线索，所以历史知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但这还是一个创作，所谓创作应该是自无而成有，西方人说叫做making out of nothing。创作和著作不一样，写历史小说困难之处在于姚雪垠能把独特、丰富的想象力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因此我现在想补充一句，不仅自无而成有，还要自静而到动，到动到一般人写得活。姚氏能做到这点，《李自成》一出版就造成非常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