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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专访马伯庸│当你盯牢一个目标去读史书时,所有细节都开始变活 [打印本页]

作者: 王何0926    时间: 2021-4-17 10:49
标题: 专访马伯庸│当你盯牢一个目标去读史书时,所有细节都开始变活
  马伯庸,一个“坐拥”微博粉丝779万的超级畅销书作家,热爱以细节考据创作历史小说的文学鬼才。他的文字风格充满奇趣,代表作有《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等。
  马伯庸的脑洞有多大呢?除了那个著名的“殷商舰队征服玛雅”的想象外,他还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念头——“如果在沙漠发现一吨黄金,怎么切分?怎么运回城市?怎么过安检?”
  类似的问题经常在他脑海盘旋,但正是这些脑洞成了他的灵感之源。
  因为一个脑洞:“如果《刺客信条》发生在中国会是怎么样?”他可以写出《长安十二时辰》;
  因为《明史》一段关于朱瞻基的40字记载,他可以创作一个明朝背景下,15天4个人从南京排除万难回到北京的 “跑酷”故事《两京十五日》。
  因为一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他可以展开对“一骑红尘”的翩翩联想,由此写出《长安的荔枝》。
  而这部《长安的荔枝》近日亮相了《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为此,他欣喜地发了一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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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马伯庸 ——
灵感爆发 11天写完《长安的荔枝》
红星新闻:你的新作《长安的荔枝》首发《收获》长篇。你发微博说,实现童年梦想,登上《收获》对你而言非常重要吗?
马伯庸:因为《收获》杂志我从小看到大,也算是中国最高文学殿堂之一,小时候就觉得,在上面登载作品的作家都很厉害。能够在《收获》登,确实是实现了童年梦想——“如果有一天,能够在《收获》上发文章该多好。”
红星新闻:谈谈《长安的荔枝》的创作背景和构思?
马伯庸:当时也是在读资料,读到杜牧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刚刚写完《两京十五日》,对底层社畜的角度很感兴趣,忽然看到这句诗,就和以前理解不一样了。以前理解是杨贵妃骄奢淫逸喜欢荔枝,但这次关注重点就放在“一骑红尘”上面,“妃子笑”是次要了。我关注运送荔枝的人,需要做多少工作,花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动多少资源,就想:“不妨以负责运荔枝的人,写一个社畜文学吧。”
红星新闻:写作前做过哪些准备?
马伯庸:这个基本上没做任何准备,因为第一,在写《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收集的所有关于唐代的资料,都还在,我都还记得;第二,这本书属于灵感爆发,前后用了11天写完,处于亢奋状态。但也不是说一点准备工作没有做,实际上,我还查了大量关于荔枝种植和荔枝保鲜的方式,包括在唐代中国荔枝的分布等植物学方面的资料。
红星新闻:人物设定上,为何一直聚焦市井小人物?
马伯庸: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读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一种共鸣感。这些人物已经死了,那对于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为什么要读这个书,我们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对于历史小说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时代性。
我要是写王公大臣、帝王将相,大家也爱看,因为大家也喜欢仰视,看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东西。但同时我在想,历史中很多小人物也做了很多贡献,而他们其实是被隐没在历史叙事的后面,没有人关注到。
我们也一样。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几百年后再回看这段历史,可能也没有我们的痕迹,但我们确实真实地生活过,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说,对历史进程,还有过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影响。我就在想,我关注古代的这些普通人,实际上也是关注现代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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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创作重点之一:继续关注底层小人物
红星新闻:去年的新书《两京十五日》和《长安十二时辰》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紧迫的时间感,且都附上一张地图,有空间感,为何你如此有意识地,想让路线在读者脑海中存在?
马伯庸: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点,或者说让读者的沉浸感、体验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故事所处的时空位置和时间节点,人物处在怎样的空间中,这会给读者一种强烈的临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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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你的语言也很有镜头感,最近这三部小说都是这种套路,未来你会继续推出一系列这样的作品吗?
马伯庸:对,这是为了让读者更快进入状态。未来我创作重点之一还是关注底层小人物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古代有很多,朱棣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修了京杭大运河,那么继续负责修大运河的人是什么状态?比如汉武帝,几十万旌旗出塞,打击匈奴,那么负责后勤的小官吏,他们遭遇了什么事?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多写一写的。
红星新闻:你喜欢关注小人物和细节,你2019年那本《显微镜下的大明》也属于这一类型,但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属于考究的历史科普,能够实现口碑销量双丰收,是否感到意外?
马伯庸:挺意外的。因为当时写完《长安十二时辰》后,我是想沉淀一下,我的习惯是写一本商业上肯定能畅销的书,还要写一本比较不那么热门、不太好卖但是很有意思的书,就是给自己一个调整的节奏。当时读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志,写了《显微镜下的大明》。结果没有想到,卖得挺好,大家也都还挺喜欢。因为这个契机,其实我才意识到,大家关注的还是同阶层的命运。
红星新闻:看来你比较擅长把握住读者的口味,知道哪些书是畅销的,哪些可能是不好卖的?
马伯庸:我觉得是反向吧。不是我去猜测读者兴趣,而是我写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和我同样志趣相同的人聚到一块,有些爱好我知道喜欢的人多,有些爱好我知道是比较冷门的,喜欢的人就少。
写作必须倾尽热情,我是勤奋型选手
红星新闻:你最近在写什么题材?还有什么出版计划?
马伯庸:最近在写的题材时间是在近代,清末明初,也是小人物的故事。什么时候写完我也不知道,也没有设定时间表。
红星新闻:你创作效率挺高,近些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你觉得自己属于高产的作家吗?
马伯庸:算是个“写作社畜”吧。写作和别的不一样。比如搬砖,再不喜欢,咬着牙每天搬三百块也没问题。但写作是一个没有办法伪装的工作,不能假装自己很喜欢,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是没人看的。文学创作这个东西,必须要倾尽自己的热情和荷尔蒙,读者才能通过你的作品感受到你的热情。
红星新闻:你认为写历史小说的困难在于什么地方?
马伯庸: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那么最大的困难在于: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如何让读者还愿意读这本书?比如《两京十五日》的主角是宣德皇帝朱瞻基,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能活到最后,并且能够顺利登基。整个小说中,最大的悬念已经消失了,那么怎样在这种悬念消失后,还能够让读者愿意继续读这部作品?这是创作中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作品的可读性是第一位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让人读都不想读的话,就谈不上后面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红星新闻:你认为在创作方面自己是否有一些天赋,至少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马伯庸:实话实说,我不是天才型的写作选手,我属于勤奋型。让我来划分,一个人100分的话,我觉得勤奋占80分,到了80分以上才是拼天分。但如果只有天分却不努力的话,整个卷面只能拿到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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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的目的之一:给自己找一个读书的理由
红星新闻:你的作品数量巨大,且风格不定,类别众多。除了历史还有科幻、推理、灵异等。你是如何做到让自己笔下如此多变的?
马伯庸:我一直都觉得,作家不应该被限定成一个身份。不应该有历史作家、言情作家、科幻作家这些分类,这是文学评论家的词汇。
作家应该是一个状态,当你有所表达,并且落实到纸面的时候,你这段时间就是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是。所以,类型众多,可能只是我在不同时间的兴趣点不同。我不给自己贴上明确的标签,想起来什么有意思就写什么。
红星新闻:就是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的随性创作,你的个性还蛮自由的。
马伯庸:对,就怕命题作文。
红星新闻:那你读书的那会儿的命题作文写得如何?
马伯庸:咬着牙写,但是写得一直不怎么样。
红星新闻: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又快到了,能否分享一本你最近比较喜欢的书?或者推荐几位你喜欢的作家?
马伯庸:最近我读的一本书,和时事还有一点关系,就是《棉花帝国》。这本书估计最近挺火的,而且确实值得一看,它从棉花这个商品本身切入,从中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史,也看到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慢慢如何养成的。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但是最近正好有了相关时事,我就着时事“下酒”,把这本书给读完了。
作家的话,像国内的老舍、王小波、汪曾祺等,不用我推荐,大家都知道;国外的作家,比如日本司马辽太郎,欧洲的茨威格、毛姆,美国的马克吐温,阿西莫夫等。这些作家我都挺喜欢的,各种类别都有。
红星新闻:此前你曾重走诸葛亮的北伐路,这次来成都,对成都有哪些新的认识?
马伯庸:我觉得成都这座城市应该不止局限在成都本身,应该放在中国历史大格局中看,因为整个四川在中国历史上就处于非常有意思的地理位置。
成都包括四川,从蚕丛鱼凫,到近代抗战,四川在中国都属于很重要的“文化粮仓”。很多东西在中原已经消失了,但在四川能够保留发展得很好,还有些东西在四川能够得到与众不同的演化。四川像一个试管,把中原文化、巴蜀本地的文化,包括青藏文化,云贵方向的文化,都融合在一个容器中,在这里有一个碰撞。
—— 马伯庸在成都 ——
在诸葛亮的故居
想象丞相有个能放松心情的家
这次采访,马伯庸已是专职作家,自嘲是“写作社畜”。上次采访,马伯庸还在500强企业当白领,当时他重走了诸葛亮北伐之路。
那是2014年,马伯庸在《文化不苦旅》里写道:“成都,是丞相的成都。”
对诸葛亮的喜爱,让他下飞机就赶到武侯祠参观。“武侯祠前,柏树森森,人群照旧熙熙攘攘。无论懂不懂三国,了解不了解诸葛亮,来成都的游客都会先到这里看看。武侯祠之于成都,就好像紫禁城之于北京、兵马俑之于西安一样,避无可避。”
武侯祠前,马伯庸在赵藩写的一副对联前驻足良久。“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武侯祠的所有对联中,他最喜欢这副。“其他对联都是在赞叹、在惋惜、在膜拜,唯有这一副在议论政事,而且毫不空泛,字字说在点上。诸葛亮一贯注重实务,倘若他泉下有知,想必也最喜欢这种锋锐实际的议论吧。”
从武侯祠出来,马伯庸还去考察过诸葛亮的故居。综合古籍上的说法,诸葛亮的住所应该位于古成都城西南方向。马伯庸又开了脑洞:“为何有两处宅邸?锦官城附近那个只能算是工作宿舍,这里应该才是诸葛丞相真正的家。这里有薄田十五顷,还有一处庄园,院里满植桑树,养着黄狗。夫人黄氏带着微笑望着门外,诸葛瞻、诸葛怀、诸葛果几个顽童在桑树下嬉闹玩耍。大概只有在这时候,诸葛亮才会真正放松心情,好好地休息一下吧——可惜这样的日子对他来说,太奢侈了,恐怕一年不会有几天在这。”
在武侯祠的展厅
共情着千年前砌砖工匠的痛苦
前不久,马伯庸又来了趟成都。签售新书之余,他抽空去武侯祠看了“大三国志展”。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他格外注意到了两块出土于曹操老家——安徽亳州的文字砖。
这批文字砖上刻有铭文,字体、笔迹和内容都不尽相同,散乱不成体系。马伯庸认为,这些应该是烧砖工匠们自己随手的“涂鸦”,抒发终日劳苦的郁闷心情。其中一块叫做“仓天乃死”砖,刻了将近三十个字,可以释读出来的有二十六个字。“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马伯庸解读的大意是:“王复(也许是监工的名字),你逼我砌这么一道大墙,快要把我逼死了,别人都不知道。等到苍天死时,我就要奋力一搏,跟你们拼命!”他在这块砖前感慨,虽然这位工匠受到了何等压迫已无从考证,但他一口气写下这么多字,几乎刻满整个砖面,可见心中憋屈已到了极致。
他猜测,这位工匠很有可能是依附于曹氏宗族的匠人,社会地位低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烧砖、作壁,无从休息,没法拒绝,连怨言都不敢轻易出口。“只有九泉之下的隐秘角落,这些疲惫、卑微的人面对着冰冷的砖头,才敢稍稍吐露出深入骨髓的哀伤。”
但这块砖和其他砖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除了哀伤与怨念之外,还带有一丝反抗的勇气。
出土这块砖的元宝坑一号墓断代是在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距离黄巾起义还有14年。此时张角兄弟已经开始在民间传教。马伯庸相信,这个烧砖的“底层社畜”显然已接触过了他们,并期待着这场起义。“于是他把人生唯一的希望刻在砖上,希望为这暗无天日的墓室带来一烛光明。”
马伯庸认为,这块砖最难得的,是记录下了一个卑贱小人物最真实的心路历程。“它幸运地冲破了时光的重重阻挠,向后世传出了一声微弱的呐喊,让我们得以一窥乱世的底层之因……一叶知秋,整个国家不知还有多少人,像这位工匠一样低声念诵着‘苍天乃死’”。
正如一叶知秋,因一块砖上的低吟而深入共情千年前古人的痛苦,应是马伯庸许多写作灵感和生动细节的来源。
—— 马伯庸谈读书 ——
分享读书方法
苏东坡独创秘笈“八面受敌读书法”
如何提高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马伯庸说,看不下去书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过去为了让自己几岁的儿子马小烦养成阅读习惯,他会带着他一起看书,但是不论年龄大小,每个人读书都会犯困。很少有人会把《三国志》读完,就在于它的故事性太差读不下去。
读历史读不下去的,还有苏东坡,据说他六十多岁还做过自己无法把《春秋》读一遍的噩梦。但马伯庸却分享了苏轼一套读书的独门秘笈——“八面受敌读书法”。
“比如,苏轼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汉书》,其中包括治道、人物、官制、兵法、货财。那他是怎么把这本书读透的呢?第一遍读政治,第二遍读人物,第三遍读官制。每次读一遍,就一心一意关心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基本上就能把《汉书》吃透了。”
马伯庸以此为模板,用“八面受敌读书法”来读《鸿门宴》,从史实、地理、礼制、器物四个方面一步一步读透。
身为历史作家,他在平时创作中经常需要查阅和使用大量历史素材。如何从枯燥繁杂的历史书中读出乐趣?正是受益于这套“八面受敌读书法”,可以达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效果。
马伯庸说,小说《长安十二时辰》顺利诞生,靠的就是“八面受敌读书法”。在写小说前,马伯庸就买过写大唐长安的史书《长安志》,把长安城分成108坊,考证得一清二楚。
可这本书真的特别无聊,马伯庸翻了几页,就束之高阁。后来开始写《长安十二时辰》,他再次读到《长安志》里的孙思邈宅,就会去想要不要安排主角经过药王孙思邈的宅院时,捡个药丸或者药方什么的。
“当你盯牢一个目标去读史书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细节开始变活了。各种情节、桥段统统脑补了出来。”马伯庸说。
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编辑 乔雪阳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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