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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家伊北：女性的中年危机比男性更加直观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1-4-19 09:25
标题: 作家伊北：女性的中年危机比男性更加直观
中年话题正在引发更多的关注。4月15日，电视剧《小敏家》发布了首轮全阵容剧照，官方微博在剧照配文中提到，“直面生活，各自纷呈，你我的模样，就是家的模样。”这部由周迅、黄磊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与正在热播的《小舍得》一样，同属现实题材剧。稍有不同的是，《小舍得》聚焦于成长教育和亲子关系，而《小敏家》则聚焦于失婚中年人重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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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家》改编自作家伊北所写的同名小说。剧中，由周迅饰演的助产士刘小敏，和黄磊饰演的互联网公司基层元老陈卓，所代表的正是处于“四十不惑，刚好卡在人生中间”这一阶段的人群。刘小敏和陈卓两位“失婚中年”主人公，事业上遭遇瓶颈，婚姻上均属于离异，家外有不省心的前任，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和年过花甲的老人。这种令人束手束脚、无法轻易随心而行的人生阶段，恰好暗合了伊北的另一部小说《熟年》。

无论是《小敏家》，还是《熟年》，所关注的都是相近的群体——熟年族。他们有着一定的人生积累，却又承载着各自的压力，有着相似的焦虑，也面临着现实生活带来的一次次考验。熟年是一个诞生于日本的词汇，它所代表的熟年族，既如同成熟的果实一般，拥有着还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另外一方面，却也因为所处的特殊年龄阶段，面临着房子、生病、丧偶、婚变、养老、孤独等的重重挑战。在《熟年》一书中，倪家三兄妹倪伟民、倪伟强、倪伟贞虽然有着不同的事业，不同的家庭和情感生活，却同样需要面对这一人生重要节点，并做出各自的选择。

人至熟年，我们该如何应对生活压力下的工作与家庭？又如何让自己坦然地面对一步步到来的老去？对此，记者特别采访了伊北，与他聊了聊和《熟年》有关的话题。

《熟年》这部作品首次出版于2013年，伊北改写的念头萌生于2016年，但最终该书的重新出版，已经是今年的事情了。对于这部作品，伊北有着很深地感触，“我对《熟年》里面的人物基本是满意的，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对于故事中人物的理解以及生活的感受有的新的增长。”

《熟年》，伊北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伊北，生于安徽，毕业于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的《安居乐业》《至少还有你》《六姊妹》《熟年》《美人余》《娃儿》《小日子》《五环外的女人》等。根据其同名小说《小敏家》改编的电视剧，由黄磊担任总编剧，柠萌影业出品，目前正在拍摄之中。

女性的中年危机比男性更加直观，因为她还有生理的变化

新京报：“熟年”这个词汇最早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泛指年龄介于四十岁至六十五岁之间的族群。而在当下的国内，“熟年”的指代群体可能会更加年轻化一些。熟年族拥有自主消费的能力，一方面追求新鲜时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工作、退休、身体健康、家庭婚姻、性生活等问题或危机。你为什么会两次通过同一部小说来关注“熟年”这一群体呢？

伊北：“熟年”这个名字在小说创作的最初是没有的。书名是小说完稿之后取的。因为觉得内容展现的东西很适合这个名字来总领。至于为什么一个题材写两次，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感受到了。我只写自己有感受、有感触的题材。另一方面可能也跟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有关系，我喜欢中年故事里的那种滋味——沧桑味。中年嘛，就是已经对人生有所了悟，但仍然可以对生活充满盼望。

新京报：对你个人而言，人到中年意味着什么？

伊北：我的个人感受，中年意味着包容、责任、承担，同时也有从容、祛魅、宽阔和理性，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囊括进去。

新京报：《熟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你想通过这句话传递什么？似乎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类似的感慨。

伊北：扉页上的话是小说中的，是我写的。但单拎出来放到扉页上，是编辑的行为，可能是编辑对这本书的理解，我也觉得不错。

我自己写的时候，想要传达的是：人对于时间的感知。年轻人对时间是不敏感的。总觉得日子还长。到了老年之后可能也不敏感，因为生活的变化少了。但中年人就不一样了，生活急剧变化。到了一个点，就忽然对时间特别敏感，时间不够用，总感觉过得太快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时间分配成为一个问题——你打算把时间放到哪里去，你想要怎么安顿你的人生？

新京报：时间分配可能是最令当下人感到“头秃”的问题之一。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焦虑感，觉得时间不够用，很难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很难处理好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在过去的一年，有关中年危机的讨论有很多，特别是35岁焦虑（35岁危机），哪怕刚刚30岁，也会背负上这种紧张感。前段时间有个热搜“人到35岁为啥这么焦虑”，也是类似的问题。似乎各种危机感、压力感都在逐步年轻化，熟年族本身也在年轻化。在你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年危机，又该如何看待熟年族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伊北：现在的压力似乎是提前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我们当下生活的经济、文化以及交流方式，还有自我观念的变化，等等。客观来说，社会发展迅猛，生活急剧变化，但人的心理可能不能迅速适应这种变化。

至于如何看待中年危机，如果遇到大的危机，肯定要去积极解决，但如果是说感受层面的，其实这种危机跟抑郁症一样，或者说像生病了一样，我们就是要努力去度过。没有好办法，就是度过去，这是必经之路。让时间过去。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对夫妻要闹离婚，闹了十年之后，可能又不离了。因为时间过去了，情况都在转变，就又落地了。女性的中年危机比男性更加直观，因为她还有生理的变化。男性生理也有变化，但不是急剧的，男性遭遇的危机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这里面还有具体个人的复杂情况，有时候，仅仅用男女来区分，也是比较简化了问题。

中国人其实有个很好的思维习惯，就是好多事情到时候再说

新京报：有媒体曾报道近年来“熟年离婚”的比例逐年上升，与30年前相比翻了一番。在《熟年》一书中，主人公正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熟年婚姻危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熟年离婚呢？

伊北：人活一世，还是应该找个自己舒服的方式去生活。毕竟现在大家越来越看重婚姻的质量，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

新京报：但离婚和结婚一样，都是双方的事儿。比如《熟年》中，男女主人公对婚姻的观感并不同步？起初张春梅反对离婚，不就是因为她所拥有的现有的生活，就是令她感到舒服的方式吗？你在小说中涉及到了多种婚姻和情感的模式，比如倪伟贞实际上选择了独身。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婚姻的情况可能会比故事里更加复杂。对于婚姻和情感方面，你个人有一些感触吗？

伊北：婚姻制度在人类群体中已经存在很久了，它有它的合理性，婚姻制度在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方面有贡献，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是否还必须要以结对的方式去生活，这里面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就目前而言，婚姻还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独身是一小股潮流，但跟走入婚姻的人比，这股潮流是小一些，但同时也丰富了社会的构成。其实可以更宽容一点，无论是否走入婚姻，我们可以关注情感，文学也对这一方面更聚焦。人还是有情感需求的。无论你是否走入婚姻，对感情绝大多数人是渴望的。

回到小说当中，男主人公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想要改变人生的规则，所以把婚姻当作突破口。但女主人公张春梅却习惯了固有的生活，他们不一致，所以产生了矛盾。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不能同步，往往就容易走散。所以更加说明了婚姻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结了婚就万事大吉了，最理想的关系或许是在婚姻中共同进步和成长，相互滋养的关系。

新京报：除了婚姻，熟年族还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房子、生病、丧偶、养老、孤独等等。特别是亲情与养老，困扰着每一个进入成年以后的人，很多人称之为中国式的家庭困局。比如养老，我注意到故事中有一个剧情，女主人公张春梅曾将老太太当成婚姻的救命稻草，但老太太患上老年痴呆后，倪家三兄妹将老太太送进了养老院。后来老太太又被接出了养老院，改为居家养老。类似的事情似乎经常发生在中国家庭。而在整部小说中，几乎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各种问题。相比书中人物的选择，我们有一些更好的“破局”之法吗？

伊北：养老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就个体自我的层面谈谈我的想法。对待养老，一方面要有一定的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还有经济上的准备。万一遇到什么难事了，是说大的难事，不至于太狼狈，措手不及。

故事中的情况比较集中。现实生活中更分散一些，没必要过度忧虑。不是每个人最后都很惨，都要躺在床上不能动。中国人其实有个很好的思维习惯，就是好多事情，到时候再说。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问题其实更复杂一些，因为包含着代际的更替。独生子女一代之前很多都是多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跟独生子女家庭，跟着后面的二胎家庭，将来也不排除更多胎的家庭，家庭形态有小幅度的变化。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一样。邻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更早，我们国家也开始老龄化了。老人占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这个肯定是带来许多问题的。至于破局，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作家要警惕近距离和快速地参与到社会热点当中

新京报：倪家三兄妹的故事与你的现实生活有关联吗？有哪位人物是你比较欣赏的人物吗？或者说，他（她）的行为更接近你对同类事件的反应。

伊北：书中的故事肯定是跟现实生活有关的。但跟我本人的生活没有关系，而是跟我对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认识和审美有关。至于真实案例也未必是点对点的，就是说不是说哪一个人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很多内容在生活中很常见，很多人的生活经历是非常多的，值得书写，提炼。但他们可能感受力稍微弱一点，没有创作的习惯，可能就不去写了。

小说中没有完人。甚至连张春梅都不是完人。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认知的局限问题。每个人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都是有他的局限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哪怕是最不讨喜的人物，身上也有他的闪光点。

当然人物身上也有缺点。但对于这些缺点，我尽量不去批判，而是给予同情。因为是一个家庭故事，没有大恶之人，都是普通人，平凡人。每个动作背后，都有它的原委。这就是小说作者的工作，你要把这个里子拆出来给读者看。小说不是新闻，新闻要给出一个判断，小说更多的是共情。

新京报：你总是在创作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比较关注或者引发你思考的问题，这些关注和思考会反映在作品之中吗？

伊北：目前有好几个路向是我比较关注的，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物理和心理上的迁徙问题，还有城市青年职场上的拼搏和无奈的复杂状况，以及全球化语境下男女身份的确认和相处模式，等等。

在当下信息比较同步和同质化的情况下，社会热点，大家可能都会关注。但作家相对来说，也要警惕近距离和快速地参与到这些话题当中。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文学创作它不是新闻，也不是评论，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及时，它需要从更大的空间和更远的时间里，来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并把此前很多作家和作品纳入这个体系中来，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有效的关注。

文学创作中和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创作中，人物面临的各种实际情况，多少还是有余地的，终归是创作，是作家整理后重新构架的生活。生活中也许很多事情就迫在眉睫，也看不太清来处和去处。这两者不能等同。我们看重文学的滋养，但是，不能把生活过成文学。

新京报：此次出版的《熟年》，实际上是你几年前出版的同名小说的重写版。为什么会想要重新改写这部作品？从2013年这部作品首版，到去年这部作品重新改写后再版，两次出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伊北：《熟年》是一个关乎勇气的故事。我挺喜欢编辑选择的封面语的：“你身上的全部负累，既是你的网，也是你可以倚靠的墙。”中年的压力是有的，但这些压力可能也牵涉着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重新改写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增加了，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不同了，觉得有新的想法在不断投射在这个故事和人物上面，就想表达出来。所以是这个小说在原来的基础上自己在生长，这是内因。

还有一个外因。就是朋友们，包括编辑，策划人，还有影视界的朋友在谈论《熟年》的时候，都表达过对这个作品的喜欢。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活儿，所以一直都没有动手。后来因为原版《熟年》的版权代理签出去了，又要出版，又要改电视剧什么的，我觉得动手做修订版的契机到了。两个因素一叠加，就产生了新版《熟年》。

两版最大的不同首先肯定是面貌不同了。情节丰富了，人物有了一些变化，主题突出了。其实从根儿上还是我对小说对文学的理解变了。第一版对生活的感受很直观，创作热情饱满。第二版稍作沉淀，也做了更多的提炼。情节上，比如新版中，开头改了，新版中张春梅在故事的一开始，就遭遇了大难题，她丈夫“失踪”了。再比如，张春梅和倪伟强去处理儿子保研问题就是新融入的。人物上有些作了调整，旧版中，斯楠是女儿，新版中改成了儿子，等等。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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