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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小镇文学青年的孤独与创造 [打印本页]

作者: ∮奇恋∮ 时间: 2021-8-19 10:30
标题: 小镇文学青年的孤独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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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等，家里小孩在说话。”
手机那头传来林培源起身关门的声音，很快，他坐回位置，对我说准备好了。过去一年林培源的人生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和妻子搬来广州定居，女儿出生，以及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在当地某所高校就职。
“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只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一年只写一篇短篇小说，这是林培源从前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位从高中起就开始写小说，经历过世纪交替之际各种青年文学潮流的潮汕作家，过往十几年的人生都在写作，现实对他而言反而更像一道对岸的风景。而在向来脚踏实地的潮汕，大众对文学的热情，其实远不如今。“小镇的人不怎么看书，书店的气氛刻板单调，只卖教辅教材，别说小说，即使像世界文学经典，也很难找到。我当时非常期待每年的寒暑假，因为可以去深圳的亲戚家，在那边的罗湖书城，我就可以看很多当时在家乡不能看到的小说。”
在李静睿早年出版的两部作品《小城故事》和《小镇姑娘》里，位于川南的小城自贡总是笼罩着一层浑浊肮脏的雾气，空气里漂浮着永远散不去的咸湿味道，故事的主角往往命运悲惨，不是死去就是失踪。但李静睿并不是故意给书中的人物增添浓厚的悲剧色彩，她大部分故事都脱胎于真实生活，在这两本书里，李静睿更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以旁观者的角度书写着小镇居民的命运。
“很多人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是作家在给这个人物派发命运，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真实的命运就是这样。”《小镇姑娘》的故事来源于跟她一起长大的妹妹，十几岁的小姑娘走丢以后，因为违法乱纪被关进监狱。李静睿实在不忍心，情愿在书里给妹妹安排了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到了《北方大道》，故事里现实主义的部分开始下降，李静睿有了更多“想要构筑的东西”。再到新作《慎余堂》，一个关于北洋时期盐商家族的历史故事。很多读者惊讶地发现，《慎余堂》里的孜城，一座以自贡为原型的虚构小城，不再总是被凄苦的雾气笼罩，孜溪河翻动着金光，河边生长着茂盛的植物，城里的居民永远在热气腾腾地生活着。人物的命运也变得坚韧起来，李静睿原本设想的结局更贴近历史，一个惨烈悲壮的故事，但写着写着，她渐渐觉得笔下的人物生长出了自己的脉络，拥有了改变命运的力量。
与小镇里真实发生过的故事相比，作家笔下的乡愁仿佛他们在离家之后虚构出来的文学想象。彭剑斌觉得自己与家乡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起来，他对于阅读的兴趣最初起源于少年时期在外求学的乡愁，他早年的小说里也不时出现故乡的影子：葬礼、家庭、烤烟房、学游泳的小渠道、洗菜的两口井等等。但随着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思念渐渐变成了一种庆幸与陌生，庆幸自己及早离开了这种贫困落后又乏味无趣的生活。“我对家乡有一种很忧伤的感情，它也有美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无法摆脱、但你又很想要摆脱的东西，你说这是劳累也好，是看不到任何可能性也好，反正我是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那里。”
彭剑斌读高中的时候是尖子生，尤其擅长数学和物理，一到考试，前后的同学都仰仗他递纸条。父母和老师对他寄予厚望，“再努一把力就能考上清华”，这样的话彭剑斌年少时听过太多次。没人想到他会在高二的时候喜欢上文学，一发不可收拾，先是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堆旧文学期刊，再是一本又一本顾城的诗集，和数理化毫无关系的书占满了彭剑斌的课桌抽屉，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落千丈的成绩。
高考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曾经背负着整个家庭希望的彭剑斌最终只调剂去了一个大专，读了市场营销，“一个倒霉的专业”。高考失利的负罪感笼罩在他大学生活的每一天，内心时刻都在进行的交战催生了彭剑斌写作的欲望，“因为从小到大在求学阶段，我长时间处在顺境当中，排名靠前，老师表扬，同学羡慕你。但这种顺境并没有给我内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长，就是除了满足虚荣。所以我觉得没考上中文系也挺好的，一切不如人意也挺好的。”
被小说和写作改变生活的不止彭剑斌。“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了。”邓安庆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疲惫。十四岁那年，邓安庆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一名作家。在他的家乡，由湖北黄冈市代管的县级市武穴，彼时仍处鼎盛时期的“黄冈中学神话”光环辐射着这个鄂东南的小县城：试卷、模拟考和分数，尖子生和资优班几乎占据所有未成年人的全部话语空间。偏科、成绩下游，不擅考试的邓安庆自然被放逐在主流之外，失败者危机如影随形在他的青春期。
当时班级里流行写周记，他的一篇名为《鞋匠》的微小说，借由当时的语文老师之手入选了当年《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那是1998年，几天后，在那所以白色建筑为主要色调的中学操场中间，邓安庆的名字被站在升旗台下的校长用广播重复了好几次。
2011年迄今，邓安庆出版了散文、短篇乃至长篇小说等各种题材作品，合计八部，他的创作围绕故土、乡镇，偶尔涉及城市，也多着笔于那些无法切断乡土情愫的人群，这些人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过脆弱的文学时刻。
“其实我所描写的乡镇，和以前常见的乡村叙事还是有区别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读者看到的多数时候都是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声音，农民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而我可以代表生活在其中的人来替他们表达和记录。”
尽管邓安庆的创作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和原生气息，却走红在社交网络时代，他错过了世纪初的BBS时代，与他同龄的作家大多经历过这一时代的滋养，而邓安庆的文学视野则通过豆瓣网建立，这里滋生出的好感和善意，为邓安庆的创作注入激情至今。
“我像是一个迟到的文学爱好者，其实按年龄我也算是八零后一代，但是那一代最鼎盛的论坛文学时期我并没有条件参与。”
他的第一本小说《纸上王国》出版于2011年，书名是邓安庆当时在豆瓣网注册的个人ID。因为频繁在豆瓣上发布自己的小说和散文，邓安庆渐渐拥有了一定规模的固定读者，一位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的新编辑偶然发现了他，于是欣然给邓安庆发去一封豆邮，言辞直接，直言想要出版他的作品。
“当时我以为这可能是骗子。”邓安庆说。
与邓安庆不同，林培源走上文学的道路更传统。彼时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风潮正席卷全国，热爱写作的年轻人们蠢蠢欲动，林培源也是其中之一。“新概念的影响力在今天已经不敢回想。前几届的获奖选手当时能保送最好的大学，全国签售时盛况不亚于今天选秀明星出外景，每个城市里哪怕最古板的学校都希望自己有一两个学生参与其中。我连续参加了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都得了一等奖，几乎以为命运要因此发生变化。”
林培源已经有点记不太清最后一次参加新概念作文竞赛的细节，唯一能勾勒出的零星重点：那是新概念十周年，过往获奖的选手都亲临现场，他们彼此像大小不同的发光行星，而处于狂喜中的林培源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格非，他猫着腰，挤过热闹的人流，小心翼翼从包里翻出自己新近完成的书稿，将它递到格非手边。
格非礼貌地摆摆手，拒绝了他。
多年以后，林培源在上海书展与偶像重逢。在这场名为“文学的新黄金时代”的活动上，林培源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坐到了格非的对面。活动过半时，他再次向格非提起这件往事，在一众读者的笑声中，格非这次没有摆手，而是眯着眼望着林培源说：“想必当时我是面目可憎的吧。”
“其实没有，我非常能理解格非老师，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缘分。何况当时的情况，新概念所引起的文学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即使我有这样一个奖，写好的稿子石沉大海也非常正常。但不能不写，总之要不停地写，你看到自己的天赋，这天赋也被肯定了，你也身处在具备可能的环境里，为什么不写呢？”
写的渴望不断刺激着他，“新概念之后，我疯狂阅读，同时疯狂写着小说，之后参加了The Next文学之新的比赛，这比赛沿用了当时刚刚火起来的选秀节目的选拔机制，聚拢了大部分同时期的青年作家，无形中也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人气，比赛快要结束时，我成为了他们的签约作家。”
他的几本新作在全国巡回签售，在某地书城，排队签名买书的读者甚至从柜台排到了车库，他再次感受到文学所带来的尊严。从2009年到2013年，林培源保持着一年一部几十万字作品的创作节奏，“不过那段时间，坦白说我处于一个巨大的撕裂当中，外界的喜爱和自我认知形成矛盾，我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需要时间，我更加需要写作，我应该还可以写得更好，但与此同时，我也需要钱，需要生活。”
林培源在清华大学读完比较文学后，2017年又前往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一年，既像有意，又无意地减缓着小说创作的节奏，他越来越知道创作的审慎，也越来越知道自己需要一种有力的目光去旁观家乡的始末。最近一两年，因为流行文化而施加于潮汕小镇的热烈追捧，林培源也被卷入其中，他的短篇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
“我过去书写的潮汕小镇有着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如今我希望能够加入小说家身份来对个主题进行探讨，《小镇生活指南》其实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部‘潮汕故事集’，尽管过去我的创作有很多潮汕元素，但其实到这一刻，我才有自信这么说。”
7月19日，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正式上市，一时成为出版圈热门话题。对魏思孝来说，他跟这家常常以迥异于传统出版社营销方式横冲直撞的公司，有着更早的联系。2012年，读客的创始人华南曾资助魏思孝出过一本书，那是魏思孝创作生涯转折的一年，那本书叫《豁然头落》。
“现在提起华南，都说他是地产广告公司转行去做出版，其实他那会也是个文艺青年，当时我们都在一个BBS里混，每天在里面谈论文学、音乐和电影。”魏思孝提及的这个BBS名叫果皮，是诗人乌青建立的一个文学网站，很长一段时间，这是魏思孝在写作之余的精神憩息地。
《豁然头落》并不是魏思孝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他参加文学比赛，获了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同时没有高估自己往后的文学命运，在家乡的小城市区租了一间房子，每天把自己关起来，带着近乎献祭般的专注，写着一篇又一篇小说。“我从没有失去过写小说的热情，也从没有因此而疲惫过。”
但除了写作，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曾令他疲惫。魏思孝出生在山东淄博，度过了苍白无趣的中学时代后，他考入曲阜一所师范院校，大学期间做的最多的事，便是和其他小城青年们一样，混迹在校园附近的网吧，但不一样的是，别人打游戏，魏思孝却在写小说。
“和同龄人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我挺喜欢读书，读多了，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写。虽然那时候青春文学很流行，也隐隐约约能给人带来一种改变的希望，但当时我没有抱太多的期待，总之要先写着。”
年轻的魏思孝身上有一种短视的倔强，就好像一个视力很差的人，只能看见很短的路，很近的人。他看到的路便是写小说，大学毕业后，魏思孝的这种倔强愈发强烈，他隐约觉得自己身上那种贫乏的命运后，还有一种更特别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他身处的城市，他每天所要接触的人，藏着许多被忽视的故事，这是一个隐藏的角落，这角落对魏思孝形成巨大的吸引。
“小镇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奇迹，我想要弄清楚这中间的秘密，想要知道每个人的生活，他们的精神状态，过去、现在和未来，我觉得这里看似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还藏着很多丰富的东西。”
所以从一开始，魏思孝认定的小镇文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投射，抑或社会议题的讨论，而是不折不扣的文学创作。他当然也寄希望于创作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自己缺乏那种非常强烈的、关于生活的进取心。
“我在青岛待过几年，当时给别人写剧本，算是在城市上班了，但很快我便觉得疲惫，我不大习惯青岛的生活，写剧本倒是让我赚了一点钱，可我仍觉得少了一点什么。2013年，我老婆怀孕了，我们一起从青岛回到了老家淄博。”
如今魏思孝住在淄博的金岭镇刘辛村，从2014年至今，他的所有小说便是在这里完成。在魏思孝笔下，小镇生活不仅仅是铅灰色质感的困乏，生活在其间的人既是卑微的，又是奇异的，他们会在看似不安的困惑中，忽然做出不合常理的选择。
魏思孝说他一直希望突破一些什么，他觉得自己还有更多可以去创造的东西，那是一种他仍在探索中的属于魏思孝的文学场域。
魏思孝在追求文学企图心的路上，而李静睿则喜欢那些不是小说家的时刻。她最近在读《一把刀，千个字》，一看到王安忆描写的大量食物就觉得高兴。李静睿喜欢王安忆，这种喜欢就像是在文学与生活里同时找到了一种遥远的共鸣。王安忆爱在书里写食物，李静睿也是，做饭是她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每隔两三天，李静睿会和丈夫一起开车去两三公里外的菜市场，买些便宜又新鲜的肉类与海鲜。最近几个月最受欢迎的菜式是糖醋排骨，因为女儿喜欢吃，李静睿每周都会花时间做上一次。
和许多作家不同，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客观来讲是有利于自己的写作的，这种好处首先来自于经济上。2008年实地报道过汶川地震后，当时还是记者的李静睿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困惑。身边的同事纷纷转行去互联网公司做公关或是编辑，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李静睿的困惑不止是钱，做记者完全能够供养她的日常花销和2000元的房贷，但如果想要全职写作的话，生活就显得窘迫起来，“我（那时）已经快30岁了，不能接受还要父母来支撑我的梦想。”
结婚以后，李静睿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经济上宽裕起来，在丈夫的支持之下，她选择了辞职专心写作。生育小孩以后，丈夫分担了很大一部分育儿责任。李静睿写作《慎余堂》期间，由于资料繁多，无法去咖啡厅进行写作。为了给妻子一个更好的写作环境，丈夫每天带着孩子出门逛公园，一个夏天过去，两个人都晒得“乌漆黑”。
写《慎余堂》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女儿到现在也还是和丈夫更亲近，每每谈起这一点李静睿都觉得十分遗憾。她不知道这样的牺牲是否是值得的，因为她自认并不是可以为了文学燃烧生命的人。她敬佩那些“折损自己的人生送给写作”的人，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她也敬佩那些作家燃烧生命写出来的作品，譬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事实上，她做不到这一切，“这也是一种天分，和真正的一流作家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她更愿意像王安忆在一篇采访中说的那样写作、生活：写作很好，婚姻也很好，两件事都有了就是特别好。
彭剑斌坐在玻璃书桌前，抬头望向窗外，黑暗中还能隐约看见菜地、一片小树林和稍远处层峦起伏的山。这是他在长沙市郊望城区的出租屋，每天下班后，从单位步行十分钟就能回到这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不用工作的时间，他就坐在这张玻璃书桌前读书、写作，身边的小书柜上摆放着最近计划要读的书。
这样的日子偶尔会让他想起在贵州跑业务的那几年，奔波于临近的县城之间出差，大巴车和小旅馆是大部分时候的容身之所。彭剑斌总是选择最便宜的小旅馆，再去车站找一个捡车票的老太太，20块就能买下好多别人扔掉的车票。这些东西足够应付公司的检查，证明自己的确是在外跑业务。剩下的时间，彭剑斌把自己关在旅馆的小房间里，随便找几张零散的白纸或者小孩的作业本，半躺在床上写小说。
不需要出差的日子，他在晚上12点以后偷偷出没，在出租屋附近的网吧找一个没人的角落，把写好的小说敲到电脑里，再发到论坛或是博客上。有时身边突然有人出现，他就赶紧把写满字的稿纸藏到键盘下面，装作自己在打游戏。小说修改发布完毕后，彭剑斌会将手稿撕碎，全部丢到垃圾桶里。
那几年，写作对于彭剑斌就像是一个不断在躲藏与暴露之间转换的游戏。在贵州期间，因为客户对湖南人有偏见，彭剑斌情急之下将自己伪装成韶关人。三年里，他时刻小心，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像卧底一样小心翼翼。写作更是不能对外人谈起的秘密，父母、同事、老板、女朋友，没有人知道彭剑斌在工作之外坚持写作，这好像成为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阴暗不见光的角落。
生活里的“不诚实”使得他像一个“暴露狂”，疯狂地在文字里剖析自己。内心的矛盾与负罪感是那些年彭剑斌写得最多的题材：高考失利之后来自父母空前的道德审判，和精明的商人打交道时受到的折磨，以及在外人看来他被荒废和浪掷的人生。这种“暴露”是一种自我救赎，让他短暂地从现实世界里逃离出来，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掏给读者，尽管在那时他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在写下这些作品的十年里，他都因为这种过度的“暴露”而感到羞愧，以至于他没有在自己的电脑里保留早年作品的文字底稿，就连出版的那些也是当年的读者替他从文学论坛上一篇一篇复制过来的。
彭剑斌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归为小镇文学或是其他类似的流派，“内心世界”是他唯一感兴趣的创作母题。《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第一次出版时，编辑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副标题：回忆贵州的小县城；去年再版的时候，宣传语里出现了“贵州魔幻现实”这样的字眼，仿佛是为了迎合近两年来流行文化对于这个西南省份的追捧。有读者买来读完以后，愤怒地在评论里写道，“不知道这本书和贵州有什么关系。”彭剑斌理解编辑们为了卖书做出的努力，但又有些同情这些读者和他们“消费主义式的愤怒”。这种同情里还夹杂着些许对于文学读者的失望：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读小说只是为了从中了解现实世界，而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的内心世界毫不关心。
“写《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的时候，我仍然写的是我自己，只是出现了大量贵州的地名。我写的是我内心最复杂、最真实的感受，或者是我在那个阶段的生活状态，我内心里面无声的呐喊和欢唱。它没有偏离我的写作兴趣，重要的是我写的‘我’。假如我当时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它就不是关于贵州的，是关于另外一个地方。”
对彭剑斌来说，文学里的贵州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配角，但在乡间与县城之间游荡的岁月，却持续不断地滋养着他的写作。回忆起那些偶然停留的小镇，他还能清晰地描述出许多细节：有时候倒霉地来到一个荒凉的县城，餐厅只能提供极其潦草又倒胃口的食物，垃圾桶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街边走过的人总是带着悲哀的眼神；也有幸运的时候，入住的旅店房间恰好没有任何可疑的污迹，吃完晚饭后还能去周围的公园里散散步，拜访完客户的时间，就全部留给阅读和写作。
距离第一本书出版已经过去11年，彭剑斌仍然是一个孤独的、游离在主流之外的写作者。这种孤独首先来源于他对于竞争的主动拒绝，少年时期彭剑斌最迷恋的作家是余杰和卡夫卡，后来他又喜欢上了美国诗人狄金森。彭剑斌觉得他们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太不一样了，“不管是余杰的抽屉文学，还是卡夫卡那句著名的遗嘱（‘我的遗嘱很简单——请你焚毁一切’），在他们创作的当下是压根没有准备写给后世读者看的，也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评判他们。我可以写得跟周边人不一样，（我们）不在一个评判体系里面。我虽然身怀绝技，但是我不主动参与竞争。”
和许多不断投稿又不断眼看作品石沉大海的青年作家不同，彭剑斌从一开始就没有发表小说的强烈欲望。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是纯粹的偶然，文学杂志的编辑通过论坛认识、找上他，在那之后他也没有觉得“文学的大门从此向自己打开”，“最大的收获就是拿了一笔稿费，因为发不发表对于我的写作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就算是靠着写作小有名气之后，彭剑斌也鲜少主动结识作家朋友。他拒绝加入作协，没有搬去北京上海这样更大、机会更多的城市，甚至觉得比起“作家”这个身份自己更像是一个“文学青年”。
“在北京的话，写作者太多了，你在那里会不够孤独，或者说你会太孤独，就是孤独得想死那种感觉。城市大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把中国的现实放得更大，可以说它是时代的窗口。但是对我来说，我没有那样的野心，我只是想写我的内心。对我小小的心脏来说，我觉得长沙已经足够大了。”
但长沙显然没有给彭剑斌带来太多写作上的灵感，2013年因为工作原因搬去长沙以后，他就停止了写作。这显然不是他对于文学的主动放弃，而是诸多生活变动带来的蝴蝶效应。买房、结婚、生子，过去几年里，彭剑斌完成了世俗生活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性的大部分要求，写作变成被牺牲掉的那部分。他并非不想写，只是这个“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彭剑斌丧失了表达的欲望。慢慢地，他甚至对写作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常常一个晚上过去，连打开word文档的勇气也没有。
毕业后，邓安庆原以为可以从事一份与文学相关的工作，但生活没有一开始就把机会给他。邓安庆并未因此放弃对文学的渴望，这段时间的生活宛如一部重复单调的手持相机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文学青年的打工记录，他的履历呈现出奇怪的阶梯式走向，从报社、广告公司，到培训机构，几乎盲目地做着各种类型工作的案头职业，成为作家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苏州，为一家木材厂写文案。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后，邓安庆开始踏入文学界，好运开始光顾他，来自文学世界的善良友谊不断出现。同年他来到北京，入职磨铁图书有限公司当时的原创文学线铁葫芦，招他进来的人是作家阿乙，在磨铁的第一年，他便策划出版了自己在豆瓣上结识的好友风行水上的作品《世间的盐》，这本书累计卖掉了二十万册，两人的文学风格尽管有差异，却常常书写类似的主题，那些游离于城市之外的日常，在此之前，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关注了。
“我有想过风行老师的书会卖得好，但结果还是出乎我的预料。”
磨铁之后，邓安庆又先后在豆瓣和新浪工作过，做的也都是和文学有关的工作，这段他自称人生最丰富的一段时光，住在北京五环外的小屋里，工作是看书，业余时间则用来写作。
邓安庆来到北京即将十年，期间他陆续出版了《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和《永隔一江水》等作品，他的创作风格愈发清晰，一点一点从外围走向中心，巩固着他文学创作的主题，他的乡镇。
在接受这次采访之前，邓安庆刚刚结束新书《永隔一江水》的宣传，新书依然围绕他的家乡邓垸，以当地的人事为主，嵌入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城乡差异、重男轻女等社会议题，与前些年的作品形成统一的脉络，除此之外，邓安庆还加入了一些语言的尝试，他有意收集过家乡方言，写作时，会避免写特别偏僻的词，他戏称这是一种“最大公约数”方言的写作。
“我的小说是用湖北武穴地区方言来写，但江西人、湖北人、湖南人、四川人看了都觉得是自己家乡的方言。”
如今的邓安庆不再是一个惶恐不安的，需要用羞涩或者小心翼翼姿态去试探读者的年轻作家，关于自己的这本新书，他的言语更加自信和笃定。
“我对乡村叙事的两种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种是田园牧歌式，一种是悲情式，这两种模式都简化了现实。农村本来就是一个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的层面远非一两种模式所能概括。我想做的是以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视角来书写，从那种具体而微的细节中生发故事。”
宛如一道曙光，尽管已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创作者，但仿佛就像十四岁站在乡村中学操场边隅，忽然听见自己的名字从前方响起，光从那边过来，告诉邓安庆之后要去的世界。多年以后，无论是在纸页上凿凿的文字，还是电话那头诚恳的声音，邓安庆身上，这种曙光初现的热切依然还在。他十分清楚，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旧世界是他的行李，而新世界才是他要去的地方。至于这个新世界是留在城市还是归乡，作家们的答案都不甚清晰。
邓安庆说他已经开始计划新书的写作，并且打算搬离居住十年之久的北京，但这个告别还没有确定的时间。
短时间内，魏思孝不会离开家乡，他的文学抱负显然远远高于他的生活。无论他在哪，生活始终令他疲惫，文学却不会，虚构的魔力，在他那间并不大的书房里正以另外一种满足回馈着他。
去年作品再版以后，彭剑斌决定重新拿起写作的笔，为了节省时间，他在公司附近租下了一间出租屋。但重新开始并没有那么容易，他毫不掩饰地承认，写作对他而言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一晚上写了两三千字，第二天读完又默默全部删掉，有时一篇小说连着写了六七个开头也不让他满意。彭剑斌从来无意做一名全职作家，就算是除了阅读写作之外一片荒芜那几年，他也只想在文学的田野上，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写作者。
李静睿在自贡有一套房子，她坚持每年都会回去一次，吃吃喝喝见见亲戚，剩下的时间就在父母家的院子里坐着荡秋千，看一看他们栽的花花草草。所幸作家的生活并不需要朝九晚五、被大城市的潮流裹挟着往前走，住在北京郊区通州，李静睿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在自贡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每天晚上，她都会带着女儿在温榆河边散步，河边有成片的树和野花，女儿在前面骑着单车玩耍，她和丈夫在后面远远跟着。
那不是小说家李静睿被人们熟知的样子，也不值得被她写进任何一部作品里，但却是她生活里那股令人愉快的晚风。

小镇文学阅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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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小秦、阿栩

插画 GraciaXMarquez

策划、编辑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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