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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民史观下的历史小说创作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3-8-30 09:56
标题: 人民史观下的历史小说创作
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历史?尽管历史小说属于虚构的文艺作品,但作为小说底层逻辑的历史观,必须要足够精准、透彻、合乎常理,才能让作品立得住脚。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小说作家,不止要在文字技巧上不断打磨,更重要的是,还要不断学习感悟,深化对真实历史的理解。

这便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学习,从哪里学习,才能获得正确的历史观。要知道,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面对的是一片浩瀚大海,必须先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才能有效地从中汲取养分。

2021年的4月,我去成都出差,恰逢武侯祠在举办一场名为“大三国志”的展览,展品涵盖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三国相关文物,不乏精品珍奇。但真正震撼到我灵魂的,却是一块其貌不扬的砖头。

这块砖头出土于亳州,烧制时间是在东汉建宁三年,上刻铭文:“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直译过来的意思,是说有一位东汉末年的小砖匠备受欺凌压迫,不堪劳役繁重,绝望地在砖上刻下诅咒,发誓等到苍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奋起反抗,把你们都杀死。

不难看出,他所刻下的“仓天乃死”四字,恰好就是十四年后黄巾起义所使用的口号。可以想象,这个卑微的小工匠的内心是何等的压抑与痛苦,他对压迫自己的封建势力满怀着仇恨,可又无力反抗,只好默默地等待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到来。届时卑贱者们将无所畏惧,可以对压迫者宣泄酝酿多年的怒火。

窥一叶而知秋。在那个时代,像这个小砖匠一样困苦绝望、满怀愤怒的普通百姓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他们一个个隐忍苦捱、蓄势待反,只待一个爆发的契机。为什么黄巾起义能够一呼百应、十方俱乱,直接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覆亡?读完这段刻在砖块上的绝望呐喊,我们便可以猜出真正的原因。

我原来总有一种错觉,认为汉末纷争的原因,就是群雄逐鹿,是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不分颉颃的英雄人物们角力的结果。但这一块砖头、这一位两千年前的小砖匠,却给我上了一课。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汉末风云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不是那些大人物的野心,而是千千万万个卑微小人物要打碎腐朽体制的迫切意愿。

一个小砖匠,就如同长江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可倘若江中的每一滴水都产生了同一种诉求、萌生了同一种意愿,无数的意愿汇聚一处,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那便形成了滚滚东去的大潮,浩浩汤汤,势不可挡。所谓英雄人物,无非是乘时而起、适逢其会罢了。

看完这个展览后,我对同行的伙伴讲,这块砖头应该放在展区的入口处。它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参观者,三国乱世因何而来,不是某几个英雄人物心血来潮,而是由最底层的人民所决定的,他们才是历史发展的源动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出现,也会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取代他。意思就是,法国大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意志为因,英雄人物为果,而不是相反。所以拿破仑的出现是偶然,巴黎无套裤汉们点燃的怒火,则是必然。那一个亳州小砖匠的留言,为革命导师的这段阐释做了一个精准的注脚。

我从这一块砖头之上,获益良多。它生动地教会了我,要秉持人民史观,才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所必须应有的视角。多从群众中汲取养分,多从人民身上学习历史教训,才能让创作保持活力。

我在2022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大医》,讲述三位红十字医生历经大时代的波澜,从清末奋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渐有了作为大医救国的感悟。在创作过程中,我研读了大量近代医学相关的资料,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历史的前进来自民众的觉悟与决断。

比如中国公共卫生的先行者陈志潜先生,在抗战期间的四川后方建立卫生示范区,一心要把医疗服务铺到基层。可惜他只能依靠腐败的官僚体系去运转,结果舞弊现象层出不穷,最终惨遭失败,失望而去。与此同时,延安的和平医院有一位事务长叫徐根竹,他负责向陕北的老百姓宣传卫生理念,要求他们勤洗衣服,避免滋生跳蚤,但成效很差。徐根竹经过调研后发现,老百姓不是不愿意讲卫生,而是因为当时农民的衣服皆由土布织成,勤洗容易损坏,纯属经济上的无奈。他虚心地进行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意识到民众真正的痛点所在,并着手改进宣传策略,最终在延安取得了良好的卫生效果。

陈志潜在医学方面的见识,要远超徐根竹。但决定两者成败的,是他们是否愿意从基层动员力量,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足可以证明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这样的例子,在近代医学史中比比皆是。在《大医》这部小说里,我以人民史观重新去梳理这段历史,发现无论是清末鼠疫、民国水灾还是抗战期间的卫生救亡运动,如果不是从基层民众去动员,不让人民参与其中,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此《大医》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既是创作,也是一次进一步洗练认知的过程。它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向人民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从群众中汲取养分,才能让作者真正与他们共情。只有真正与民众共情,才能理解他们的心态,进而感悟到历史潮流的决定性因素,产生正确的史观。

秉持着这些思考与感悟,我在创作《长安的荔枝》这部中篇小说时,同样将视角放在底层人民身上,不再津津乐道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传奇故事,而是通过一个负责运输荔枝的小吏,去思考“无人知是荔枝来”背后隐藏的麻烦——具体谁负责运送这些荔枝,如何执行,帝王意志又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困扰?我想要通过这一枚小小的荔枝,洞悉背后帝王穷奢极欲、不恤民力的本质。

同样,在《显微镜下的大明》这部非虚构作品里,我也以人民史观为方法论,摒弃帝王将相的书写,把视角专注在最底层的民众。我从明代典籍中搜集到了六桩司法案件,里面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奇案,全都是一县一乡之下的小案子,当事人也都是普通老百姓,争的是一些田产、一些税收政策而已。这六个案子虽然小,却深具代表性,它们揭示出了明代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体现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价值观。唯有参透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从他们那里学习到最底层的生活逻辑,才能把握住大明王朝的兴衰规律。

人民史观就像是一部犀利的X光机,它能够洞彻历史的皮肤,看清内在的肌理运作,明辨规律所在。而这部X光机的操作诀窍,就在于你是否愿意去做人民的学生。作为历史小说作家,唯有明白人民在历史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方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进而从他们那里提炼出真正的历史规律,反哺到创作本身,令文艺作品具备更长久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足见只有学习人民,才能理解人民;只有理解人民,才能透彻地书写人民,真正把人民放在创作导向的核心位置,创造出真正的经典。

来源:文艺报 |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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