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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家圆桌:文学被待价而沽比AI写作更可怕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24-8-17 14:25
标题: 作家圆桌:文学被待价而沽比AI写作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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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和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加尔桑在2024上海国际文学周中,以“跨越故事边界,连接人与世界”为主题展开一场作家圆桌谈,他们基于各自的创作经验,面对上海读者,共同探讨了语言变迁、科技发展和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均主办方供图)

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匈牙利小说家巴尔提斯·阿蒂拉和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安·加尔桑在2024上海国际文学周中,来到滴水湖畔的朵云书院,以“跨越故事边界,连接人与世界”为主题展开一场作家圆桌谈,他们基于各自的创作经验,面对上海读者,共同探讨了语言变迁、科技发展和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巴尔提斯以局内人的视角表达了一个通透的观点:“即便全世界的文学作品消失,这个时代并不会因此崩溃,人类社会系统将继续运转下去,所以文学的确是无用的。但只要人的心理需求仍然存在,文学将顽固地存在下去。”他还指出,如果AI能写出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作品,那就让AI写,这不会威胁到文学,文学正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它的精神价值被低估,并且被待价而沽”。

坏的语言损伤人类的理解力

甘德提到,近些年在美国,读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个看起来乐观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则有些微妙。年轻人读诗,大部分是觉得诗的语言够简洁,也够短。人们难以接受复杂的长文本,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科技带来便捷多样的通信手段,语言传递的门槛随之不断降低,人们通过社交网络沟通,只要几个零散的单词甚至表情包就够了。这意味着语言被边缘化,人们通过语言表达想法、通过语言传递情感的能力正在丧失,或者说,表情包成为时代的通行语言,这本身就是科技对人的某种程度的异化。

加尔桑回应这个话题时,引用了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的一部电影里的细节——一个年轻姑娘和男记者无法沟通,姑娘说的是朴素的、日常的语言,她不会道貌岸然、阴阳怪气的表达,她愤怒且痛苦地质疑那个记者:“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加尔桑说,人类生存状况本身就是一个迷雾般的难题,人们发现了语言、写作和文学,用这样的方式了解世界并与之建立联系。但语言也是双刃剑,糟糕的语言带来误解和背叛,制造人和人、人和世界之间更深的隔阂。可以说,语言这个能力,既是人类拥有的天赋,有些时候又成为人类的先天缺陷。

巴尔提斯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思想、情感和语言组成相互影响的“铁三角”,败坏的语言杀伤力极大,会损害思想和情感,当那些被污染的语言通行时,人的理解能力、人与他人产生连接和共情的能力都会连带遭到损伤。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语言都带着时代的痕迹,但他们的作品顽固地伫立于时间之外,《战争与和平》和《哈姆雷特》之所以伟大,因为这些作品的语言在任何语种的语境里,总能传递感情,制造了跨越国族和文化的共情。

不相信真实,只相信真诚

甘德对地质学和生物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他曾参与一名生物学家的工作,他们当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鹰、响尾蛇、昆虫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物质世界,但老鹰、响尾蛇和昆虫所感知的世界,肯定不是人所认知的世界。具象地描述,响尾蛇的眼睛和鼻孔之间有一个感应窝,用来探测外界生物的体温,所以响尾蛇认知的“真实”和人类以为的“真实”如同异度空间、平行宇宙。甘德由此发散,当人们阅读小说、观看电影、欣赏戏剧和艺术的时候,堪比进入了老鹰、响尾蛇和昆虫的“视角”,也就感受到甚至浸没于另一种真实,是和现实生活不同的多重宇宙。他认为,真实是一个多义词,是隐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内心体验,虚构不是真实的反义词,它是通向“内心真实”的虫洞。

加尔桑盛赞“虚构是虫洞”这个绝妙的比喻。他补充道:“人们借助于响尾蛇或昆虫或老鹰的眼睛,不仅看到复杂的、多重的真实,反向也能更理解人类眼前的世界。”他进一步把虚构比喻为“人们接近真实所依仗的拐杖”。他直言:“我并不相信真实,我只相信真诚。”只有此时此刻正在流逝的生活是真实的,任何试图唤起过往时刻的写作都是虚构,因为没有一种文本能还原活生生的人们经历的一切,写作一定伴随着遗忘、遮掩和揭示,在文学中探讨的“真实”,其实讨论的是真实怎样被“构造”。

巴尔提斯接着这个话题分享了他早年写作中的一件趣事。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散步》里提到了一幅油画,画上满月照亮湖面,他一直以为这幅画来自于他的想象,他虚构了这幅画,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祖母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的油画。所以他认同“虚构是虫洞”这个说法,有些时候作家都没有意识到,已然在想象和真实之间来回穿梭了很久。

人工智能不会威胁文学,伤害文学的是商品逻辑

作家们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触及人工智能这个当下很火的话题。

甘德有些无奈地谈到,最不看好他的从来不是读者,而是他的小儿子,经常在他面前断言“AI什么都能写,你们作家很快就是多余的人”。他苦恼于无法说服儿子,而巴尔提斯对此很释然,他说,未来的文学由人还是人工智能来写,这个问题不重要,只要写得够好,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不妨让AI来写。就譬如,如果AI绘画能媲美达·芬奇,那就让AI们多多地画。写作同理。他掏心掏肺地说出:文学是无用的,假设人类的文学作品都消失,社会并不会因此崩溃,而是会按部就班地运转下去。但文学能顽固地存留至今并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种无用的艺术与人类精神体验很深地联系着,人的心理基本需求不会因社会变迁和科技进步而消失。让他感到失落的并不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而是消费文化占据了日常生活,流媒体、游乐场和购物中心填充了人们的闲暇,在这个消费主义的市场闭环里,文学不能幸免地被同等待价而沽,它的商品属性覆盖甚至取代了它的精神价值,或者说,它的精神价值和市场价值捆绑在一起,这让严肃的写作者陷入孤独。

加尔桑平衡了这种伤感的情绪,他说:“我们来到这么美的一座书店,在看得到风景的房子里看到这么多书,又有这么多喜欢文学的读者远道而来,这让一向不怎么乐观的我涌起乐观的情绪。”他不否认,现在大部分法国人也不读文学作品,很多人“只在中学期间为了应付课业读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雨果和左拉成了先贤祠里的吉祥物”,但即便是这样,“就像中世纪的人们不会想象出互联网,我们又何必断定几十年、几百年后的未来呢?不如保持信心,信心通常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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