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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宅门》已成旷世绝响，陈宝国等共话“只此一个郭宝昌” [打印本页]

作者: fallen7 时间: 2024-10-25 13:17
标题: 《大宅门》已成旷世绝响，陈宝国等共话“只此一个郭宝昌”
一年前，人称“宝爷”的著名导演郭宝昌骤然离世。家属遵照他的遗愿，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在宝爷离世一周年之际，他的自传性遗著《只此一个郭宝昌》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为郭宝昌自传散文集，集齐郭宝昌尚未发表的散文遗作，收录挚友亲朋的纪念文章，再现他独一无二的才华与魅力。在书中，郭宝昌一支妙笔写下了他所经历的巨变时代和离奇人生，道尽了人间的沧桑世情和多元人性。而其抒写的坦诚，触及心灵，既是洞悉人性和命运的文学写作，也是理解一个多变的时代，以及时代中的人的历史读本。本书还收录郭宝昌不同时期私家珍存照片，多数为首度公开。又以郭宝昌偏爱的“叛逆”藏书章特制藏书票一枚，附于扉页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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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会嘉宾合影。

10月23日，“宝爷和他的朋友们——《只此一个郭宝昌》新书发布会”在三联书店举行。宝爷郭宝昌一生重情重义，胜友如云。当天，演员陈宝国、刘佩琦，导演谢飞、侯咏，学者刘树生、陶庆梅等莅临现场，在宝爷离世一周年之际，与读者共同回忆他的传奇人生和独树一帜的艺术创造。活动由活字文化副总编辑刘净植主持。

宝爷和他的朋友们

“我接触了很多很多优秀导演，自编自导这么极致的导演还不是很多，宝爷是之一，也是唯一。”刘佩琦在新书发布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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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刘佩琦。

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在老师鲁继先家里第一次见到郭宝昌导演，见面就听宝爷聊了一通电视剧《大宅门》。几年后两人第一次合作，六个月的拍摄创作期，让他体会到导演的功力。刘佩琦回忆起在电视剧《大宅门》拍摄过程中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它们体现了他和导演之间相互的认可和肯定。他认为，郭宝昌导演在艺术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真诚”，“不光剧本，还有写的书，他的字里行间，包括拍戏，他对演员，对各个部门那份真诚是让我们感知到的，他对艺术真诚，对合作者也是非常真诚……其实很多事都是一种假象，真诚凤毛麟角。所以这是最难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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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陈宝国。

“我跟郭导是小三十年的交情，大概应该是1995、1996年吧，是因《大宅门》相识，因《大宅门》结缘，因《大宅门》共事。经历了一些事，同时也见证了一部经典的横空出世。”陈宝国回忆道。他讲起与宝爷这段友谊的两三段趣事，包括两人为了拍《大宅门》在古玩市场淘白景琦使用的烟袋，包括戏里郭宝昌专门为白景琦写的那段独白，以及宝爷如何生了病，在医院醒来拔掉针头就要往拍摄场地赶……陈宝国说：“我看到过有评论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学跟戏曲最后的卫道士，我以为他是新千禧年的曙光来临之际，他给中国的电影业，给中国的戏剧、戏曲和文学带来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提供了一部经典之作。我只想说一句话，《大宅门》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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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谢飞。

在谢飞眼里，宝爷是个天才。“从5岁开始，他就看戏，学外语，看各种当时能看到的社会的面，所以他在中学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到了电影学院的时候他又想把《大宅门》这些东西写成戏，写成电影，所以他戏剧的东西和文学、人文的东西是童子功，非常扎实。在他脑子里有这么多人物，这么多事情能够记住，同时又通过艺术的方法把它做成艺术品，是那个东西，又不全是那个东西。所以在文章里我也总结了，我觉得《大宅门》由电视剧到话剧到京剧到他的小说，可能是过去一百年中国艺术的百年精品，或者绝品，它是最能表现这过去一百年很多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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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侯咏。

侯咏则谈道，宝爷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跟郭导差整整二十岁，但是在我心目中，郭导就像我父亲一样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从小六岁就丧父，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过父爱，或者是父亲的榜样。我在接触郭导以后，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男子汉的宽容、大度、勇敢。什么事儿在他面前都不是事儿，这一点在我人生中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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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树生。

刘树生回忆自己从前经常到宝爷家里聊天，两人十分投缘。到了饭点宝爷就亲自下厨。“他做菜做的非常好吃，他是个美食家。比如他做炒土豆丝，做的非常好。有一次他到我家去，我也给他做菜，我给他做了一个蒜苗炒肉，用香菇，还给他炒了一个土豆丝。他就乐了，他说树生，你这哪儿是土豆丝呀，你是土豆棍儿，说完他就哈哈大笑，宝昌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我住十三层，这笑声一层肯定能听得见。”

刘树生认为，第五代导演之所以能产生，是在第四代导演的基础上出来的，第四代导演在电影上进行了很多艰苦的探索。“宝昌跟我聊天的时候常常讲电影的表现手段问题，当时电影学院白景晟老师说的‘丢掉戏曲的拐棍’，他非常赞成。”刘树生认为，在第四代导演的探索中，只有两部是彻底的实验品，一个是郭宝昌的《雾界》，另一个是吴贻弓的《姐姐》。“宝昌的《雾界》我觉得我们低估了，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更深的研究，宝昌的《大宅门》之所以拍的成功也是因为他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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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陶庆梅。

陶庆梅与宝爷合作完成了《了不起的游戏》一书。她回忆，跟宝爷一起工作时他已经快80岁了，每次到他家，宝爷都用新沏好的茉莉花茶招待。“我比他年轻三十多岁，我就觉得他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陶庆梅说，“因为他是一个长辈，只有他向我学习、向我开放，我们的交流、我们的写作才有可能是这么畅通的。要不然我永远是在记录，在模仿，而不是在创作。”陶庆梅感慨，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长者这么勤奋，“他真的每天在写字。因为他不会电脑打字，每次都是写在纸上，每天都要写好几千字，经常是他写完几千字给我看，我否了，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再写。”

“他做人特别诚实，我觉得那不是技巧的问题，是他对艺术真的诚实，他知道自己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他从来不会讳言自己不好的那部分，他从来都是知道自己哪个地方不好，然后他还要再去好，他对艺术的这种诚实是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艺术界很少看到的。他的《大宅门》为什么这么动人，真的首先是他遵循自己内心对艺术的诚实，有了那样一份诚实，他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来。”陶庆梅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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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夫人柳格格。

郭宝昌的夫人柳格格也来到了新书发布会的现场。柳格格说，宝爷生前曾多次嘱咐，去世后不要办任何仪式，也不要留骨灰，海葬。“因为宝爷生出来的时候是哭着来的，他走的时候是看见大家哭着走的。我觉得他真是游戏，他走的时候都嘎嘣脆，不拖泥带水，他只让我全心全意地伺候了一天，从那以后再也不让，去到医院都没有多少个小时，走了。”

柳格格说：“我觉得他在天上看着，他看到大家那么爱护他，能看到他这本书的问世，他开心得不得了。就像他天天跟我说的一句话，你怎么每天都是过着打叉的日子，你应该打钩呀。他说一年下来你看你叉多还是钩多，叉多了活着多划不来呀。他永远给你很多力量，永远给你很多安全，而且他永远是逆向思维，你出一个题目，他绝对不按着你的题目走。从他走了以后，为什么一年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因为我没有了安全感，他就像一棵大树，我再难的时候，再无助的时候都是他在给我撑着，他在给我力量，所以四十年我很感谢有他的陪伴。”

她透露说，准备把宝爷很多没有发表的、没有拍成的手稿，一些电影剧本、电视剧剧本，包括他的很多工作笔记都整理出版，以飨后人。她还准备把这些珍贵的手稿通过谢飞导演全部捐献给宝爷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郭宝昌没有让我这样去处理，但是我觉得他要知道这件事情肯定特别开心，因为可能对以后的学生也好，对以后的研究也好，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精彩的自传性遗著

郭宝昌身世传奇，自幼被卖进同仁堂乐家的经历，最终成就了让他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大宅门》系列剧。但宅门里的兴衰恩怨并非他传奇经历的全部：他被时代的车轮倾轧下狱劳改，他追寻自己身世的执著，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探索，他和梨园行名宿的奇缘，他对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他被命运拨弄因而缺乏亲情的孤独……跌宕起伏的经历，加上这些经历所带来的奇人异事，构成了郭宝昌异于常人的非凡人生。

郭宝昌擅长讲故事，他生前编导的影视剧的成功，就是证明。他讲故事的天赋同样体现在他的写作能力上——擅长用生动爽脆的京味儿口语写文章，每一个人物，都被他写得活灵活现地如在眼前。在这本《只此一个郭宝昌》里：从小到大，其所谓“家庭”所经历过的近十次大变迁；坚信崇高理想却在时代车轮倾轧中逐渐失去自我、最终落入骗钱陷阱的偏执挚友；朴实善良、血浓于水的亲生大哥；外表优雅美丽却在宅门里扭曲变形的小姐们；对他指引前途、影响一生的小学老师；他年从小看遍好戏，与梨园名宿交好，并得以拜名师学戏；他与第五代电影导演共同经历的传奇……这样颠沛但又精彩的人生背后，对时代、对命运、对人性的复杂体味和审视，都被他用一支擅长讲故事的妙笔写在书里，也为读者写下了一个强韧的他和他所经历的复杂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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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世一周年的纪念

一年前，郭宝昌骤然离世。因此，《只此一个郭宝昌》除集齐了郭宝昌尚未发表的遗作外，还收入三篇他的至交好友写作的纪念文章，借亲朋的视角，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郭宝昌过人的才华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谢飞导演在《忆老同学郭宝昌导演》中追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眼中的郭宝昌，对他的影视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甚至断言：“现在回头看来，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九五六—一九六六年初创时期，招收的六届本科、近二百位导演学生中，可以称得上天才的就只有郭宝昌一位，他是个影视戏剧的天才。不是吗？”陶庆梅在《郭宝昌的“游戏”》中回顾他们二人合作《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的过程，联系郭宝昌的《大宅门》与《春闺梦》，道出他以“游戏”为中心的人生态度与艺术观念：“和他在一起，我总能感觉到他内在有一种巨大的张力。那种张力，贯穿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贯穿在他笔下人物的爱恨、生死、悲欢……之间，让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么丰富，那么有魅力。更神奇的是，我总觉得郭宝昌有一种神奇的本领，使得他可以在这张力里自如游走，不拘泥于张力的任何一端。这本领，恐怕就是‘游戏’。也许，只有有这种游戏感，那种张力才能完美释放。”而郭宝昌生前挚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树生，更是写下《宝昌最后的日子》，对他从生病到去世的过程，以及不羁的性格、达观的精神做了详细的书写。

这组文章以附录的形式，触及郭宝昌影视、戏曲和文学书写等诸多方面的工作，是对郭宝昌创作艺术价值所做的评价，在郭宝昌辞世一周年之际刊印，表达了朋友们对他的怀念和致敬。

一个人一个时代的历史读本

郭宝昌生逢不幸，经历坎坷。除苦苦寻家外，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这些境遇，没有摧垮郭宝昌，而是给予他更加丰厚的沉淀与感悟。在书中，他对物质生活（如饮食）、精神生活（如看戏、阅读），以及人际关系，做了白描式的书写，细节精准，而又感情克制。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是普遍微妙的社会心理，以及各种人情世故。除了记述自己，本书还真实记录了处在极端环境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往事，文笔干净洗练，叙述有条不紊，为特殊时期的特殊景观作了珍贵的记录，读来令人唏嘘。

书中带有自传色彩的真诚书写，记录下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家庭、经历时代巨变的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特殊经历和思想情感的变化，及其对知识和艺术执着的追求。对后来者而言，这既是触及灵魂的坦诚抒写，也是理解一个复杂时代与复杂人性的历史文本。

采写：南都记者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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