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的半年里，她回到上海家中，跟父亲住在一起，却过着黑白完全颠倒的生活，爸爸起床，她就去睡觉，爸爸下班回来，她才起床，父女一起吃一顿晚饭/早饭，然后再各自睡觉的睡觉，工作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写出了小说《六翼天使》，讲述一个女大学生在10年间的爱情路程，融入了她自己在杂志上工作的经历，以聊天记录、表情符号、网上恋情，记录了那个“网络的白垩纪时代”。这本书是贝塔斯曼的“纸风船新生代都市爱情小说”系列之一，其他的作者还有殳俏和走走；当时的贝塔斯曼，早在当当、卓越兴起之前，拥有上百万成员。
这本小说之后，于是还出版了散文集《夜在窗外》，这标志着她从小说转向美文的尝试，“我当时想以充满细节与诗意的手法书写日常的生活，这些细碎的生活小景可以持久下去，但是永远不会再壮大，慢慢也没有人反馈，所以就荒废掉了。”她还有一本没有写完的小说叫《九个自由骗局》，小说的主题是，人年轻时的自由是个骗局，因为你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教育自由是九个章节之一——大学在高中毕业之后是不合理的，大学应该是成人在有生活经历之后自主选择的。 “但是格局太大了，我就没有写完，但是一直记着。”
从大学毕业之后的五六年间，于是都一直觉得Soho的生活方式很正常，并没有与社会脱节，直到她发现同班同学都有了两三套房子。“那时上海房地产刚开始兴旺，同学们在外企工作，收入不错的过了两年买了第二套房，有了第二套房，再租掉，换来第三套房，毕业五六年，最多的人已经有了四套房。”而她仍然每个月拿几千块钱稿费，还在外面租着房子；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家里已经不能住了。
“可能在这些同学看来，我简直是底层了吧。” 大学毕业以后，于是的社保从来没有交过，因为她的档案不知所踪，从北京回来后，她曾试图查找自己的档案，但那时候档案系统还没有联网，所以她费尽周折也没有找到——居委会没有，从前的单位没有，学校也没有。最后还是近几年档案联网后，她才在人才市场找到了自己的档案，这才办上了社保，“回归了社会的怀抱”。
能够支撑她生活的，仍然是采访和写稿，她为很多时尚杂志写稿，见识过整个时尚杂志业的变迁，“光是《瑞丽》我就送走了四五任主编，还目睹了一些杂志的死亡”。她的角色是外挂作者，临时赴约来做采访，采访经常是临时组成的团队，“你负责灯光，我负责场务，像演一场戏，演完就散。”
开始她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写，写餐厅、写红酒、写时尚，甚至写美妆都行，后来发现，她并不能胜任所有题材，因为不论红酒还是餐厅都需要专门的行业知识，而她在这些不在行的领域里，难免会“出洋相”。
有一次她去一家西餐厅采访，对着意大利大厨烹饪的一大条羊腿说，oh it’s a chicken，大厨举着羊腿昭告厨房，she said this is a chicken！全场哗然。有时她在跟身价几十亿的人聊天时，一些荒诞的想法会自然出现——她察觉到人们会因为彼此经济地位不同，而想法大相径庭，“我采访过一个有钱人，问他怎么给妈妈买礼物，他说，‘我会买很贵的，因为有保值机会，而且会留给我。’我是个‘孤儿’（编注：此时于是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这个想法在我看来，不可思议。” 时尚圈混久了，她也知道一些游戏的规则，比如“公关会用你背的名牌包FENDI还是LV来判断你是不是他们的圈子的”，而于是总是背着出版社送给的帆布袋子，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公关判断出来，“不是一挂的。” (, 下载次数: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