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问：公务员工资不过数千元，全年数万元，为何中国作协的每个公务员，每年要消耗国家财政100万元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于中国特色的干部供养制度，人民养一个官员，并非只支出其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用品，还包括昂贵的三公消费和灰色收入，而对作协这样的行业协会而言，更包括文学市场的财政垄断。具体而言，国家财政埋单的项目包括如下几项：
一，作协官员的福利待遇：作为群团组织，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一任命即配备奥迪等高档专车、司机、秘书、天价福利房，还有保姆费……同比国家部委领导，其待遇水准甚至更高。中国作协只要没有去行政化，这种高额待遇就会一直享受下去。而中国作协主席之下，是一系列享受财政拨款的各级别官员，厅局级、处级、副处级……全国各省市作协、文联养活的公务员，保守估计在万人以上，国家每年花费的财政拨款高达数十亿元。
二．中国作协公务员除法定收入外，还有政府公务员不具备的大量名目繁多的豪华消费待遇：比如世界文学交流、豪华文学采风、文学评奖等，其中不少消费是由地方财政或企业资助，已远远超过2.38亿国家财政拨款的数额。
1.世界文化交流、国内外豪华采风和作协奢华会议：作协官员每年不仅都有多次国内外豪华采风待遇，而且还要参加世界文化交流。2009年的法兰克福图书展，中国作协组成150人的豪华作家代表团，在德国举办了数十场论坛和文学活动，图书展结束后还分成若干小组分赴德国各地旅游。但其文学交流的绩效如何呢？除了代表团反复上演“退出门”，引起国际媒体舆论大哗；据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介绍，这次图书展只征服了一个德国保安小伙子马克斯。值得注意的是，这笔文学走向世界的豪华消费，全由中国纳税人的10万亿税款埋单，花的是国家财政的外汇储备。
而作协系统的国内豪华采风更是花样繁多，基本是地方财政资助：一次诗歌节花费3000万元；50人沿海城市采风数日狂砸500万，人均日花费高达2万元……
至于国内的五星级奢华会议，在中国作协的三公消费中，更成了司空见惯的“平日标准”。据报道，中国作协2007年以来的十余次主席团年会，几乎都在各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召开，如北京饭店、长春南湖宾馆、江门逸豪五星级酒店等。其中2010年4月的250人豪华年会，在旱区入住西南最奢华酒店重庆申基索菲特大酒店，其豪华消费曾引发社会强烈质疑，而最终没有任何作协官员被问责，只以解聘记者、删除博文告终。
2.作协官员的高额版税和文学奖巨额奖金：由于作协官僚化体制，形成对文化资源的全面垄断。享有部级、副部级的主席作家不管作品发行量如何，都能得到20万册的印数稿酬，一本书就可得到八、九十万元版税。而国家财政支持的各大文学奖，更成为作协主席的私家盛宴和“内部分配大会”。2010年的羊羔体丑闻和鲁迅文学奖“评委获奖”，涉及多位作协高官，却没有任何追责措施。2011年8月，奖金高达50万元的茅盾文学奖引起社会全面质疑，其五部作品至少有2—3部涉嫌违纪获奖；而5个获奖者中更有3名是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作协主席。
不仅茅奖、鲁奖如此，这种现象还包括全国100多项文学奖：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一篇描写俄罗斯女人飞机上出轨的婚外情小说《伊琳娜的礼帽》，尽管篇幅不足万字且主题为偷情和手淫，却能一年内数次获文学大奖，包括郁达夫小说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金高达5万元的豪华文学奖。对社会质疑，作协官员公然宣称“主席获奖”天经地义，郁达夫奖主办人袁敏甚至表示：铁主席不获奖才不正常。
3.更大问题在于：作为群团组织的中国作协，还掌握着金额巨大的文学公募基金——中华文学基金会。
在红十字会等基金屡受质疑的情况下，中华文学基金会却依然是监督死角。
这家国家支持的公募基金，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担任会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担任法人代表。只要登录该基金网站和民政部信息，就会发现，该基金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文学基金搞房地产。中华文学基金会下属单位之一，是安徽文采大厦。这座靠近省政府、位于合肥黄金地段的写字楼，每年收取高额出租费，却并未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网站和民政部网站公布的基金会年度财政收入中有任何显示。这笔钱哪里去了？
其二，文学基金搞公司。中华文学基金会下属的文采“实业公司”，只在基金会网站列入机构名录，却未见任何财务报账。
其三，文学基金并未用于文学。据报道，中国烟草公司每年资助中华文学基金会1000万元，几年来已高达数千万元，全部用于教育类的金叶图书室，购买图书赠送各地中学。每年1000万元究竟买了谁的作品？是否包括作协主席本人作品和作协下属出版社图书？是否存在公款购书攫取版税稿酬的利益链条？
面对如上种种灰色收入和利益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养公务员并不是简单地“养活”，而是名目繁多地高额荣养和利益尊享，造成巨大的国家财政流失。
那么，国家财政高额养活的中国作协，其绩效如何呢? 作协的主旨是为作家服务。但在频频发生的作家自杀、上街乞讨、老无所养、贫病交加时，我们看不到中国作协的服务迹象。近年来，中国作协和中国足协一样，是以“丑闻”频发闻名于世的：文学奖丑闻、贪官作家群、旱区奢华会、文学交流退出门……除了挑战公众底线的文学丑闻，几乎看不到作协的正面绩效。值得注意的是：“动车事故”有人回应、“故宫被盗”有人回应、“郭美美事件”有人回应，而唯独中国作协的文坛丑闻，却几乎从来无人回应。特别是作为“韩寒”代笔门始作俑者的作协主席们，包括曾任新概念大赛评委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人，至今对“文化打假”毫无回应。难道纳税人每年花费几个亿，养活的是只出丑闻、不出精品的“零绩效”作协吗？
透视中国作协体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养活了多少中国作协式的“零绩效”公务员？国家财政支出养活着多少无效衙门、多少冗员？他们奢华的福利待遇和三公消费，消耗了纳税人多少血汗？
近年来，美术大师吴冠中等有识之士多方呼吁作协、文联“去行政化”；取消作协等群团组织财政拨款和行政级别的舆论呼声，已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民意。笔者本人两年来连续撰写十余篇文章，反复呼吁作协“去行政化”改革，但在文化体制改革已风帆乍起时，作协体制改革却迟迟未动。这个前苏联模式的旧体制遗留物，这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文学体制怪胎”，至今仍未启动“去行政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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