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然而经过新文化运动，小说具有了强大的现实意义，至当代发展为中国文学中强劲的文类。追根溯源，中国小说传统究竟是什么？它对今日作家的创作还能产生怎样的影响？2017“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邀请作家金宇澄与张大春进行对谈，漫谈两人眼中的中国小说传统。同时，这场活动也是“上图讲座”的第一场，此后，该系列还将陆续推出十三场名家讲座，活动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出版协会、上海市作协、上海图书馆、新民晚报主办，上海市学习促进办协办。
讲座主题“我们是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吗？”源于张大春二十年前的一个想法。他认为，我们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用汉字写西方小说。他表示，他们这一辈或者上一辈作家，开始写小说是因为读了小说，所读小说又大多是翻译小说，且不知道翻译小说跟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有何不同，于是直接套用西方小说中的东西写中国小说。“在我们近代人或现当代人写的小说里，很多都是模仿我们曾经阅读的西方小说中的一个长远传统，而这个长远传统在长篇里面，可能长不过《堂·吉诃德》，短大概应是从西方有写实主义这个自觉的状况时延伸下来的。”而其中的例外就是金庸，“我看每一部金庸的作品，我觉得他是道道地地的中文小说，他描述事物的方法与西方不同，没有一个字是我刚才所说的西方传统”。这个不同在张大春看来正是中国“闲聊谈天”的传统。在中国记载风土人情的文本之中，有一些故事一再被叙述，一再被想象力渲染，敷衍铺成，最终形成叙事文本。“这个过程是谈天传统所形成的，闲时闲话闲说闲人，运用各种话题作为谈资，在汉字语境之下，这种摆龙门阵聊大天的活动渗透到说书人和听众之中，说书人与听众聊天，激发听众共同分享被叙述得不一样的故事。”在张大春看来，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正是充分掌握了谈吐的艺术，让谈话本身和保存记忆联系到一起，成为他文学上的本质，并渗透出一个不断能够渲染、增补原始文本的故事。
而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正是作家用写作向中国传统致敬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如张大春所言“以闲话闲说”的说书人方式讲述了阿宝、沪生、小毛的上海往事，呈现了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上海的市井生活。金宇澄坦言，写作这部小说是受到某位汉学家说自己翻译中国小说不需要查字典的刺激。他表示，现在有些作家写作的词汇量很少，这与“五四”后文学大众化造成的中国小说传统“断裂”相关。“我没有主张要改变现代写作受西方影响的趋势，只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我就尝试换换别的写法。”他这样说。在金宇澄看来，越旧的东西可能越有价值，再发现的过程也许正包含文学生发的缘由。因此，他尝试搜集大量“鸳鸯蝴蝶派”的词句写入小说中，以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形式进行一种构建，这些词句进入新的文章中，立刻呈现不同的样子。“文学是需要一些识别度与个性化的，它不是相同质量的同质表现，‘鸳鸯蝴蝶派’没有人去把它拾起来，我捡起来是为了一种构建。”同时，《繁花》中的插画承接了文学插画的传统，金宇澄表示自己喜欢写作，也喜欢画画，“叙事形成的焦虑可以在画画中安静下来”，书中之画也许正是作者文字所不能到达之处。两者合一共同捕捉老上海点滴、消逝的记忆。
两位作家从细处出发，谈论了中国小说传统中的重要部分，但也都没有直接给出定义。正如张大春所说“回答不了”。但在金宇澄看来，中国小说传统虽是一个庞大，难以直接言说的体系，他也指出这个传统必然是与文言有关的。他讲了一个例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召集一批记者写上海历史，有一位记者发现一首写中山公园的英文诗，他用白话文和文言文翻译同一首英文诗，但他的白话显然是方言的白话文。金宇澄认为，这个普通记者身上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人依旧有使用文言的习惯，同时反映了中国文字演变的一些痕迹。然而这种文言的影响却随着时间在一代代人身上流失了。他同时举张大春《文章自在》中提到的“文言文教养”为例，来说明重新传承文言文在当今时代对于写作者的影响。“文言文作为教养来谈，恐怕不像许多人所鄙夷的那样，是应该被抛弃、遗忘甚至于被消灭的腐朽，往深处看，文言文也还是一个透过高密度的语义载体，蕴藏着书写者不曾暴露或者不多自觉的新情怀，说得激进一点，不说文言文（不读文言文），你就消失了一种开发自己情感的能力，多么可惜。”他感慨道。来源：文学报 袁欢 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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