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年轻的“80后”作家，张悦然其实对自己的写作是有着清晰的身份意识的：中产阶层与女性。因此，当她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天鹅旅馆》把视线转向底层女性的时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有些意味深长。
《天鹅旅馆》讲述了一个既现实又荒诞、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的故事。故事始于一个巨大的巧合，一个权贵之家的保姆与情人一同策划绑架主人家的男孩，而实施绑架那天正好男孩一家因贪腐而受审，大人们被捕的被捕，逃的逃，散的散，使得这场绑架变得毫无意义，不得不作罢。在经过种种犹豫和反复之后，这个犯罪未遂的保姆余玲最终决定留下来和那个对家族倾倒而不知、无人照顾的小男孩一起生活。
这是一个人人都处于困境之中、处处充满误认的故事。首先是阶层困境。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分别处于两个对立的阶层。余玲是生活在底层的保姆，小男孩达达则是权贵阶层的孩子。故事的起因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两极化的贫富差距引起的。余玲和她的男朋友冬亮都是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没有过硬的家世背景，也没有过人的天赋，他们的辛勤劳动一直换不来富裕的生活。他们见识过权贵之家的奢华生活。小男孩一家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享受着昂贵的衣物和饮食。而这些都不需要权贵们付出什么，只要凭借着他们父辈手中的权力就可以拥有这些。余玲和冬亮的这场铤而走险的绑架和勒索，从根本上说就是两个阶层尖锐矛盾冲突的产物。
敢于直面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是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一次漂亮转型，但在《天鹅旅馆》转型的同时又稍稍转了个弯，回到了他们相对熟悉的青春期经验。青春期经验在这里表现为儿童视角。小男孩达达在小说里不仅仅是主角，更是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存在。这种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儿童对真实世界的非真实体验。小男孩达达一直都只活在一个既孤独又纯净的幻想世界里。在达达身上隐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阶层想象，即作为保姆的下层民众余玲对上流社会的后代的想象。在余玲眼中，身为幼儿的达达是无辜者，几乎天然地摆脱了出身的原罪。但是否应该忽略一个儿童身上的阶层痕迹，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篇小说把达达想象成接近于自然人的状态。然而达达身上种种看似天生的优点，其实恰恰源自于他衣食无忧的上流家庭出身。这一点很容易被小说的作者、小说的女主人公余玲，甚至众多深受小说感染的读者所遗忘。
正是这个无辜又可怜、天真又敏感的小男孩的存在，消解了一场源于阶层冲突的绑架勒索。表面上看，是由于小男孩的外祖父作为高官的陈新征被调查而导致权贵之家的倾覆，使得余玲和冬亮的绑架未遂。实际上，从小男孩将一场绑架信以为是一次春游开始，这场绑架就注定是失败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误认。当“绑架”和“春游”成为同义词之时，“绑架”作为一种反抗行为的政治意义就被“春游”的游戏性质悄悄消解了。余玲和冬亮的报复因为小男孩而变得不够坚定不够有力，自然也不会成功。小男孩对阶层冲突的消解作用，潜藏在另一处更重要更有意味的误认之中。这个误认来自于“天鹅旅馆”。小说的题目就叫做《天鹅旅馆》，可实际上小说里既没有“天鹅”，也没有“旅馆”。小男孩在被绑架的途中看到一辆运输鹅的卡车，作为生活在真空和温室里的孩子，他从没见过真正的鹅，他把鹅误认作天鹅，非常任性地要把它买下来带回家，还为它搭了个旅馆。这个“旅馆”，不过是家里的一个小帐篷，可小男孩固执地要把它当做自己和天鹅一起生活的旅馆。“旅馆”是这个奢华却冰冷的权贵之家的对立物。小男孩对其的执念，毋宁说是对自己可控世界的执念。有意思的是，将“鹅”当做“天鹅”，原是权贵之家的孩子由于脱离真实的普通的日常生活而产生的无知，却被作者赋予十分浪漫的审美意味。甚至小说临近结尾时，达达说余玲的眼睛像天鹅的眼睛。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将底层妇女余玲从阶层困境中解脱出来，有了升华性的意义。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儿童的想象。
张悦然在一次创作谈中说，她想尽可能地把这篇小说题目的意象和小说文本的关系变得疏松一些。或许这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天鹅旅馆”在误认的意义上恰恰是小说的内核所在。正如小男孩对鹅的错误指认，小说的女主角余玲也是在对小男孩的误认中才能实现一次阶层缝隙的想象性弥合。余玲自己的孩子死于一次意外的溺水事故，又遭到男朋友的背叛，底层妇女失去了自己的下一代；小男孩达达的原生家庭忽遭变故一夕瓦解，上层社会的孩子暂时失去了自己的监护人。只有在这种极端的境遇中，分处两端的母与子才能实现一次短暂的和解。在雇主一家遭遇变故之后，继续抚养雇主的孩子，与其说是余玲作为保姆的职业责任，不如说是余玲将达达自欺欺人式地误认作自己的孩子后作为“母亲”的天职。在余玲的视角和行动中，一个阶层对待另一个阶层后代的“责任”问题转变成了成年人对待儿童的责任问题，一个母亲对待孩子的责任问题，故而阶层问题消失了。
如果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是通过失败的游戏般的绑架来试图为阶层困境解围（事实上这种解围也是失败的），那么小说最后一部分的高潮却是落在了三个女人和达达的共同晚餐上。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中年破产的家政保姆余玲、心怀美国梦的失业健身教练黄晓敏和从美国归来的幼儿园教师艾米。整个第三部分弥漫着性别突围的努力。三个女人各有各人的生的艰难、梦的破碎。其中，以余玲的困境为甚。作为底层劳动者，余玲无法以绑架上流社会的孩子来解决自己的困境，只能通过抚养这个孩子暂时遗忘或回避自己的地位。作为女性，她试图通过男性和孩子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男人身上，她也渴望得到爱情，但是她一旦沉溺在爱情中，便会招来厄运。她曾经因为在与男朋友打电话的过程中疏于对孩子的照看而导致自己的儿子溺水身亡。后来又在另一个男朋友冬亮半哄骗半威胁之下进行了绑架的犯罪，虽绑架未遂，却被骗走了所有财产且被抛弃。这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在她努力成为男性欲望对象失败之后，转向了对孩子的依赖。这种依赖让她将另一个阶层的孩子当作了自己的孩子，并沉浸在生活的假象当中。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篇描述女性生活史的小说。作为女性欲望对象的男性在小说中要么面目模糊，要么是背叛和罪恶的化身。因此，小说中的女性解放之路无法通过男性来抵达。余玲的悲剧正在于她对于异性之爱的过分渴求和不计后果。只有当她被迫成为弃妇之后，她的主体性才真正开始展开。黄晓敏更是荒谬，以为假冒女友的方式可以取悦男性，可以取得移民美国的捷径。这种将梦想寄托在他人身上的疯狂之举，随着达达父亲胡亚飞的自杀，还没开始便结束了。
这是一顿因悲伤而狂欢的晚餐。她们分享了权贵之家最后的剩余物：高级食物和一个纯真的儿童。一无所有的余玲需要仰仗对达达的爱确立自己作为“母亲”的主体性。黄晓敏妄想通过对达达的照料实现一次“假戏真做”，让自己从达达父亲的冒牌女友转变为真的，期待获得成全自己美国梦的机会。艾琳老师原本想在诸如达达这样的孩子们身上实现自己从美国习来的职业技能和工作价值，但随着达达家的倾塌，达达恐怕是再也上不起那种昂贵的幼儿园了。可以说，和达达共享的这次晚餐是三个女性对上层的后代争夺失败后，不得不和解的最后的晚餐。这样的晚餐只能存在于例外状况中，一旦面对现实就会被打回原形，不会再来。但不管怎样，不同职业却同样艰难的女性在此进行了一次没有成年男性在场的短暂的共同体建构。
《天鹅旅馆》展示了阶层和性别的双重困境，而开出来的，本质上依旧是一剂幻想的偏方。我们隐约之间以为在女人和儿童身上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微光，但小说结尾那个忽如其来又注定降临的电话铃声打破了余玲的幻境，那束微光可能也将转瞬即逝，又或者它根本就是假象。可以想象，黑暗仍在前方等待余玲，正如小说结尾写道，“很多美好的事，都是在一个人心头掠过的秘密。她想，也许那不是真的”。
来源：文艺报 林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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