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纪更迭，当18世纪如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Saint-Just）所言的“被送进万神殿”（Le dix-huitième siècle doit être mis au Panthéon）后，中国的光辉在19世纪的欧洲黯然失色，来华外国人描绘中国的笔调也渐趋黑暗。虽然如此，如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这样富有仁慈之心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纪行》（2册，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中所载，无论是饱含同情地记录下在横断山脉生活艰辛而等待灵魂救赎的挑夫，还是满含戏谑地描绘陪同他一路回粤的风趣的四川官员，都令人印象深刻。古伯察的作品无论是情感抑或文笔都远胜前人，甚至雄冠后来者，可以说是我所读过最好看的外国人在华游记。
外国人带来的绝非只有宗教“救赎”，更多的是依仗船坚炮利的无耻侵略。“圆明园劫难译丛”（共28册，中西书局，2011&2013年版）所收录的英法联军1860年北京之役参与者所撰回忆录，就常常带着侵略者的凶光。不过这些回忆录也不见得全然面目可憎，有些人震惊于八里桥战役中勇敢的清军士兵，有的也如实记录了自己人的恶行（比如法国人吃狗肉，英国人在遗迹刻字等等），看来这些常常被今日外国人所谴责的中国恶习，在百年前正是他们自己乐此不疲的行为。
还有如杜格尔德的《奉天三十年：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阿林敦的《青龙过眼》（中华书局，2011年版）也都是优秀的回忆录作品。以上我所推荐的作品，虽然不见得每一句都是可以采信的史实，但是却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精彩细节。有时阅读这些材料，仿佛就置身于19世纪的时空之中，感受到“诶？原来百年前的人是这么想的”，或者“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今人居然是一样的”所造成的时空错置感。历史学家的工作正是从这无穷的细节中提炼出历史的论述，但后者已经是冷冰冰的标本切片，不再带有前者的温度和活灵活现。所以不妨带着轻松的心态体悟这些文字，即便不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些回忆录与游记亦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同样趣味盎然。 脉络
枝枝叶叶的细节虽然引人入胜，但毕竟也只是万顷丛林中的一木甚至一叶而已，研究者不仅要见得一叶，更要知悉全貌，把握历史发展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脉络。王国斌（R. Bin Wong）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两条线索，以串联比较中西历史经验，这一观察极有洞见，并有助于把握中国近代史之全局与脉络。在我今年阅读的书中同样可以梳理出这样的两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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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民族国家的历程。就近代的开端，我比较赞同的观点是始于明清之际，而现代中国脱胎自清帝国，那么自然应从满清建国入手。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的《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以史诗般的语言和动人的叙事风格描绘了明清之际扣人心弦而又极具张力的历史大戏，是不可多得的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的佳作。不过《洪业》以清人为视角，若以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南明史：1644-166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为补充，则可从南明诸政权视角弥补《洪业》所遗忘的故事。
清人的百年“洪业”到了1840年代时已是千疮百孔，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除了茅海建那本有名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之外，我想推荐的是蓝诗玲（Julia Lovell）的《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建构》（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华南的社会动乱》（时英出版社，2004年版）。
前者的文字功力不输于茅海建而更优于英国方面史料的运用，而后者对鸦片战争之于华南社会影响的考察更令人击节赞叹。《大门口的陌生人》以英法联军制服了广东的反洋人活动作结，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益武装化的中国停止了与各种企图宰制自己的势力顽强抗争，这一趋势到20世纪已趋极端，以至于在组织能力上的优势已经被自然资源的瓶颈所抵消。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即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因为之前的苦斗而达到了生态承受能力的极限而“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江西开始长征。这一突破路线斗争框架的论述是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