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花果山，成了地方政府打劫游客钱包的好理由，这叫现实主义：）
《西游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 这个流行的成说有无再推敲的必要呢？
先看看孙悟空这个矛盾形象。他反佛最后又皈依佛门；反玉皇大帝最后又与之妥协。它的法力看似无限，其实十分有限。再看他的目标诉求：在花果山自由自在地做个山大王，是不是更有限？既然如此，它究竟浪漫在哪儿呢？
功利的文学观在中国一向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这种功利意识导致了许多标签似解读。《西游记》能被解读出的许多所谓的“伟大意义”也大抵缘此。
从孙悟空变化多端的外在形象判定小说的浪漫性质，能有多大说服力呢？
孙悟空的本事的确很大，但那只是手段，现代科幻作品的手段也极为炫目，却无法据此获得高度浪漫的评价。我们幻想用万吨水压机压碎一颗核桃，这能算浪漫主义？
孙悟空的目标诉求是什么？才是考察这部小说是否具备真正浪漫精神特质的关键。
乔治桑在给巴尔扎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你既然有能力也愿意描绘你所见到的人类，好的。反之，我总觉得我应该按照我希望人类所应有的样子来描绘它。”
乔治桑说得好。文学作品的浪漫特质取决于作品反映的精神愿望与现实的距离，而不是为达到某种有限目的，对超现实手段的幻想。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说这种想象很“浪漫”固无不可，不过这种神奇魔力的想象派何用场了呢？
按晚明文学专家的说法，小说集中体现了作者与明代末期市民的愿望──什么愿望呢？即晚明市民经济相对独立后，政治上也开始萌生了独立要求。
孙悟空的手段如此高超，理想却不过如此。在此，把《西游记》与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对比一下，哪个更具浪漫主义气息？
《西游记》作为晚明时代的精神产物，玉皇大帝不过是人间帝王的投影，但孙悟空并不是农民起义军首领，他反抗玉皇大帝，源于阎王索命，再次造反也只是知道被封弼马瘟一职实为戏弄，又受了不能参加蟠桃会的侮辱刺激。孙猴子并无非要推翻玉皇大帝的志向。他在后来的取经途中三番五次要回花果山，表现得也仍然是对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的向往。
孙悟空不过是想受到尊重，活得自由自在，并不存在刻意反抗玉皇大帝的志向，怎么可能得出反抗玉皇大帝的那个“伟大的政治意义”？
《西游记》成书一般认为在嘉靖后期，这段时期是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市民阶层扩大，社会意识出现新的特点，市民经济地位的提高与政治地位形成反差，他们既鄙视封建政权的腐朽落后，又没足够的力量否定之。在一定条件下又需与统治者合作、妥协，这一意识形态的新特点在孙悟空这个形象上表现得非常充分。
孙悟空最后皈依佛门，和晚明的王学的“众生平等”与佛学的“众生皆具佛性”是和拍的。孙悟空对佛常常大不敬，也与晚明市民力量扩大、自信心初步建立相关。这与着眼于现实人生，不再艳羡无上的皇权，敬而远之的曲折心态相吻合。既对立又合作，既汲取又排斥，反映了经济地位的上升又需要政治权力保护的市民心理现实。这种要求并不虚幻，而是十分实际，根本不存在对超越时空的“理想国”的浪漫想象，只不过这种切实要求在手段的浪漫下显得“浪漫”起来。
八戒是晚明文学中好货好色的最佳代表
再看看老猪。猪八戒是个备受嘲讽、捉弄的对象，耳里藏金、高家庄当女婿，嘲讽溢于纸上，但作者的欣赏之情也一目了然。在愿望与要求之间，这里也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分寸感”，援引我的老师章培恒先生的观点：好货、好色、敢于公开肯定这些人之常情是晚明文学的鲜明特质。
二师兄八戒这个形象比之孙悟空更丰满，它也是上天入地几乎无所不能的。它的目的就更浅近。回头再看乔治桑对浪漫主义的概括，不难得出结论：浪漫的程度是从现实到理想世界的距离决定的，而不是想象的手段与现实的力量之间的距离决定的。
《西游记》高度浪漫化了市民力量，却没把他们的人生目标浪漫化。这部“神话”小说的浪漫色彩更多的是来自手段的想象，这与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的形象完全不同，后者不会腾云驾雾，不会七十二变，但给人的感受却是难以企及的精神震憾，冉阿让的形象在现实中属于罕见品质，但它符合人类心理上的深层需要。
手段的想象再浪漫，也只能是手段，而无法成为“主义”。通俗地说，要做一个晚明市民想要做的事——无论是孙悟空在花果山的自由自在，还是老猪在老庄过着好吃好喝，有个漂亮媳妇的生活，都比要成为冉阿让那样的人容易得多。《西游记》的确非常有想象力，但它确实与“主义”无关。
1982年5月27日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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