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手之家

标题: 饶宗颐先生和他的父亲 [打印本页]

作者: 卢老师 时间: 2018-2-12 08:36
标题: 饶宗颐先生和他的父亲

饶宗颐先生和他的父亲 饶宗颐先生是当今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然而，饶先生既非学院派，又非西洋派(或东洋派)，他是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长起来的一位大学者。在优越的家庭教养中，他的父亲饶锷老先生无疑是起着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
饶锷老先生是清末民初潮州一代大儒，他在乡邦文献学、地方史志学诸领域，建树卓著，影响深远。尤其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们父子合著的《潮州艺文志》，至今仍然是研究潮州文化学术史的重要史料。
每当我们接受并利用饶氏两代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时，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他们那种对学术执着追求的态度，那种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前赴后继的精神，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一
饶宗颐教授的祖辈是潮州的显赫大族，祖上原居江浙，后几经迁徙，由闽入粤。初居于大埔，后迁居嘉应州松口铜盘乡，至十二世祖始来潮州。祖父名兴侗，字子梧，曾任潮州商会总理。他有四个儿子，饶教授的父亲饶锷老先生排行第三。饶锷老先生生于１８９１年，原名宝璇，初字纯钩。“纯钩”为古宝剑名，这是祖父给他取的，以期振励。当时有揭阳人周次卿与其友善，认为既名锷，又字纯钩，“物莫两大，两大则伤”，“锷以义有利，而又以古宝剑名取字，锋芒太露”，故为他取号“钝庵”。
饶锷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学成后返回潮州，曾担任《粤南报》主笔。青年时，自觉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１９０９年，当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在苏州创立文艺团体——“南社”时，他即积极响应，并从事反封建诗文创作。他热情扶持潮籍进步作家冯印月、冯素秋(“左联”烈士冯铿之兄姐)、蔡儒兰等人。他还“广求天下奇士”，“得聚处于一室，相与上探汉魏，研讨幽微，以期跻乎古人绝之境”，与潮籍学人郑晓屏、杨光祖、石铭吾、柯季鹗等，“志趣颇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谈天下事”(饶锷《柯季鹗诗集·序》)。
十九岁时，与本城清末进士蔡学渊之次女结婚。饶宗颐先生的母亲幼时敏静柔淑，事父母颇尽孝道，事公婆亦以谨严称平。她心灵手巧，善治针线，家中大小所需衣着，尽出其手缝纫，很受锷母之怜爱。他们结婚七年后，于１９１７年８月９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三)生饶宗颐先生。喜得贵子，饶家上下欣喜异常，母亲满脸喜气地对父亲说：“先生，我们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孩子命大福大，您给他取个吉祥的名字吧。”父亲深情地望着母亲道：“按辈份孩子是“旭”字辈，不过，关系不大，我们先给他取个乳名。”他沉思了一会又道：“就取‘福森’吧。”母亲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好吉兆，好吉兆。我的福儿。”她把怀中的孩子抱得更紧。
母亲自从产育后，身体一直虚弱得很，经常出现心悸、气喘现象。父亲心里很焦急，还请了城里几位“名医”诊治，有的认为，夫人脉虚大，
属劳伤所致，开了个“补中益气汤”便走了；有的则认为，夫人脉沉涩，属血瘀症，治宜活血行瘀，以补气摄血调理。连续换了几个医生，却未能使夫人病情好转。及至次年夏天，夫人已病卧不起了。她自知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无限忧伤地对父亲说，“先生，看来我的病是治不好的，您要用心把福儿抚养好，我们结婚七、八年才生这个宝贝儿子。”羸弱的声音里带着颤抖。父亲听了眼眶里噙着泪水，急忙把襁褓中的孩子
抱到她的床榻边：“夫人，你千万放心耍放心了，你的病会好的，你看，福儿看着你，在微笑里。“母亲振作精神，侧起身子，在孩子饱满的额顶轻吻了一下，孩子用小手掌捂着母亲的脸。大约过了半个月，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终于带着无限的依恋，离开了人世。去世时，只有二十六岁。这种不幸，更使饶宗颐从小有着倔强的性格，在他心灵深处，总有一股不敢落人的潜意识。母亲殁后，父亲甚为悲痛，“每入内室睹青灯荧荧，几案间积尘累寸，而往时读书笑乐已邈焉难迫。”他既要读书做学问，又要带刚满周岁的福森，甚为不便。于是次年，饶锷老先生续娶潮安仙溪人王氏夫人。

二
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教他读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这是饶先生接触的最早诗文作品。在他的生命里，自此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一次，父亲刚送走客人，一眼瞥见儿子在屋子里看书，就把他叫到跟前：“你把《爱莲说》背给我听吧。”小宗颐忙把手中的书合起，恭敬地站到父亲面向，歪着小脑袋高声地朗读着：“……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
父亲眯缝着双眼，凝望着儿子：“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好?芽”小宗颐心里涌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文章写得很美，就是不懂里面的意思。”父亲含着无限的慈爱道：“以后你书读多了，自然就懂。”他又对小宗颐说，“‘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这是做人的最起码品格。周敦颐是宋朝的大理学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周夫子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筑室讲学，弟子们都称他‘濂溪先生’。爸爸真希望你能像周夫子的为人和才学。你的学名就取‘宗颐’，别名‘伯濂’吧。”听了父亲这一席话，小宗颐似懂非懂，眉宇间流露出无限的欢快与憧憬。他从父亲的书房里退了出来，又快步地跑到奶奶跟前：“奶奶，奶奶，以后你再不要叫我福森了，你叫我‘宗颐’吧。”奶奶抚摸着小宗颐的脑袋，抿着嘴角，心底里蕴藏着深情和喜悦：“傻孩子，二个名字，奶奶都叫。”
饶锷老先生虽生富家，而无纨绔习，性独好古，喜收藏，他开有钱庄，发行自己的银票，有钱就要买书、买古玩瓷器。他的居室“素几无纤尘，壁挂耕烟画，床施紫茸茵；端岩子石润，灵譬小山皱；残砖出西晋，古镜置前秦；周鼎商觚彝，浑浑错落陈。”(《天啸楼集·卷五》)
他还特别喜购旧籍，一次，他和二哥次云先生从坊肆间购得一册清人张文襄编著的《书目答问》，他们兄弟十分高兴，商量着按“书目”中所列各书寻购。日将月就，不足两年，便寻书六、七千卷。以后又逐步兼收并蓄，藏书很快增至一万多卷。不久，他又通过友人协助，从江浙购进一批旧籍、善本，前后所得六、七万册。饶锷老先生性固嗜书，“而不喜择古本，不争价值，但求有字”，这与清初学者黄炎武是十分相似
的。“当其欲而未得时，百方搜购，往往形诸梦寐，及其所得，则如获异珍，尽日夜哦诵，丹铅雠校，狼藉满纸，既终篇又忽弃置”，“此又与时流藏书家之矜诩宋元旧椠珍秘不示人者，有异趣也”(《天啸楼藏书目序》)。
饶宗颐先生六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练毛笔字。起初，教习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家庙碑》及《麻姑仙坛记》等碑帖。父亲尤喜欧体，故又教他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法帖。有时习字完毕，他就把正在阅读的《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中的绣像人物插画，进行临摹，又把家里藏的佛像拿来描绘。由此奠定了日后的绘画基础。
１９２４年，饶宗颐先生八岁了，父亲送他入学读书。在学校里，小宗颐非常用功，但一回到家里，便回到了自由天地。别的同学或在家温习功课，或三五成群结伴玩耍。唯独小宗颐在自由的天地里遨游，他可以一个人一整天从不到野外去玩耍，可以没有一个同龄人的伙伴，“一个人躲在那三进大宅的深处，做他自己的梦。”因为他太早熟了，他从来就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孤独”的滋味(参看胡晓明《饶宗颐学记》)。一次，他正在埋头写什么，父亲轻轻地走过去，出其不意，拿起作业簿一看，呵，原来不是在做功课，而是在搞他的“写作”，翻开簿面一看，是一部即将完篇的《后封神榜》手稿。父亲有点生气：“几时写的?芽”小宗颐不敢抬头，捏着手指，小声地回答：“从前个月开始写。”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父亲把小说稿放在刚到访的文友蔡梦香面前：“这小子不务正业，搞什么写作。”蔡梦香是浪漫派诗人，颇有点不以为然地说：“纯钩兄，还是让孩子自由发展吧。小小年纪可不简单啊。”
入学第二年，小宗颐已经能够阅读《通鉴纲日》、《纪事本末》等历史古籍了。一个清凉的秋夜，客厅里的落地大钟已敲了十下，喧闹了一天的大街小巷似乎盖上了一层睡套，安谧得很，只有深沉的夜空上，数十颗星星闪动着幽蓝幽蓝的亮光。还有，饶家的书房里，不时传来一长一少的细细对话声。原来是父亲在检查儿子的学业。父亲严肃地问：“最近又读什么书了?芽”小宗颐脸上有点困色，但仍然打着精神认真地答道：“爸爸书橱里的医书、佛经以及老庄的书，我都读了一点。还有《史记》，基本已经读完了。”“那厚厚的一百几十卷，你真的读完了?芽”父亲有点惊异。“爸爸如果不信，你可随便点一篇，让我背给你听。”小宗颐胸有成竹地说。父亲惊喜地道：“好吧，我抽中间一篇例传第五孙武吴起，你背吧。”小宗颐不自觉地用舌头在嘴唇上舔了一下，然后朗朗地读着，音调是那样的铿锵，舒徐疾促，极富情感。父亲在一旁静静地听，温柔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光，心里想道：“孩子毕竟只有十岁，我有希望了。”这一晚，他们父子都进入了甜蜜、幸福的梦乡。

三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饶锷老先生辟建的天啸楼落成了。在此之前三年，他已拟将自己所居之楼命名“天啸楼”。这座藏书楼共三层，父亲居最顶层，他的书室名为“书巢”，十多年汇集的书籍，已达十万卷之数，也全部储入该楼，成为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
天啸楼落成后不久，父亲又于楼下隙地辟建莼园。翌年(１９３０)莼园竣工。莼园的营造格局小巧玲珑，含蓄幽深，反映了园主恬静的审美情趣。莼园南向是屋宇典丽、装修雅洁的“饮光阁”，阁之西畔，广植篁筱，景曰“浮筠坞”。阁的东面是“盟鸥榭”，榭之上为“四望台”，台下有荷池，池上筑“碧虹”一桥，桥北有亭“湛然”，从桥转东北可登小山，山侧有亭“引翠”，由亭下山，折而南入山洞，洞口处筑室名为“双”。前面为一平坦地带，名为“拙窝”，由拙窝经“画中游”即达“绿阴深处”。“画中游”至今仍保留有楷书门联一副，上联是：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下联是：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这是由当年十四岁的饶宗颐先生撰写的，游赏者莫不称许。“绿阴深处”花树匝地，栽植有梅桂、薜荔，还有芳香的莳萝。由此拐向西面，可达“述轩”，其旁有小门，上刻横额“北姹”。右边可通“盟鸥榭”。自“北姹”回行，又达“饮光阁”。莼园面积不大，其地不及亩，但构图精巧，错落有致，衬托着园主品格的清高和超脱。历来中国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是与士大夫的人格完善息息相关的。为警醒后人，切莫优游沉溺于其中，父亲遂作《莼园记》，“并命长男宗颐书而镌诸壁，俾时省览知警惕。”《莼园记》的侧重点，在于论述“修身为天下国家”的道理。其中写道：“曾读曾子固《宜黄县学记》云：凡人起居饮食动作，至于修身为天下国家，皆自学书。由子固之言观之，则人之于学也，其可少乎哉?芽然非造之深、味之人，终莫能至于道致其用也夫。”“　今幸获有斯园，以居优游，偃息俯仰，从容无所系于其中，而浩然有以自足。其于为天下国家，固非吾今者之事也，而修身养气，强勉问学，则敢不惟日孜孜?芽盖余自是将屏人事绝嗜欲，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以蕲由学进而知道之味，如渤‘茆’之譬。”他特别告诫后辈子孙应“立身处世，以学为本。舍此而求树立，固未由也。”“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这就是饶锷老先生为社会献身、扬名后世以及“归隐”完善人格的儒家思想，也是对后人的鞭策。
天啸楼、莼园相继落成后，父亲的客厅里常常高朋满座。经常出入这里的客人有文学青年冯印月、冯瘦菊；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画家王显诏、佃介眉、杨木式以及青年学者詹安泰。他们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赋。饶宗颐先生也喜欢去听大人们议论的话题，偶尔也发表自己的见解。十六岁时，他面对父辈戚友，即席作《咏优昙花诗》，在座诗友皆与之唱和，很多老先生还自愧不如，饶宗颐先生遂有“神童”之称。
饶锷老先生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致力于考据之学”；他对儿子说：“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耳”(饶宗颐《天啸楼集·跋》)。他有感“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踌驳，不足以殚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篡，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饶宗颐《潮州艺文志序》)。后来又读到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爱其体例详审，遂有作《潮州艺文志》之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谈到：“居今之世而言，整理国故涂径虽不一端，而一邑当务之急，则莫先于征文考献……前年购得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爱其详博，于是复有编辑九邑《艺文志》之愿。”可见，《潮州艺文志》一书，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从１９２８年，他就在原稿的基础上，着手转入这样一部专以网罗潮州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学术著作及地方历史文献，考究一方学术潮流，表彰乡贤事迹著述的大著作。因此，饶锷老先生对他心目中这部最重要的著作，做得十分勤勉、认真、精细。然而，他的身体却日见虚弱，竟以劳而致疫，他在给友人的信札中，常常谈到自己“羸躯多病，老态日增，倦倦以是书未成为憾”(郑晓屏《饶纯钩先生墓志铭》)。１９３２年年中，潮州一代鸿儒饶锷老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二岁。

四
饶锷老先生正当治学盛年，不幸早逝，时人莫不惋惜。郑国藩(晓屏)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君著作等身，方以立言垂不朽，子贤又克负荷，宜庆君何以悲君，盖非为君悲，为吾潮学界悲也?选”饶锷老先生传世著作除《潮州艺文志》(５６万字，合著》、《天啸楼集》(五卷)、《潮州西湖山志》(十卷)、《慈禧宫词》(一卷)、《饶氏家谱》(八卷)外，另有未付梓者《王右军年谱》、《法显〈佛国记〉疏证》，属草稿未完篇者有《潮雅》、《淮南子笺证》、《汉儒学案》、《清儒学案》等。若天假以年，其成就当更卓著。
父亲逝世时，饶宗颐先生只有十六岁，在家庭突遭变故的情况下，他没有气馁，而是牢记先人遗训，发愤自励，继续其父亲未竟之业。他一面着手旁搜博采，集伏钩沉，续编《潮州艺文志》；一面邀集父辈戚友郑晓屏、石维岩、杨光祖、蔡兰生等人，协助整理其尊人诗文遗稿，编定为《天啸楼集》。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天啸楼集》刊行于世；接着《潮州艺文志》也于１９３５年，别署“饶锷钝庵辑、长男宗颐补订”，刊载于《岭南学报》第四卷及翌年的第五、六卷上。
这部书稿一经刊出，在省内外影响极大。时间约莫过了二个月，饶宗颐先生即被中山大学聘为广东通志馆纂修。４０年代又先后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主任兼《潮州志》总编纂、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等职。
１９４９年，饶先生到香港定居。自此，他的学术事业又跨进了一个新境地，不但在历史学、词学、佛学、古文字学、甲骨学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敦煌学、楚辞学、考古学、目录学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诸方面，造诣精湛，建树巨大。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家学渊源及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基础，离不开父亲对他的精心教导和培养。因此，饶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里、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时常怀念着自己的父亲。１９９５年，他在与华东师大教授胡晓明谈话时，就向他讲述着自己学术的成长过程和父亲生前开创的事业。随后，他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的采访时又再一次谈到父亲的人品和文品，是父亲引导他走进文化学术的殿堂。

1917年
8月9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
1932年
续成其先人饶愕先生之《潮州艺文志》。
1933年
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诸老宿，竞相唱和。
1935年
受詹安泰先生委托，代授国文课于韩山师范学校，旋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同年加人“禹贡学会”。其间著《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金文平议》、《古史新证补》、《西汉节义传》，编《古史辨》第8册（仅存目）。
1938年
中大迁云南。以病滞留香港。助王云五编《忡山大辞典》，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佐叶恭绰编定《全清词钞》初稿。出版《潮州丛著初编》。
1943年
赴广西任无锡国专教授。成《瑶山诗草》。
1946隼
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楚辞地理考》出版。复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系主任，兼《潮州志》总纂，被推选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1948年
入台考察高雄县潮州镇。
1949年
移居香港。其间出版《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人海南岛之石器》。
1952年
被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后为高级讲师、教授。出版《明器图录》等。
1954年
在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授甲骨文。在广岛会斯波六郎、小尾郊一教授，与池田末利教授偕游宫岛，有诗纪行。

饶宗颐教授乳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是海内外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和书画家，又是出色的翻译家。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首位荣誉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历任印度班达伽

东方研究所、法国科学中心、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多次访问学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教授，香港

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首任教授，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日本京

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兼讲学九州岛大学、北海道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伟伦讲座教

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顾问，主持出土文献研究计划，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1962

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0年被选为法京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93年获法国政府颁授文学艺术勋章。现兼

任国内外多间高等学府及学术机构顾问、咨询委员、名誉教授及研究员。2000年7月作为香港学术界的杰

出代表获香港特首亲自颁发的大紫荆勋章。2001年获聘为北京亚欧科技学院院士，等等。

幼承家学少怀奇志露锋芒
选堂先生1917年农历6月22日(公历8月9日)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纯钧)博学多才，工于诗文，精于

考据，尤擅谱志，著有《佛国记疏证》(稿)及《潮州西湖山志》。所建天啸楼是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

家藏典籍积至十余万卷，是潮州有名的藏书家。选堂先生幼承家学，聪颖地人，诗词书画琴艺，初试即露

锋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誉。十六岁咏《优昙花》诗，一时惊褚老宿，兢与唱和。弱冠之年即为其父整理遗

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

时年九岁的饶宗颐。饶宗颐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但并没有成为纨绔子弟，而是笃志于学。其聪颖过人

，诗词书画琴艺，初试即露锋芒，故早享神童之盛誉。饶宗颐在泰国的老表亲诗人王诚先生，生前曾津津

乐道饶宗颐的童年逸事：邑中有文坛老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猜唐诗一句，时年六岁的饶宗

颐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

饶宗颐十六岁时为其父整理遗著《潮州艺文志》，该书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刊行。

青年有为硕学鸿儒也见重
1935-1937年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1939年8月应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年中山大学

迁校云南澄江，先生取道鲨鱼涌拟经香港赴滇，因病滞留香港。留港期间为王云五主编的《中山大词典》

撰古籍篇名提要稿，又佐叶恭绰编定《全清词钞》初稿，并完成《楚辞地理考》等著述。1941年返潮州。

1943年赴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至1945年，其间两度深入大瑶山。1946年被聘为广东文理学

院教授。1947至1948年出任南华大学文史系教授兼主任及《潮州志》总编纂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1949年为《潮州志》主编写赴港咨询并工作。在此期间，先生著述甚丰。但其时正当日寇侵华之艰难岁月

，生活颠沛流离，故积稿多未刊行而散佚殆尽，仅存流寓粤西所作主《瑶山诗集》，殊感可惜！先生早

岁见重于顾颉刚教授，由顾老邀约编着新莽史及《古史辨》第八册(古代地理)，均因战乱未及印出，其目

录载于《积善》半月刊(齐鲁大学印行)。

中年拼搏声名卓著蜚中外
1952-1968年，先生先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主讲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

、文学批评及老庄等专题。课余则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楚辞书录》

(1956年)、《楚辞与词曲音乐》(1958年)、《九龙与宋季史料》(1959年)、《词籍考》(1963年)、《潮州

志汇编》(1965年)、《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1970年)等。与此同时，先生更注重于新发现材料的

整理与探究，如《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从考古学上论绘画的起源》、《长沙楚帛书

山鬼图跋》、《战国楚简笺证》、《者沪编钟铭释》、《居延零简》、《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记

略》、《金匮室藏楚戈图案说略》(1956年)、《长沙楚墓时占图卷》、《帛书解题》(并1954年)、《敦煌

本老子想尔注校笺》(1956年)、《日本所见甲骨录》、《巴黎所见甲骨录》(并1956年)、《长沙出工战国

缯书新释》(1958年)、《海外甲骨录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并1959年)，等等。这一时期，先生对

敦煌学、甲骨学、楚帛书用力最勤，创获良多。如《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考定《想尔注》成于张鲁之

手而托始于张陵，对道教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它引起欧洲人对道教研究的兴趣，成为后来汉学界之道教狂

热。此书在国际上负有盛誉，被巴黎研究院定为教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开创了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

的先例，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超越前人，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时代很有参考价值。此书一

出，共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足见它在中外学术界影响至钜。先生在《殷代贞卜人物

通考》一书刊出之后，与印度友人白春晖(V．V．Paranjepe)交换，从其学梵文三年；1963年，遂应班逵

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之聘，前往天竺古梵文研究中心之蒲那(Poona)，从事中印关系史之研究。复

从V．G．Paranjepe老教授学习梨俱吠陀(Rig-veda)，足迹遍及印度南北。归途游历锡兰、缅甸、泰国、

柬埔寨各地，所到之处，寻幽搜秘，别有《佛国诗集》纪游。先生后来从事“东方学”研究，其梵学知识

即植基于此。1965年，先生在纽约楚帛书藏主戴润斋处获睹帛书原物，积疑冰释，因写成《楚缯书十二月

名核论》(1965年)，证成帛发展书图像首字即《尔雅·释天》十二月名，遂成定论；又据楚帛书红外线照

片作《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及印度古神话之比较》及《楚缯书疏证》(并l968年)，把楚

帛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1968年至1973年，选堂先生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聘，任该校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学之余，

先生专事搜求当地华文碑刻，《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2年)和《新加坡古事记》二书，为华侨史研究增

添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还刊行《欧美亚甲骨录存》(1970年)。前度在法京与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

(PaulDemieville)教授合著《敦煌曲》(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为敦煌写卷词曲之集大成者，在敦煌学研

究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选堂先生对敦煌卷子十分重视，并用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除上述《想尔注校笺》

外，尚有不少专论，多有发明。如从敦煌《通韵》中对四个梵文字母(R、R、L、L)的不同译法，研究唐人

作佛教赞歌时的“和声”；从宋初开宾七年(974)十二月十一日的批命本子，研究七曜与十一曜的关系，

阐明了古波斯占星学对中国古天文学的影响。皆发人深省。由于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攻治婆罗门

经典，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韩愈《南

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前人未发之覆。先生在新加坡国立

大学执教期间，还两度外出讲学，其中1970-1971年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2-1973年为台湾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均有不少力作。
1973年9月，先生重返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旋又兼系主任，直到1978年9月退休。这一时

期，印行在美国所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977年)及在法京巴黎编着之《敦煌白画》与《敦煌本文选

》(并1978年)二书，为敦煌学研究增添异彩。过去研究敦煌绘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先生独具匠

心，他将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有图有

说，使沙州画样的来历得以阐明，从而填补了敦煌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进而融入自己的画作中，使人物、

线条极具独创性。还出版《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图》等，此外尚有大批手稿待刊。1976年先生第三次莅法京

巴黎，在远东学院工作。除继续研究敦煌经卷外，还遍读沙畹当年在华搜集所得的全部金石拓本，并有《

唐宋墓志》之作。复以暇日从J．Bottero教授治楔形文字，正式接触西亚文史知识与遗物。先生后来从事

比较古文字学的研究即渊源于此。

老尤奋发硕果累累益辉煌
选堂先生荣休后并未离开教席，继续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东亚大学担任荣誉教职，并培

养研究生。1978-1979年，在法国高等研究院(L’Ecole Pratiquedes Hautes Etudes France)第五组宗教

部门任客座教授一年。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五个月。1980年初冬，先生到

成都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后，即到内地参观考察。笔者有幸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员一

路陪同。此次历时近三个月，先生行踪遍及十四个省市的许多博物馆和考古文物单位，饱览了祖国的名山

大川，接触到大批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枓，兴奋异常。11月中，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看到展品中有

曾侯乙墓出土衣箱漆书二十个字的摹本，尽是古文奇字，尚无释文，不明句读。谭维泗馆长讲为试释，先

生经过一番琢磨，终于写出：“民祀隹坊(房)，日辰于维，兴岁之四(驷)，所尚若陈，经天尝(常)和”二

十个字。“经天”二字后据新出版的楚简，释为“琴瑟”。闻者无不折服。随后又写成《曾侯乙墓匿器漆

书文字初释》一文，详加考证，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十辑(1985年)。在武汉时，先生有感于新出资料的

重要，又得到湖北省博物馆的支持，便与笔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为课题，回港后即邀笔者共同

完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1982年)、《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并1985年)三部著作

。前二书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四十年来最新成果的

汇集和全面的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际上，先生荣休之后，由于摆脱了日常行

政杂务，更加自由自在地云游四海，更能集中精力于学术的探讨与著述，故自80年代以来，又有多种著作

相继问世，除上面提及之外，还有《唐宋墓志》(1981年)、《选堂集林·史林》(1982年)、《虚白斋书画

录》、《敦煌书法丛刊》二十九册(并1983年)以及《固庵文录》(1989年)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90年代初期，先生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文集》，准备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全盘的

清理和总结；一方面仍继续醉心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硕果累累。举其要者，如《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

—悉昙学绪论》、《敦煌琵琶谱(编)》(并1990年)，《词学秘籍之一——李卫公望江南》、《老子想尔注

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上、下)》(并1991年)，《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1992年)，《广

济桥史料汇编》(与张树人合编着)、《画 ——国画史论集》、《梵学集》、《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与曾宪通合着)、《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编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以上并1993年)，《新加坡古事

记》(1994年)，《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并与李均明合着，1995年)，《殷代贞卜人物通

考》(韩文译本)、《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黄挺编)、《澄心论萃》(胡晓明编)、《敦煌曲续论》(并

1996年)，《文化之旅》(1997年)，《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1998年），《清晖集》(1999年)

，《甲骨文通检》(主编，共五钜册，1989-1999年出齐)。此外还主编《华学》杂志和主持以地下出土资

料补《资治通鉴》史料之长编稿系列。前者自1995年至今已出版七辑，后者也有多种《出土史料系年长编

》间世，荦荦大观，在学界深有影响。此一时期，先生虽年逾古稀，依然怀着一颗勇于缒幽凿险的童心，

在诸多领域中不断地开拓创新。试举三例说明之：
《近东开辟史诗》全文用楔形文字刻于七大泥板之上，是一部记载阿克得人开天辟地的神话文献，上

半部记述天地开辟之初诸神之间互相争斗，后来才产生出太阳神马独克(Marduk)。下半部叙述马独克安处

宇宙间，由三位最高神明(Anu，En-lil及Ea)兴建巴比伦神庙的经过，以及他们如何从反叛者身上沥取血

液来创造人类的创世故事。饶先生第一次将这部楔形文字译为中文，并以书中之宇宙论与《淮南子．天文

训》、彝族宇宙论和古代楚人的天道观详细加以比较，进而指出近东和远东两个地区开辟神话和造人神话

的异同，这在世界比较神话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此书饶先生用铿锵典雅的文言文翻译，读起来韵昧

无穷，令人叫绝，堪称翻译史上之杰作。此书已经由辽宁出版社作为万有文库之一种在国内出版。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是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利用考古发现的陶符和图形文，

融会民族学的若干数据，从多角度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探索原始时代汉字的结构和演进的历程，说明文

字起源的多元性及其与地区分布的交互关系，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研究。本书

指出中国历来统治者施行以文字控制语言的政策——“书同文字”，致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

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叶葱茏、风华绝代的大树

，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文字、文学和书法艺术的连锁效应，则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进而揭示

汉字在未成形的初期，陶器上大量的线性符号多与腓尼基字母相似，类似于西亚早期的线性图文。作者认

为，古代闪族人在使用字母时，曾经尝试过采择彩陶上的符号来代替楔形文字的雏型字母，从而提出了具

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成为比较古文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甲骨文通检》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类索引，具体编纂由沈建华负责，先生于每册均撰有长篇的“

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

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第五册“田猎”。这些基本上总括了卜辞内容的所有类别。先生

于每类几乎都有新的发现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如“地名”一项，先生发现《史记》只有“河渠书”而没有

“地理志”，但通过甲骨文通检的编着，计得商代地名总数1100多个，又运用史籍文献对勘的方法，对《

夏本纪》禹后以国分封诸姓之地名作具体研究，从甲骨文中揭示并复原禹后地名构成的规律。又如，卜辞

中有帝乙征伐人方的记载。但关于人方的地望，过去因受王国维、董作宾的影响，以为不出于黄河流域。

选堂先生根据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关的历史记载，将人方释为夷方，定位在现今陕西及西南一带，大大

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围，这不但极大地扩大了殷商时代的版图，而且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年代和文明

程度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吐鲁番和敦煌的考古大发现，吸引了各国众多学者的研究，从而形成了

新的学科，如今敦煌学、吐鲁番学已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上，饶宗颐教授不仅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在1996年与季羡林教授等合作创办和主编大型学术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成为

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园地。《敦煌吐鲁番研究》迄今已出版了八卷，得到国际敦煌学界和吐鲁番学界的高

度评价。适逢饶先生米寿，编委会同仁特在卷首刊出祝寿献辞。

饶教授的主要学术论著已整理结集成十四卷二十大册，于2003年10月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为名，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正式出版。2003年11月8日，香港大学隆重举行饶宗颐学术馆揭幕仪式，

同时举行该文集的首发式。该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是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论者认

为：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直接参与并推动当代国际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

和深化：二是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三是用新的数据和

方法丰富与改造传统学科，使之获得新的发展。总之，是以20世纪的新资枓和新方法为向导，走出一条国

学研究的新路子。

转载<<饶宗颐的一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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