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体认在其1934年写就的《吾国与吾民》中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他在这部受赛珍珠之邀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图景之全貌的作品中，从中国人的德行、心灵、人生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相对客观全面的概述。例如在“中国人之德行”一章中，林语堂将中国的德行概括为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等。其中可以发现多处与《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概括的“国民癖气”相近，但是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的林语堂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角度，已经开始出现从纯粹的国民劣根性的内部批判转向跨文化视野下国民独特性的外部评价的迹象。由于受众、著书语言以及林语堂个人对于“性灵”、“幽默”的追求，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的行文措辞相对平和婉转，与其20年代的冷峻严厉相比已有一定的变化。例如，林语堂对于中庸的看法在 《吾国与吾民》中有所转变：“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规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规’，古代学者尊奉中庸之道，自诩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林语堂著、 黄嘉德译《吾国与吾民》）诚然，林语堂在这里也承认中庸“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并且导致“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法律”，但是相较于前文提到的林语堂在20年代对于中庸“中国人惰性之结晶”的评价已大显和缓之意。此外，不同于鲁迅等人对于国民性针针见血的剖析，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对于国民性的分析还涵盖了不同地域造成的文化心理差异、以及人类在进化中逐渐轻视体格上孔武的活动导致体力的退化等相对客观的原因。简言之，虽然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仍然存在对国民性的大量探讨，但这一阶段林语堂已经相对弱化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将写作重心放在对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上，并开始转向跨文化视域下对国民独特性的发掘与传播。
二
林语堂对于国民独特性发掘的成熟之作，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出版之后，畅销海外，赛珍珠盛邀林语堂赴美写作，1936年8月，林语堂一家五口乘上“胡佛总统号”远洋轮船前往美国。据当时统计，《吾国与吾民》中介绍中国人日常娱乐、庭院和居室以及饮食的第九章“生活的艺术”在美国反响最为热烈，但第九章描述毕竟只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冰山之一角，内容相对简略，因此在赛珍珠夫妇建议下， 林语堂将原《吾国与吾民》第九章内容进行丰富扩展，以展现东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的笔法，写成《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给陶亢德的书信中，林语堂谈到了《生活的艺术》的写作动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苦不知内容……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宇宙风 第49期.1937.9.16.）针对西方世界沉溺于工作和商业竞争，而对日常生活细节，如饮食、起居、穿着等过于忽略的异化现象，也作为对当时美国人“Wake up and live”普遍呼声的响应，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为西方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闲适主义（或称享乐主义、玩世主义），并建构了一个以道家闲适文化为核心的审美意义上的古老中国。他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定义为“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同时将“放浪者”的地位置于人类的最高点：“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它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这种对“放浪者”高度肯定的论调，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鲜少听闻的，成功抓住了美国人的猎奇心理，并为人们向往的享乐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撑，故《生活的艺术》一经出版，在美国引起轰动，并成为美国1938年的最畅销书，稳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