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中国科幻文学从来无法自由、空灵地展开对科学、技术的狂想，而是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社会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的确，在那个多灾多难、列强环伺的时代，现实情境的逼仄使得忧国忧民的中国作家无法超脱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不得不思考富国强兵的各种途径，而科幻文学也由此肩负了异常沉重的社会责任。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老舍的《猫城记》，抑或是许地山的《铁鱼底鳃》，始终都围绕着批判国民劣根性、寻找救亡图存之路的主题展开想象。这种借助科幻文学以改变中国落后地位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心一在1907年翻译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时，硬要在那个关于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中，凭空添上“白种以天之骄子自称，自谓最灵。遂谓世间万物，莫非为人而设。自称骄子，遂谓杂色人种，但足以供驱策，必消灭之而后已”[11]这样的表述，以批判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因此，中国有很多科幻作品会借用《乌托邦》、《波斯人信札》、《格列佛游记》这类幻想文学的叙事模式，以一位因偶然原因来到异邦的叙述者，展示那个在政治模式、文明形态、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都颇为新异的社会，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对照、碰撞中展开对本民族的批判，以实现启蒙、救国的宏愿，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当属老舍的《猫城记》。
而韩松的大部分科幻创作也正是处在这样的传统的延长线上，因此，其小说一方面继承了那种忧国忧民、针砭时弊的高尚情怀，另一方面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在艺术层面上的种种弊病。例如，由于《猫城记》这类作品的创作意图只是为了展示中国人因循苟且、贪生怕色、敷衍了事等一系列劣根性，使得老舍根本无意去塑造一位形象鲜明、性格丰满的小说人物。迫降在猫城的主人公始终让读者觉得面目模糊，他在小说中只是充当“眼睛”的功能。作家通过这双“眼睛”在象征着中国的猫城不断游走，为展示猫城人的种种弊病提供便利，并由此实现对中国人卑劣性格的批判。而韩松对待其笔下的人物同样浮皮潦草、敷衍了事，这一点仅从他为人物起名字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在韩松的小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韩愈、生物（《没有答案的航程》）、蚼蠖（《红色海洋》）、侦探（《地铁》）以及痃嗪（《驱魔》）等人物名称。虽然不能说作家起这些名字不够用心，毕竟写出痃嗪、瘘吡这类名字还是要花费不少查字典的时间，但它们要么过于空泛，要么则佶屈聱牙，其实都不利于读者记住小说人物。这或许是造成我们读韩松的小说很难发现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很可能是作家有意识的创作选择，因为只有当人物性格不鲜明、形象不丰满时，他们才能任由作家摆布，充当作家在小说中思考社会问题、批判民族弊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