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颇有喜感的封面似乎已经剧透了全书：书名“长乐路”的“长”字下面，一个小孩面色红润、服装新潮、手拿彩色假花，天真可爱，的确是在今天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孩子形象。红色圆圈中的文字：“一家花店/ 一块三明治/ 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 一个户口/ 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这几乎就是这部书的核心叙事，所有的故事都指向其中的“中国梦”。把这个护封取下之后，鲜艳而单纯的红色封面、封底分别只有“STREET OF / ETERNAL HAPPINESS / Rob Schmitz”三行小字，绝对的极简范儿。在两个封面之间，也就是在史明智与Rob Schmitz之间，中国如何被观察、被叙述以及如何被“内销”传播，本身已经是值得重新叙述的故事。
说到护封与封面，自然想到英文版与中文版是否有区别。手头上没有英文版，但是有评论者从原版摘出的一些句子在中文版中似乎没有踪影，比如“（the laws) may be written down somewhere，but the ……it did’t take a genius to figure out who would win.”（P. 287）查译本，应该就是在最后一章“中国梦想”，其中谈“law”的只有一个地方，讲到傅姨的房地产官司，果然没有了。可以理解，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问题是现在似乎所有删节原版的编辑行为基本上都不在“译后记”或“出版后记”中说明，而在八九十年代的翻译书中则是常见的。
应该说，老史讲述的所有故事对我们来说不仅不陌生，而且是太熟悉了，问题是我们容易熟视无睹，或者害怕向别人讲述。老史说自己并没有“书写中国”的野心，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因此他只想写写那些认识的人，那些街坊邻里，“如果读者能够从中读懂中国，那就这样吧”。我觉得老史的态度是诚实的。有一次，他与在香港工作的伟奇聊天时说：“我对中国经济了解越多，就觉得自己懂得越少”，“大部分经济问题都在书本之外，很难确切了解真实情况。我只能通过报道过程中接触到的业内小道消息来判断。”（269页）但他还是非常用心地收集关于中国的各种研究文献和资料。虽然并非历史研究著作，但在该书末尾他给出书中每一章的“参考资料”，其中有原始资料，也有研究论著和新闻报道。在书中他对自己在叙述中的位置显然是相当审慎的，可以看得出他有时想表达自己，因为所讲述的故事实在太那个了；但是他尽量克制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想尽量让对象自己说话，让读者更直接地接触他（她）们。
令我有点吃惊的是，史明智对中国的了解和表述常常极为精准。作为一名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他说“我学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对任何经济学家发表的有关这个国家的言论都持保留态度”，因为GDP数据存在水分，“人们很难确切了解真实的情况”（45-46页）。
他对中国的了解仅从关于赵女士的故事中就充分透露出来。无论是1997年赵女士被一家装配工厂辞退还是她的儿子无法进入上海的高中读书，他都能精准地联系到经济发展和户籍制度的全部问题予以解读；令人惊讶的是，他知道这孩子以上海学霸的身份去到小地方的高中，其学习成绩只能是“学渣”，这种应试教育的残酷奇观连很多中国的家长都未必能清醒认识。更令人叫绝的，当赵女士因为没能让儿子上大学而感到不开心的时候，老史却知道中国的大学生已经越来越难找工作，他怀疑赵女士的两个都是高中辍学的儿子反而比同龄的大学毕业生要好过，“在这样的时代，不上大学也许是明智的”（129页）。
在上海日新月异和美轮美奂的大厦背后，老史看到了中国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难改的积习，他知道“这些都是城市化中国中随处可见的标准行为”（23页）。但是，更厉害的是他看到政府派发的文明生活小册子使长乐路本地居民“颇不适意”，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自己是最精致的中国人”，早就领受过西方文明生活的教化（24页）。看来他不仅是中国通，还有点上海通的样子。又比如，他可以从来自山东的花店老板赵女士喜欢开玩笑和喜欢自嘲中发现“这是注重身份的上海人极少拥有的特质”（41页）。我甚至怀疑老史会讲一些上海话，假如是真的，那“侬真心结棍了！”
在CK的历史和现实之中，老史一直牢牢把握肯定是在中国才真正学会的关键词：“体制”。CK的故事其实就是“体制”的故事，最后的镜头是CK拉着手风琴，“他的音乐回荡在店里的每个角落。这一刻，体制消失了”（19页）。到全书最后回到CK的故事，CK仍然没有忘记“体制”这个关键词，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没有办法对抗体制”，“要么像有些人一样选择自杀，要么默默忍受。没有其他办法。所有人都被洗脑，所有人都在害怕”（277页）。在这里，CK说的和老史理解的“体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所说的那种意义，似乎更准确也更深刻——率土之滨，莫非体制。很奇怪的是，拆迁户老康带着老史溜进他被拆的残破旧宅中，讲述被逼迁和打官司的时候，说的也是这个概念：“体制才是关键。”（36页）他记录的故事中有些无比残酷，但是我觉得更感人的，是席女士的儿子伟奇对他母亲上访的看法：这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追求和信仰，“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如果我不支持她，我无法想象这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打击”（166页）。老史显然也被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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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史很明白，在长乐路上芸芸众生的“梦”的背后，其实都是穿过各自的历史阴影才走到今天，因此他写的是眼前的长乐路，他生活于斯、观察于斯的长乐路，但是手中的镜头却随时（的确是随时）冷不防地就转向历史深处。“史明智”这个中国名字起得真是好，读史使人明智。
你看他正说着CK的三明治店，马上就串来一堆历史镜头：从法租界到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和中共一大，从十九世纪的巴黎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从关于共和国历史的一些很微观的细节，在他笔下也似乎很自然地出现：当他在街坊指引下偷偷溜进附近因拆迁而荒废的石库门街区，马上就想到“大跃进”运动中，石库门街区那些圆拱石下木制大门的一对对精美铜环被纷纷拆除，“熔化在一座座炼钢炉中”（28页）。从上海麦琪里街区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想到了美国镀金时代的纽约，从街区因世博会而被拆迁到街上的人流、各种语言到同样发给市民的文明小册子，一切都是历史的翻版。
为了插播进来的历史叙事的准确性，老史相当重视运用文献资料，比如，听完开葱油饼店的冯叔讲述他十四岁时因一张海报而去看了一次宣传集会，之后就自愿辍学去新疆支援建设的故事之后，他细心地查阅1965年5月26日《解放日报》头版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使冯叔第二天宣布要辍学去新疆的行为得到合理解释（66-67页）。当然，叙述中也有些数据没有给出处，例如在一盒信札中发现的私营企业主王明的故事，他在1957年11月被打成右派送往青海劳改，这时老史补充说当时复旦大学有十分之一的教师、城市公商业者有二十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但是，他非常能够敏锐地从这批信札中发现1963年上海城市生活有点好转的征兆，这种路径正是今天做城市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顺带要说，这盒子里的信札前后跨越三十二年，应该是家庭生活史的珍贵史料。
但是老史的历史感并没有使他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感到失望，他知道眼前长乐路上的居民要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真的“前路慢慢、道阻且长”，“但当我转念回顾中国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后，又发现自己无需太过悲观”。他想到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故事，“当时谁又能想到，经历过这一切，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还能肆意梦想甚至拥有追求梦想的手段和自由？” （152页）这是鸡汤吗？不是。因为他说：“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愈发意识到，每当一个悲伤的故事把我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忧虑拉到历史新高后，总有像伟奇这样的人出现，重振希望。”（163-164页）伟奇的父亲在拆迁中被烧死，母亲是十年上访者，现在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在香港一家银行工作。顺带要说，老史与在香港的伟奇那段视频通话，非常感人——因为其中那种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伤感。
有人或许会习惯性地用“西方视角”来看待《长乐路》，但是老史告诉记者说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都是工会的成员。他说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才是他思想观念的来源，而并非所谓的“西方视角”。其实，老史说不了解普通人生活就无法了解中国，只说对了一半。只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可能还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因为生活与中国一样，有两个极端：既有属于普通人的生活与中国，还有“不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中国，这两端之间的距离恐怕难以估量。如果以马路作为象征，比如“长乐路”与“长安街”，那差别可不是就两个汉字。
“Peace Corps”，现在叫“美中友好志愿者”，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还是“和平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打倒美帝”政治宣传中学会了这个必须嘲笑和批判的概念。1996年的和平队员老史在书中好像没有谈到“和平队”，比他晚一年来中国的队友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何伟）倒是在他的畅销书《江城》开始就有一小段专门谈它，他知道这几个字的内涵不简单，虽然现在不再说帝国主义了，只是这个词已经不再纯洁了。“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因此学校当局要求学生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江城》，9页，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看来，小何与老史一样是中国通，他们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中国，但在他们的所感所思中有一点是绝对相通的，那就是何伟说的那句话：“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10页）。可悲的是，“在这里”的中国人却很少有这样的所思所感。
《长乐路》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罗伯·施密茨的职业身份是美国媒体的调查记者，曾经以揭露美国知名广播节目对富士康工厂的不实报道而获奖。说这些是因为刚刚看到一项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在册新闻调查记者仅剩一百七十五人，在几年前是三百零六人，而中国人口是十四亿。中国当然是非虚构写作的沃土，难怪近几年来有些外国记者、作家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会红起来。
“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直译是“非小说”）兴起于美国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坛，至七八十年代大盛。“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则是近年才形成的一种潮流，把人们的阅读目光不断引向现实生活中的群体和个人。虽然从对“非虚构”的关注和产生的影响来看，当然无法与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之初的那些振聋发聩、对全社会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如《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等）相比，但是毕竟在媒体新闻与虚构文学之外提供了一块直面现实、介入生活的平台。
非虚构写作的主旨是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事件或状况的观察、了解和描述，访谈、对场景的描写、微观细节、现场感、人物对话、与历史联系的认识、写作者的主观感受、对宏大议题的微观反思等都是基本的写作要素。好的非虚构写作显然不能依靠短期的采访，而是要有较长时间的现场生活经历，随时记录、捕捉和思考，在细节中发现与生活的整体性的关联——所有这些只有在时间和现场中才能熬炼出来。
多年前，美国青年作家凯西·沃克（Casey Walker）因一次为期三个月的文化交流项目而到过一次中国，回去后他用七年时间写成了一部政治惊悚小说 —— 《在上海的最后时光》（Last Days in Shanghai）。我没看过这部小说，只是想如果今后老史再以长乐路为背景写一部小说，会是什么样的——在非虚构写作中陷得这么深之后，他还能虚构得起来吗？（文/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