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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们只要还会讲话，“故事”就不会消亡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18-5-14 09:04
标题: 人们只要还会讲话，“故事”就不会消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故事会》是中国最流行的故事刊物，几乎每个人都看过几本，都能津津乐道地讲几段里面的故事。在《故事会》一纸风行的年代，曾达到发行量760万册的惊人数字。
这也是上海故事研究者和故事创作者们的骄傲。从新中国成立前后，故事的写作者们开始从传统民间故事转向当代故事创作和讲述，进行了60余年的实践。
5月9日，“新时代、新起点、新使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故事理论研讨及下基层调研活动”在上海市文联文艺会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研究、故事创作、故事表演的各位专家学者和艺术家齐聚一堂，纪念1979年于上海举办的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也对当下故事创作和传播的新情况作了探讨。为期三天的活动还将走进金山区，实地调研当地“金山故事”的发展情况。
“差不多在40年前，也是在文艺会堂，全国的故事家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为着中国故事的发展齐聚一堂、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我们在在这里再聚首、再出发，为的就是总结40年的经验得失，探索新时代故事创作、故事表演、故事推广的新起点、新热点、新的关键点。” 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沈文忠在会议开幕式上说。
上海是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之一，也是“故事”这一通俗文艺形式在中国重要的阵地。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上海的故事家就逐渐在故事中加入了反映新现实和新追求的内容。后来，大家逐步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翻译现实生活的故事，就是“新故事”。
最早，小说、电影、戏曲乃至连环画中的情节片段都被故事艺人拿出来讲述。90岁高龄的原上海文联副秘书长、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任嘉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为推介新书，常常组织讲故事的能人来，《包身工》《刘胡兰》《白毛女》等都被搬上舞台，《林海雪原》《创业史》等长篇中的曲折情节也都成为艺人们口中的故事，文化宫故事讲演厅常常座无虚席，故事明星的预约要排到一个月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建立，“新民歌运动”的契机，宣传部门的重视，“新故事”轰轰烈烈地在上海发展起来，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故事作者、故事员，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名篇。《故事会》杂志也于1963年创办。
然而“文革”10年使新故事几乎进入停滞状态。转折来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9年9月20日至26日，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故事界建国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故事工作者大型座谈会。30多位与会者中，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线的故事作者，又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等院校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各地群众艺术馆的故事活动组织者以及从事故事报刊出版的编创人员。
会上，多年从事故事创作组织工作的任嘉禾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认为故事还是应该姓“故”，当代故事创作要从传统民间故事中汲取营养。张海学者姜彬和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全面解读了传统民间故事的价值。
这次会议纠正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当代故事创作仍要从传统民间故事中汲取营养，对上海乃至全国新故事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后，上海当代故事创作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故事会》发行最高达760万册，《采风》刚创办几年，就突破180万份，《故事大王》成为儿童故事的领跑者，《上海故事》成为都市故事作品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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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大批基层“故事家”
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上，与会者给了“新故事”一个承接传统的发展方向。参会者有了共识，各地的写作者却并不都了解这次会议，创作上并未发生改变。
时任《故事会》主编的何承伟回忆，当时收到的投稿绝大多数不令人满意。于是他干脆有了创办故事学校的念头。
“出版社办学校，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何承伟回忆，当时编辑部只有一个房间，编辑人数也不多。没有场地、没有时间……新生的故事学校面临诸多困难。
何承伟顶住了压力。1985年，经过半年筹备，用上所有编辑的业余时间编写了教材，故事学校开办了。因为没有场地，编辑部选择以函授班的形式上课，函授教材从故事基本理论、新故事写作技巧、新故事讲述常识、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几大部分组成。首期报名学员就达到8000人的惊人数字。
在这部函授教材中，何承伟明确提出“口头性”是故事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特征，虽然有些作品落在文字上，但要能讲得出、记得牢、传得开，才是真正的“故事”。
1990年代，杂志社更是免费举办了18届“故事理论培训班”，邀请作者来到上海参加培训。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专委会副主任丰国需参加了1991年《故事会》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文化馆故事创作干部培训班”。在此之前，他在渔场工作，在文化馆辅导老师的帮助下走上了故事创作道路。
丰国需形容这次机会是“遇到了贵人”，通过这个培训班，他写故事的水平大大提升，“陆续能在《故事会》上发表了，最多的时候一期发表了3篇。”
到2002年，丰国需干脆辞职离开体制，进入朋友创办的“故事派对网站”出任站长，本着推广恩师“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的吴派故事的想法，他在网站开设了“网络新故事创作培训学校”，自任校长，每期3个月，招20人左右，免费教学。培训了近600名学生。
网校的学员中，不少人坚持在新故事的创作道路上走了下去。这些年来，丰国需总是在各种故事赛事上碰到一些作者，见面就说“丰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故事网校XX期的……”丰国需一直记得吴文昶的一句话“要与故事白头到老”，通过培养故事的接班人，丰国需也踏上了故事白头到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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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未来不会消亡
如今娱乐方式多样化，故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经历过黄金时代的老一辈故事艺术工作者和后来人，对此都有清醒意识。
“故事刊物动辄百万份，队队有故事员，纳凉故事会多如繁星，故事新闻把报屁股都烧热，那是为配合政治运动、所有群文单位齐发力的结果，这些行为无法延续持久，也不一定符合故事自身规律。”任嘉禾在《上海新故事六十年概述》中写到。
但故事走向常态化后，并非没有空间。“讲故事”和“听故事”仍是大家喜欢的娱乐方式。属于“故事”的范围小了，但在家庭、茶楼、老年活动室、居民睦邻点等深入基层的地方，故事仍是生机勃勃的。
上海群艺馆仍编纂《上海故事》，与民协组建了定期的阵地活动“故事汇”，主会场与分会场活动均逾百场。
上海原先故事基础较好、并有故事业务骨干的地区，故事并未萎缩，而是有提升。金山山阳、枫泾、川沙新镇、曹路、嘉定安亭和青浦某些乡镇，或成“故事之乡”，或成“故事创作之家”。
讲故事和创作故事的艺术家们也在“各显神通”，为故事的推广和发展寻找可能性。《山海经》杂志社少儿事业部总监潘晓炜是浙江桐庐人，从小听着吴文昶的故事长大。他长期致力于少儿故事的普及工作。
“在艺术舞台上，故事虽然难以保留一席之地，但在家长心目中，故事的分量却是越来越重。” 潘晓炜说，故事可以锻炼孩子的口才，又有强大的德育功能，非常受家长们的欢迎。10多年来，潘晓炜通过故事辅导班辅导过的学生有5000多人次，还多次走进学校给学生开设“故事讲座”。
有感于现在讲故事缺乏场地，丰国需则想到了和图书馆合作。2013年，他和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合作推出了“美丽洲故事会”，每月两期，反响出奇地好。2014年，随着农村文化礼堂的建立，他又联系区委宣传部，搞起了“乡村故事会”，全年30场，奔波于全区的农村文化礼堂之间……
“我已经离开《故事会》多年，但不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和我说‘我是看《故事会》长大的’。”何承伟说，故事文化源远流长，一直拥有大量受众。现在新媒体发展迅速，流传最广的也不是文字，而是声音和视频， “只要口头语言存在，就会产生口传的作品。就此而言，人们只要还会讲话，故事就不会消亡。”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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