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诸多明朝史料记载，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只供内廷洒扫），无任何权力可言。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戎马半生，马上得天下，殊觉帝位来之不易，权力禁脔，决不许旁人染指分毫。
朱元璋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勤于学习也还粗通一些史实，深谙历史上阉宦之祸带来的灾难，便决定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如《明史·职官志》载，洪武十七年太祖铸铁牌。文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又如《明史·王徽传》载：“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愿法高皇帝旧制，毋令预政典兵，置产立业。家人义子，悉编原籍为民，严禁官吏与之交接。 ”由是可知，明朝初年，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通，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太祖防范宦官专权如此之严，按理说有明一代的宦官再也不能兴风作浪。可事实恰恰朝着朱元璋设计的反方向发展，原因何为？我认为与太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有关，本来有丞相协助处理政务，皇帝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仅每天的奏疏，就令其头晕目眩，难以将息。如今，废除中书省，罢丞相，揽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种情形难以持久，其结果必然仰赖宦官。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那样：“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宦官长期伺候在皇帝身边，且不论他们是否出于何目的在皇帝耳边鼓捣，多多少少在无形中会影响到帝王的心情，继而影响决策的实施。皇帝一旦与哪个宦官相处得颇熟，渐渐地会在无意识中把宦官当成助手，继而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洪武十九年（1386年），“行人刘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赐真腊等国”。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
然纵观洪武一朝，尽管有宦官参与政事，但由于太祖管束严格，尚不至于酿成祸害。建文帝朱允炆恪守乃祖之祖训，疏远宦官，不让其与政事沾边，宦官稍有差错即遭训斥惩罚。成祖朱棣成功发起“靖难之役”多亏太监透露宫中虚实，博得了成祖的好感，因此太祖防范宦官的祖训到成祖这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朱棣明面上说要遵奉祖训，但实际上却将乃父规定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换言之，只要在皇帝可控制的范围内，宦官自可做主。这也许是宦官曾有功于成祖夺天下才对这类群体留下了印象好的一面，亦或者是朱棣对自身的铁腕手段过于自信，“欲用则取，欲斥则罢”，量这般奴才们也不敢造次。于是，明代宦官自此攀援上了政治的葛藤。永乐元年（1403年），内宫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永乐三年（1405年），遣太监郑和率舟师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年）都督谭青营内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太监马骐镇交趾。永乐十八年间（1420年），设立东厂，由太监头目掌握。从此，明代宦官权力从无到有，获得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与刺臣民隐事之权。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一也。
俗话说得好，“有才无德之人”最可怕，“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宦官群体作为最接近皇帝的人，要想捣乱有些许机会，但限于文化知识浅薄，谋划策略缺乏，难以成就大事。朱元璋深谙此道，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其意在于限制宦官窥探朝廷机密，染指政事。至宣宗朱瞻基时，始在宫中“设立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如果说成祖对朱元璋之祖训还有所顾忌，而只是阳奉阴违的话，那么，到了宣宗这儿则是公然阳奉阳违了。 究其原因还是与太祖废除丞相制有关，宣宗此举无非是想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质，以便让他们将来做秉笔太监时，能够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文，以减轻宣宗本人每日批阅大量奏文的政务负担。
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就为日后宦官在皇帝怠政时干预政治作了重要的铺垫。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二也。
至英宗正统年间，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始握典兵之权。英宗以9岁冲龄即位，朝政外事交托“三杨”打理，小皇帝正当“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芳龄，决难感受到辅政大臣的辛苦劳累，这时与他最亲密的要属太监王振。正统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治平”，王振尚不得逞其奸。尔后七年太皇太后及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三杨在世者唯有杨溥，但也年老多病，于是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竟然把太祖立于宫门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拆除挪走，从此束缚明代宦官揽政的“紧箍咒”便不复存在，世人无不知权在王振，公侯勋戚皆呼之日“翁父”。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也先率兵犯边，王振想借此立“不世之功”鼓捣英宗御驾亲征，英宗也听了王振的忽悠，倾授军政大权于振，率领50万精兵浩浩荡荡开赴边地，打算一举灭掉也先，照理说是十拿九稳的事，没想到结果惨败而逃，50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英宗皇帝也做了俘虏。这是明代宦官直接握有兵权之滥觞，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三也。
明代宦官权力的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的成化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以军政大权。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邹智上疏：“臣又闻高皇帝制阍寺，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岂高皇所许哉。 ”邹智所言，指的是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汪直当时领西厂，气焰嚣张。汪直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前呼后拥，遮街塞巷，朝中公卿大臣遇之皆避其道。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遇之不避，备受其辱，可谓一手遮天，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监也”，朝中大臣皆唯其马首是瞻，汪直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还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两次外任边将，指挥军队打仗。明代宦官被用如将相，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四也。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刘瑾的肆虐，魏忠贤的专擅，不过是上述先例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从实质上说，明代宦官干政的法定手续，在宪宗时代就已完成。此时距洪武颁布“不许内臣干政”的祖训仅一百年耳。何以洪武之祖训会背弃得如此之速呢？究其原委，我认为原因大致有四：
其一，皇帝疏懒怠政，又不完全撒手政事，欲以宦官为耳目工具所驱使，政事多委之。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莽，扫除华夏之乱象定天下于一尊，深知民间疾苦，即位后事必躬亲夙心勤政。与创业之君不同的是，后来的朱明帝王自小深居内宫养尊处优，坐享其成，自难体会到太祖打天下之艰辛，奢靡享乐之心萌生，于政事多失趣味，遂将繁政委亲信宦官代办。
宣宗设立“内书堂”，其目的就是想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质，方便代其阅览朱批朝阁大臣所上之繁琐奏章，自己好偷得个“浮生半日闲”。宣宗虽然让太监相助批阅文书，自己亦每日亲笔批阅奏本，并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此时秉笔太监尚不敢营私篡旨。但后来的帝王为了多积攒点安逸享乐的时间，竟干脆撒手不管，将批红之权弃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宦官们“遂逞其志矣”。后来秉笔太监的批红索性成了正式的谕旨下发，如武宗时的宦官刘谨，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武宗则完全被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童”，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贤才得以“借红发威”。
其二，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转而瞩目身边的宦官，另外大臣们无论寓居还是办事多半在京外或是离皇帝较远的地方，脱离了皇帝的眼皮底下日久，难免有些隔阂生疏，皇帝用着会觉得不放心。而宦官则不然，他们常伴君王左右，皇帝的视线能轻易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且即使是深宫内院宦官也能进出自如，不像大臣那样囿于礼法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随时可以向皇帝报告政事，这样皇帝无需亲自前往内阁听阁臣议政，免去了最后的一点儿“辛劳”。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皇帝想用宦官作为新的一派势力来牵制内阁大臣，大臣们是一个群体而皇帝是一人，以一人之精力驾驭群体之骚动自然是疲于奔命，而且宦官等于是皇帝的影子，充当皇帝的耳目爪牙又威胁不到皇权，所以明代帝王才敢屡用宦官。
其三，宦官的批红权乃是代劳皇帝的职能工作，终有明一代，宦官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秉政中枢的权力，因此后代朱明帝王才敢于重用并且放心使用宦官。亲信宦官只不过是扮演着链接皇帝与大臣之间的“中介”或“桥梁”的角色而已，尽管司礼监权力较大，但一切权威非得仰皇帝之鼻息行使，他们的去留问题也全凭皇帝的喜怒，想用则用之，想驱则罢之。
其四，制度的随意性，以人治（或君治）为中心而无法制保障，这不仅是明代存有的问题，整个古代传统社会亦普遍。明太祖为后世子孙计，呕心沥血设计这么一套统治秩序，无非是想让朱氏天下长坐久稳，不厌其烦地在祖训中申令“内臣不许干预政事，预者斩”。后世帝王能把这条铁律当回事儿的只有建文帝朱允炆，从朱棣开始宦官就逐渐攀援上了政治的葛藤，慢慢往上爬升。为何朱元璋的祖训就不管用了呢？难道朱明后辈帝王都是些不肖子孙？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古代传统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正所谓时代在变，“一朝天子一朝事”，皇帝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可以说皇帝的话具有法律效力，又不怎会把皇帝的意图叫“圣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