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满十六岁，正是不谙现实艰辛，充满人生幻想之年，在痛伤全部亲人的巨大悲哀中，我仍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幻想。
我幻想，在我有生之年，脑科学能发展到可以移植脑髓，我甘愿做第一个实验品，把姐姐的部分大脑信息，比如，她的忠诚品质，她的刚正人格，以及她对你的情与爱，移植在我的头脑里，实现灵魂融合，同构姐妹一体，做到“爱姐姐之所爱，恨姐姐之所恨”。
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现实是极其残酷的。父母、姐姐过世不久，我结束了城市的生活，被下放一个边缘山区去插队落户。
青年点的七、八个知青中，除了我个个都是红五类；我呢，按当时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则，我是黑得不能再黑的了：反动资本家子女、现形反革命家属、具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在那个突出政治、阶级决定一切的年代，我在农村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可是，我却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我长得漂亮，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简直就是生理功能正常、又善于利用权力的男人们的陷阱。
插队一年后，大队有个保送进大学“上、管、改”的名额，我的天生丽质，毫无争议地战胜了无产阶级的党性，我献出了童贞，同45岁的大队书记睡了一觉，条件是这个名额给我。事后，书记不认账，我拿出他忘在我枕边的语录本和床上的内衣，他才没敢毁约。
我进了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在班上32名同学中，除了我以外，个个都不是一般战士，有的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有的是青干班的成员，有的是革委会主任，有的是业余作家，这么说吧，个个根红苗壮，人人红得发紫，只有我是个白丁，并且是个本属于专政对象的黑五类，凭什么哪？
我说过，我有我的优势，我的资本家父母传给我无法剥夺的形象资本，在相貌遗传基因并不占优势的工农兵学员中，具有难以匹敌的好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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