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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谈起 [打印本页]

作者: 写手发布 时间: 2018-10-16 17:00
标题: 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谈起
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不知不觉间，柏杨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生死两茫茫” ，的确令人伤感。大约是2007年，我同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了一次有关柏杨的研讨会，并作了简短发言，称颂柏杨先生是一位“斗士” 。估计是张香华老师把会议的录音放给柏杨先生听了，老人家很高兴，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戴上“斗士”的帽子之后就不想摘下来了，并用中文和英文连续写道：“谁怕谁？谁怕谁？ ”这就是柏杨的特质和本性。这张明信片我珍藏了几年，如今传给了我的儿子。因为我也快80岁了，能留给后人的，莫过于这种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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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谈起。这部书最早是1978年出版的，其时蒋介石已于1975年去世，蒋经国刚由“行政院院长”就任第六届台湾地区的“总统” 。当时台湾虽然还没有解除所谓台澎地区的戒严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971年加入联合国，又有中日、中美等国之间相继正式建交，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已不可逆转。这就是《中国人史纲》得以出版的历史机遇。跟《中国人史纲》齐名的著作，是《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历来被人吹捧，被当政者视为政治教科书， “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 。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并不是一部为司马光锦上添花的书，而是一部通过书中的“柏杨曰”这一环节跟司马光抬杠的书。我认为，这两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柏杨在史学领域的独特贡献。

谈到史学，大家公认中国史学的祖师爷是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经典，同时又是文学经典。司马迁修《史记》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因为“王道缺，礼乐衰” ，孔子才修《春秋》。《史记》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也是因为这部作品针砭了“王道缺，礼乐衰”的现实。柏杨是1968年至1977年成为阶下囚之后才潜心治史的。柏杨不是宫廷史学家，也不是学院派史学家，而是一位平民史学家。他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补王道的缺失，重振封建时代的礼乐。他的史学著作是写给中国普通人看的，是为中国平民百姓写的，所以既通俗又生动，并不完全符合当今学院派的学术规范。比如，我没看到书后有什么中外参考文献的目录，书中的注释大多是注音，而不是引文出处。对于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他也直呼其名，如称康熙皇帝为玄烨，雍正皇帝为胤禛，乾隆皇帝为弘历……更为重要的，这部80万字的皇皇巨制，从头到尾都是饱蘸血泪控诉专制暴政。柏杨跟鲁迅一样，都是希望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人样，能真正挣得做人的地位！

《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最吸引我的是写明代历史的章节。那是一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光芒四射的世纪，也是中国人酱在“断头政治”厄运中的世纪。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明朝的暴政恐怕应该视为一个源头。在这一章中，柏杨不仅叙述了倭寇的骚扰和北方的外患，而且重点写了当时官场的腐败和宦官的横行。我想，柏杨撰写这些血泪文字的时候，联想到的一定是台湾当年警特机构权力膨胀，门派林立，滥抓滥捕，无事生非，甚至诱民入罪！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唤地。1945年高唱《欢迎国军歌》的台湾民众切身感受到，距离“仰视青天白日清”的日子还十分遥远。

《中国人史纲》还揭露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历史书上有所谓“康乾盛世” ，大概是指当朝皇帝有开疆辟土之功吧。但鲁迅和柏杨关注的却是这些皇帝对内实行的“文化统治” 。鲁迅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特别是雍正和乾隆，在实行“文字狱”方面真尽了很大的努力。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也有一节专门谈清代文字狱。为了叙述简明，该书还专门制作了一份表格，介绍有人是为了溜须拍马遭罪，有人是为了装神弄鬼遭罪，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因为文字有影射之嫌遭罪（如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一句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即被剖棺戮尸，儿孙及地方官员全部处斩。乾隆皇帝甚至还查禁了他父亲雍正皇帝恩准刊行的《大义觉迷录》）。

读到柏杨的上述文字，我们又会自然而然联想起台湾戒严时期对文艺书刊的查禁。根据当时台湾地区的种种“法令”“规定” ，禁书政策如漫天撒网，禁书多达五千余种，其间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法国作家左拉的书乃至于古代的《左传》也被清查，因为人名和书名中都出现了“左”字。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一度被没收，因为检查人员由这部小说的书名联想到了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1968年1月3日，《中华日报》刊登了柏杨翻译的《大力水手》连环漫画，其中涉及一个父亲老白和儿子小娃购买的小岛，被斥为影射蒋氏父子，成为了柏杨十年牢狱的导火线！

当然，对于柏杨的历史观也有不同看法。因为他是用西方的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声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苛政、腐败。而在当下，对于西方的民主实践、人权现状和价值观念也有质疑的声音。对于某些史实的辨析和对古籍的训读，则更是见仁见智。但读者千万不能忘记，这部书是作者在九年零二十天的监狱岁月里，在一间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或坐写出来的。《柏杨回忆录》一书介绍了当时的写作情况：“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我用早上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的黏成一个纸板，凝干后就像钢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 。当下的时尚青年都会唱一首叫《绿岛小夜曲》的流行歌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以为那是一个谈情说爱的浪漫之岛。殊不知当年那个岛是一座让无数良民百姓垂泪的人间地狱。一个从地狱里死里逃生的人，一部蘸着血泪在地狱里写成的书，任何人都应该刮目相看，而不应求全而责备。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学术界有“噪音” ，有些“噪音”还被包装成“新声” ，惑乱视听。比如，有人把鲁迅、柏杨批判中国国民性的文章捆绑起来进行批判，认为国民性的概念是知识不足的产物，有逻辑与方法的错误，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把政府治理危机渲染为社会道德危机，把应有的制度批判转移为对民众的批判，从而放走了真正的敌人，把新文化运动引上了歧路。

在我看来，上述看法虽然时髦，但却似是而非。的确，鲁迅跟柏杨对中国国民性负面因素的批判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比如鲁迅在《花边文学·偶感》中说：“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柏杨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他将中国文化的这种弊端概括为“酱缸文化” 。“染缸” ，“酱缸” ，含义相同，一字之差。但尚无确证说明柏杨直接受到了鲁迅什么影响。柏杨29岁就到了台湾，此前读过鲁迅的一些小说，鲁迅杂文接触不多；到台湾以后，鲁迅著作成了当局的禁书，更无法接触。所以，鲁迅跟柏杨的很多观点相似，主要是英雄所见略同。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大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后，面临豆剖瓜分危机，中国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这叫顽固保守思潮。鲁迅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提到一位叫徐桐的大学士，只承认世界上有英国和法国，而绝不相信还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认为后两个国名是英国和法国胡诌出来的，为了想在中国多讨一份利益。鲁迅在回忆散文《琐记》中，还谈到他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位老师，认为世界上有两个地球：一个叫东半球，另一个叫西半球。这些顽固分子认为中国开化最早，精神文明世界第一，远胜于外国的物质文明。即使是野蛮昏乱的事物同样可以拿出来“以丑骄人” ，恰于阿Q头上的癞疮疤也可以拿来作为炫耀的资本。

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却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睁眼看现实，无论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或者是孙中山、陈天华、秋瑾。他们一方面尝试进行制度性的变革，一方面苦口婆心地进行国民性批判。只不过不同人的侧重面不同；有人主要致力于制度变革，有人重点致力于国民性批判。胡适是中国现代最热衷于移植西方民主制的人，但他也写过《差不多先生传》，跟鲁迅批评中国人“马马虎虎”一样，也是在进行国民性批判。

当然，人们或者有理由说，国民性这个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因为同一国度，“人分十等” ，既得利益和观念形态都不会完全相同。鲁迅也声明，他笔下的“中国人”并非指全体的中国人。鲁迅塑造过“阿Q”这样的精神典型，也赞颂过作为中国脊梁的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人。国民性这个概念，也经常跟民族性这个概念混同。但即使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度，总会有作为主体的民族。这些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在大体相同的地理环境当中，经过长期积淀，也会形成一些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心理、性格气质和风土人情。例如，鲁迅在《南人与北人》一文中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 ，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鲁迅也绝不会把“南人”和“北人”都看成铁板一块，而忽略了他们当中“治者”与“被治者” ，“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

总之，从鲁迅、柏杨著作的整体来看，这两位都是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作家，从来就没有将制度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鲁迅一方面参与了光复会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指出“唯专制永长，昭苏非易” ，所以以主要精力致力于精神界革命。当年西方人批评中国人“擅长内耗” ，讥之为“一盘散沙” ，中国的一些读书人也跟着摇头，认为真是无法可想。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杂文《沙》，收进了《南腔北调集》，认为这种说法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即使有些中国人像沙，那也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这就是把制度批判跟国民性批判有机结合的例证。早在清朝末年，鲁迅就是民族民主革命者，赞成并参与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制度变革。鲁迅把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称之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乱世”称之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他希望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即赢来一个中国人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时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 。

柏杨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因素同样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如喜好抓钱抓权，擅长内斗，死不认错，爱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所修功课有“受贿原理学”“行贿艺术学”“红包学”“狗眼看人学” ……但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思想上，柏杨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独裁统治，他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黎民求正义。柏杨对春秋战国时代的肯定，主要是学术界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对唐太宗的肯定，是他对个人权力的克制和对逆耳之言的包容；对康乾之治的肯定，是形成了中国的基本疆域。柏杨虽然肯定法治精神，认为这是人权的基础，但同时指出法治跟政治修明密不可分，一旦政府官员腐败，法律反而产生毒素，成为迫害善良守法人的一种残酷工具。历史学家尽可以对柏杨的史学观发表己见，但读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柏杨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思考，所以责备柏杨转移了制度批判的方向同样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为鲁迅、柏杨辩诬！

我还想起了同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史纲》封底的一段话。柏杨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 ”当前，台湾有人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将中国历史并入东亚史，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我想，柏杨九泉有知，一定不会认同这种做法。我接触的柏杨是位民主斗士，也是一位统派人士。他明白无误地对我说，有一天，祖国统一的愿景是会实现的。这也将是对柏杨的切实纪念。来源：中国艺术报　|　陈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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