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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叉地带”的发现
作为一名农裔城籍作家，路遥文学实践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表现新时期变化了的城乡关系，以及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现实与农民命运，尤其是新一代农村青年的人生抉择。这些小说中的生活故事,大多带有他个人成长道路的影子,常常像是由不同角色扮演的路遥自己,反复穿梭于跟现实相切的文学世界中,仿佛要为那些从现实生活中溢出的情绪,寻找一个妥帖的形式。路遥1949年出身陕西贫民家庭，在农村长大读小学，又到县城读初中，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日子都在农村和县城度过，中学毕业恰逢“文革”爆发，在经历了短暂而极度辉煌的“红卫兵”生涯后返乡劳动，教过村民办小学，去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工，直到1973年才考入延安大学，毕业后以《陕西文艺》编辑的身份进入省城文艺团体，于1982年成为拥有城市户口的专业作家——这段漫长而艰辛的“进城”之路，决定了路遥以怎样的身份与个人经验,跻身于新时期文学与社会思潮，也决定了他如何通过同一个母题的不断书写来思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路遥用“交叉地带”一词来概括他全部创作的题材范围，如何理解“交叉地带”，是研究路遥时必须回答的问题。1982年8月21日，路遥在回复评论家阎纲的信中提到：
“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1]
这段话常常被路遥研究者引用来论述路遥关于城乡关系的思考，并且特别强调最后一句，从所谓“现代”与“古朴”生活方式，“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与“传统道德”中，提炼出一个“现代/传统”的二元认识论。批评家们或感慨路遥逆改革潮流、反现代性的恋土情结，或关注他积极反映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识，路遥对“交叉地带”的文学表达，也因此被放入到“现代性焦虑”这个更为宏大的理论叙述中。这种阐释框架使研究者跳出了地理空间或制度实践层面的认识局限，更注重发掘城乡问题背后的文化内涵，但细读路遥的前半段话，一些重要信息又被忽略了：路遥明确将新时期城乡结构的历史成因追溯至1960年代，尽管他并未点出具体的政治事件，但这段历史无疑包含了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这段充满苦难、贫困、饥饿与青春理想的记忆在路遥心里烙下了怎样的印记？如果说路遥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用他自己从农村到城市的文学之路为历史作注，这段历史经验究竟怎样影响了他对新时期城乡交叉带的认识与文学表达？
事实上，在与阎纲通信之前，路遥对“交叉地带”的表述还有另一个不同版本。1982年7月11日，路遥为《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人生》完成了一篇创作自述。从作为血统农民的儿子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特殊体会谈起，路遥用“立体交叉桥”的比喻来形容当代生活，表现为“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冲突，等等。”[2]这句话前后的内容，几乎与路遥后来致阎纲信中的表述完全一致，可以被视作路遥论“交叉地带”的初版本。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此处的“资产阶级意识”，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改成了“现代思想意识”。无论是路遥的有意修改，还是编辑“笔误”，都能从中捕捉到一点历史转型期的复杂信息。尽管新时期强调以四化建设为工作重心，告别阶级斗争，但姓“资”姓“社”的政治警觉性或习惯表述仍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评论界最初会质疑高加林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不能算做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后来才在对“现代思想意识”的新解中，越来越肯定路遥小说中“觉醒的自我”。
从这一点看，当批评家们仅仅抓住“现代/传统”、“文明/落后”的关键词来理解路遥的“交叉地带”时，恰恰没有注意到，这种意识是在新时期从“革命”到“改革”的历史转轨过程中逐渐生成的。正如柄谷行人所说，“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3]“城乡交叉带”就是这样一处风景，风景之发现意味着80年代“现代化”范式[4]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如若往前稍稍回溯，就会发现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种“看见”风景的可能性。当路遥和批评家有些不合时宜地使用了“资产阶级意识”一词时，在这种对城乡关系的表述背后，是建国后关于如何克服“三大差别”的一整套理论实践：城市并不必然因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比农村发达，就能以“现代”之名绝对优于农村；就像“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形象那样，城市现代生活既是丰富的，又是危险的，可能腐化革命青年的正确人生观，而经济落后的农村作为革命的策源地，反倒可能提供另一种有别于城市的“现代”想像。虽然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农民贫困饥饿的残酷事实面前，这种看待城乡的认识装置越来越分崩离析，但它毕竟像历史遗迹那样，构成了理解现实展开方向的重要参照。
然而，路遥的创作，正是以这种建国后尝试在思想层面克服城乡差别的危机与失败为起点的。“扎根农村”的革命动员，只是暂时用集体主义理想将知识青年们稳在农村，并不能在与城市悬殊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真正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本意消除差别的制度实践过程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例如意在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山上下乡运动，反而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更突显了城乡差别的事实，对于回乡知青路遥来说，从北京来的城市青年不但不曾有过面朝黄土的真切苦难，还以优越的城市出身成为他文学道路上的启蒙者——路遥的“文革”经验、成长记忆中陕北农村的现实苦难，都决定了他对城乡关系的表达，必然在新时期文学的形塑下，逐渐背离“十七年”文学。当路遥在《人生》中写下高加林义无反顾的进城故事时，认识“交叉地带”的历史坐标已经被重新定位，“个人”而非“集体”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关注的焦点。《人生》中饱含了太多要从历史重负中突围的辛酸与不平，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觉醒、想要摆脱农民在国家制度安排中被歧视身份的强烈追求，深深打动了一代人，而新时期初正在展开的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无疑为它提供了历史合理性。
但路遥又没有将新时期城乡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归因于改革前的历史积弊。他的创作常常主题先行，却很难被笼统归之于“伤痕小说”或“改革文学”。路遥对“交叉地带”的理解是非常具体的。1981年10月30日，《文艺报》在西安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他特别强调新一代农民生活于其中那种带有改革时代特点的精神苦闷，他们“大部分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他们比自己的父辈带有更多的城市意识，有比较高的追求，和不识字的农民有许多新矛盾”[5]。这一点感触其实来自他的个人生活体验。1980年2月22日，正苦于帮弟弟“农转非”多方斡旋甚至“走后门”的路遥，在给好友谷溪的信中感叹到，“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明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青人。”[6]——在路遥看来，农村青年面临的最大人生困境就是知识启蒙后的精神追求。虽然1980年代农村改革为农民松绑，让农民在个体经济与就业途径上有更多自由，基本摆脱了原先贫瘠困苦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别，但户籍制度的存在，仍然决定着大部分农村青年只能以过客或异乡人的身份游荡在城市生活的边缘[7]。“富”起来并不能真正解决“活得有尊严”的问题，物质上的富裕反而会加剧农村青年在精神追求方面的相对剥夺感——路遥的全部小说都是在写这一部分农村青年的命运，这里面既有弟弟王天乐辗转进城的艰难，也有他自己成为城市中一名职业作家后既自负、又五味杂陈的生活故事。
于是，路遥一面保持着与“改革”的同时代性，感受到新时期赋予个人奋斗的积极动力，一面又仿佛在对新的现实困境的思考中，回望起历史的风景。虽然路遥所谓“交叉地带”针对的是八十年代改革图景下的城乡差别，但这同样是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试图克服的问题——如果经济政治层面的制度实践不能根本解决社会差别与平等诉求之间的矛盾，那么文学叙述能不能提供一种关于人生意义的感知方式，让普通人尤其是底层农村青年，即使在匮乏的世俗生活中也能获得身心安顿、体会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尊严感与幸福感呢？并不能说路遥就因此回到了“十七年”文学或革命话语对城乡关系的理想认识，但只有看到这种历史联系，才能更贴近路遥所身处的转型社会去理解他独特的文学实践——为何《人生》彰明了路遥小说最重要的母题，却并未成为他思考新时期城乡问题的唯一方向？为何路遥要强行阻断高加林的进城道路，甚至有些教条和保守地反复强调青年如何树立正确人生观的问题？为何他要用《平凡的世界》，去申明在80年代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坚持？为何他对“交叉地带”的描写并不止于自然主义的客观再现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制度批评，而是尝试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诉求，去呈现一种以不同方式“看见”交叉地带后的人生抉择？
关于“交叉地带”变化着的理论认识与感觉经验，决定了路遥对文学表达形式的选择；反过来，置身于文学思潮与社会变迁中的创作实践，又会影响到路遥对作为社会现象或历史结果的“交叉地带”的理解和把握。对于路遥个人来说，“交叉地带”不仅是人生路上艰难跨越的城乡结合部，还是社会差别在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对于八十年代文学思潮来说，“交叉地带”不仅是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容，还要在写法和观念上完成清理“工农兵文学”遗产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交叉地带”不仅仅是新时期城乡制度变革的结果，更是描述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经验层叠的历史寓言。
二、柳青的遗产
之所以要特别关注路遥如何回应50-70年代针对同一主题提供的思想与文学资源，并不是为了生硬地把路遥从八十年代语境中剥离出来；也不是为了以路遥为个案，证明“没有‘十七年’，何来新时期？”；而是为了把路遥的文学实践，把他关于城乡关系的问题意识，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因此，选择“柳青的遗产”作为建立历史参照系的切入点，并不限于从写作技巧、思想主题等方面对两个作家进行平行比较，而是尝试通过观察柳青在其历史处境中的选择与文学实践，去呈现路遥在处理自身与时代紧张关系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类似困境，及其在把握文学传统过程中重新生成的现实感。而这种联系得以建立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首先，柳青被路遥视为他的文学教父，柳青对路遥的影响是切实的、而非研究预设的。路遥1976年毕业分配至《陕西文艺》(1977年7月恢复《延河》名称)编辑部小说散文组，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自1978年2月开始在《延河》上连载，路遥是责任编辑。1978年6月柳青去世以后，《延河》陆续编发了大量关于柳青的纪念评论文章，其中就包括路遥的《病危中的柳青》（1980年第6期）和《柳青的遗产》（1983年第6期）。在1982年与阎刚关于《人生》的通信中，路遥明确指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前辈作家是柳青与秦兆阳。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更与新潮文学叫板，大谈柳青及其现实主义传统。除了散文随笔，路遥还在小说中直接提到或引用柳青，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与《人生》题记等。在新时期“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路遥为何要不合时宜地高度评价这样一位受“十七年”文学宰制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研究路遥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二，尽管路遥面对的改革时代已不同于柳青经历的当代史，但路遥尝试在小说中触碰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柳青问题的延续：即中国农民的命运，人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何去何从，如何将几亿农民安置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
《创业史》原计划有四部，第一部描写的是1953年春秋之间陕西农村下堡乡蛤蟆滩农民在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故事，结尾写到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确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第二部计划写试办农业社，后因“文革”爆发搁笔。柳青自述说《创业史》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面对土改后新的阶级分化，他必须在凸显自发势力与集体事业的矛盾中，叙述农民如何转变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观念，接受公有制，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使农民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以及作为劳动者主体的个人尊严。
如果说柳青试图完成对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论证，那么路遥恰恰处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时刻。《平凡的世界》以1975-1985的十年故事，横跨人民公社和“文革”后农村改革两个历史阶段，仅从时间跨度上说也是对柳青遗作的续写。一方面必须承认，路遥写作的起点，正是《创业史》的“失败”，集体经济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工农差别扩大化，粮食统购统销与户籍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城乡隔离，路遥小说中“城乡交叉带”、“农村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等主题的发生，都必须被溯源到柳青以降的当代史中来理解。而与柳青相对，路遥叙述的恰恰是“农村为什么要发生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变革，以及这场改革对社会各阶层的重组”。因此，路遥笔下的许多人物情节几乎是对柳青小说的颠倒与改写。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路遥小说中描绘的改革图景并没有建立在对历史的断裂态度中。他不只是简单歌颂改革时代的新人新事，而是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处理着柳青时代的历史遗留物。例如路遥作品中对“劳动”的道德赞誉、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问、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等，都部分携带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而正因为路遥自觉不自觉地从“柳青的遗产”中汲取这些能与改革时代对话的资源，他的小说才不是对外部现实的机械反映。
柳青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路遥处于后毛泽东时代告别革命、逐渐与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的过渡时期，他们的创作都包含了大量社会转型期的历史信息。假如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视为一个元文本，尽管路遥不再像柳青那样使用这类权威文本给定的阶级范畴，但路遥从根本上仍在做着与柳青相似的工作——在小说中绘制一张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网络图，把个体安置到某个网结上，在时代变革的大震荡中让个体明晰自身生活方式与历史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如果说在柳青那里，革命话语虽提供了阶级斗争这一强有力的模塑工具，但并未给个人留出政治生活以外的多余空间；那么路遥所面对的，就是阶级斗争之后的主体存在问题。
最后，要在80年代语境中讨论路遥现实主义写作的特征及有效性，可以参照柳青及其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方面，新时期初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确立，本身就起源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危机的克服，即包含了一个如何把柳青“80年代化”的问题。路遥对柳青传统的认识，无疑也受到新时期初“回收十七年”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纯文学”观念与“重写文学史”的影响，我们开始习惯于从内容方面思考现实主义，从形式方面思考现代主义，正是这一点逐渐造成路遥评价的困难，而柳青恰恰提供了一种反过来思考的可能，即把路遥“十七年化”，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表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现实主义理论非常接近于詹明信从奥尔巴赫《模仿论》中概括的表述：现实主义并非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某种被动的、摄影似地反映和再现”，而是一种行动，是“通过新的句法结构的创造对现实不断进行变革的结果”[8]。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通过现实主义写作文本化了的“历史”，就不再仅仅是一堆已经过时的社会学史料，而是参与了历史建构，是对一个正在生成的世界的回应。
陈忠实曾回忆自己1982年春天被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突然意识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三十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三十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到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9]之所以感受到“撞击”和“反动”，不仅仅是因为戏剧化的时代转型，更因为在文学趣味和情感认识上曾高度认同柳青。当陈忠实不得不去回答“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那么《创业史》存在的意义如何？”时，这个致命的话题其实提供了一个契机：重新思考当年为何以及被“柳青传统”中的什么部分所吸引；而“创业史”已经失败的历史后果，又使他只能采取内容与创作手法相分离的方式去诠释“柳青的遗产”。陈忠实对柳青笔下中国乡村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肯定、贾平凹对柳青“现代性学养”[10]的强调等，都将柳青的意义从50-70年代的历史图景中分离出来。路遥看似也完成了相同的步骤。但是如果就此局限于八十年代“重评柳青”的视野，就不能更进一步去观察，路遥在处理新时期农村改革、农民出路等问题时，究竟如何继承了柳青把握矛盾的方式，及其时代遗留的精神资源。因此，以柳青的遗产为参照阅读路遥的同时，也是以路遥为参照去重新认识柳青。
三、有问题的经典作家
路遥在八十年代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经典化程度很高的作家，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庞大的读者群和茅盾文学奖的荣誉，却并未让他轻松进入文学经典行列。在“纯文学”的评价标准下，路遥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暧昧关系，他尚显粗糙的语言形式，都使他的作品备受争议，无法在文学史中获得一个恰当的位置。尽管在路遥1992年去世以后，学界以普遍悲痛的情绪掀起了路遥“复活”的热潮，但联系此时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等时髦议题，单单塑造一个“高扬理想、道义、责任等终极关怀、震撼灵魂的路遥”[11]，并不能加深我们对路遥文学实践的理解，也不能解释路遥评价中出现的两极悖论。而有关路遥的“现实主义”、“城乡交叉地带”等关键词的分析，仍局限在“十七年/新时期”、“文学/政治”、“形式/内容”、“现代/传统”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难免以一种断裂论的历史观，既忽视了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变迁的共生关系，又将路遥的文学实践从50-70年代的历史经验中剥离了出来。
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和“现代化”理论几乎支配了第一阶段的路遥研究。在围绕《人生》展开的讨论中，对高加林进城之路的分析是以“城市/乡村”与“现代文明/传统愚昧”两组概念的同构为前提的。例如蔡翔在《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中，虽然也从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角度指出青年们不应当只将人生意义放在个人欲望的实现上，但他同时强调，“倘若在我们古老而又有待开发的土地上，始终循环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而不能生产更多的精神文明……那么传统的生活哲学又怎么能说服他、束缚住他呢？”[12]李劼将高加林放入到当代文学的青年形象谱系中，认为“在这里，个性挣脱了历史残留的封建枷锁，以极其强硬的姿态站立起来” [13]，高加林对乡土和农村姑娘巧珍的双重离弃被赋予了合理性，因为它体现了“渴望现代”的时代精神和自我意识觉醒的“现代人”气质。
这种论述逻辑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路遥研究中。宗元指出，在路遥关于城乡文化冲突的写作主题背后始终存在着“恋土情结与恋史情结的困扰”，虽然与80年代李劼们的激进不同，宗元正面肯定了路遥“对乡村文化、伦理道德的情感认同”，但他继而强调，“在整体上，作家始终没有忘却自己的历史责任，丧失掉知识分子应有的现代性立场，没有一味地沉醉于道德化的激情与批判”。与八十年代的路遥研究相似，宗元的《路遥论》启用了新时期回到“五四”反传统与国民性批判的认识装置，在分析路遥关于农民形象的塑造一节中，按照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历史叙述框架：从新文学作家启蒙视角下愚昧、麻木的农民，到革命文学中反抗的农民，再到十七年文学中政治热情膨胀而现代理性匮乏的农民，最后到路遥这里，新时期文学中的农民才真正“开始主动走出乡村传统文化的阴影，在对人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觉醒中，滋生了强烈的个性意识”。[14]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当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主体神话的幻灭，研究者开始反思主导八十年代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关于路遥的研究中，路遥作品或创作心理中所谓情系“传统/乡土”的一面被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路遥笔下的农村不再仅仅是与城市相对的、落后愚昧的前现代洞穴，而是有可能成为缓冲摧枯拉朽的现代性震惊体验、疗治现代人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在八十年代中期兴盛并持续的“文化热”、“寻根热”的影响下，研究者普遍选择从文化心理构成的角度诠释路遥的“交叉地带”。“农本文化”、“陕西地域文化”、“儒家意识”成为路遥研究的常用术语。例如在《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15]一文中，李继凯就将“城-乡”交叉表述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大众文化与先驱文化的交叉”，并着力赞扬前者之于路遥创作的意义，即农民文化中朴实、善良的人生原则和风土人情，以及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但有趣的是，当研究者以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野观照路遥的乡土情结时，最终还是得出了与此前相似的结论。以赵学勇的论述为例，研究者在路遥“对乡土自然美的描绘和人情美的赞颂”中窥探到乡土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规律”，即“这种农民式乡土观念的落后和蒙昧”，而在“向二十世纪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它必然成为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即便留恋，我们也“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16]。
无论是“呼唤现代化”，还是“反思现代性”，当研究者固执于用“传统/现代”的二律背反来诠释路遥的“交叉地带”时，都可能将路遥封闭在“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恋土情结与恋史情结”矛盾冲突的阐释框架中。石天强避开对以往研究范式的重复，强调城乡结合部既不仅仅是客观地理空间，也不是文化冲突的象征，而是“叙述人自我心理和身份认同的外化符号”，“所谓的‘交叉地带’不过是作家自我边缘身份的一种空间隐喻”[17]。他抓住路遥既是农民、又是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聚焦新时期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从合作到分裂的过程，最终创新性地发现路遥的写作难度，源于改革时代历史理性主义与个体虚无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安本实的研究[18]。在《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一文中，他将“交叉地带”解释为“陕北镇、县、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和环绕这些城镇的农村”，并且结合路遥“农裔城籍”的出身、经历，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制度改革，如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户籍管理等方面，解释造成城乡差别扩大化的历史原因。如果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解决的是历史再现的问题，那么安本实阐述的“交叉地带”才真正是路遥直接面对的历史。
如何为作家作品研究搭建一个历史语境，再从立足当下的问题意识出发，去认识其文学性与现实感。近年厚夫《路遥传》、王刚《路遥年谱》等著述出版，继续在史料层面为路遥研究的推进夯实基础。程光炜、杨庆祥编《重读路遥》一书也集中展示了一批路遥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成果。新时期作家论不仅仅是在学科专业研究领域内完成一个经典化的拣选过程，也是一次“陌生化”，借助文学阅读敞开对与我们更切近历史或现实经验的理解。
本书尝试以柳青所代表的“十七年”文学传统为历史参照，追踪路遥关于“交叉地带”认识的形成与改变，及其相应的文学实践：一方面，路遥的写作究竟属于哪一种“现实主义”？他以何种方式续写了“柳青的遗产”，又如何将其接续到80年代的社会思潮与文学场中？另一方面，参照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克服“三大差别”的理论思考与文学表达，路遥是如何认识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关系的？当他面对新时期城乡差别中底层青年的人生困境时，柳青的文学传统能否为他提供可供转换的历史资源？
前三章分别对应于路遥创作的三个阶段：
第一章结合60-70年代“教育革命”、“扎根动员”、“知青运动”等制度实践构成的相关社会历史背景，集中阅读路遥70年代至80年代初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作品。路遥在“文革文学”的体制规训中学习写作、初登文坛，但他与“文革”有染的特殊经历，如少年时艰难的求学之路、与北京知青的爱情故事与文学交往、以“造反派”身份在革命政治中浮沉的“伤痕”记忆等，又使他逐渐偏离了“十七年-文革”文学关于克服“三大差别”的认识装置与叙事模式。一方面，从七八十年代之交超阶级的爱情故事开始，“洗不掉的出身”越来越成为路遥小说中农村青年默许的人生起点；但另一方面，从“文革”进入新时期，路遥小说中又始终存在着一种理想性的思想脉络。
正是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冲突的持续思考，促使路遥写出了《人生》。虽然依照80年代初“回收十七年”的批评标准，高加林形象因其僭越“社会主义新人”的超前性引发争议，但路遥也因此准确把握住了新时期改革为个人松绑、力图从生产力发展上克服城乡差别的认识方向。可以把高加林的进城故事，看作是对《创业史》中改霞的续写，如果说柳青通过徐改霞面对城乡差别的内心冲突，提出了要正确对待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国家工业化与农村合作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高加林渴望摆脱农民出身、实现个人理想的进城冲动，则被赋予了更多历史合理性。第二章细读《人生》，探讨高加林的感觉世界。八十年代关于如何塑造农村新人形象的讨论，以及“潘晓讨论”后关于如何对待合理利己主义的社会议题等，都将构成了理解《人生》的重要背景。
第三章讨论路遥在《人生》之后的创作调整。在与《人生》同期创作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以及稍后如《你怎么也想不到》、《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同样涉及城乡差别的小说中，路遥精心设计了一批与高加林个人主义气质不同的农村青年形象，在小说中高扬一种面对苦难仍自强不息的理想主义、甚至扎根农村的牺牲精神，体现出对青年“人生观”问题的格外关注。路遥曾计划写一篇题为《寻找罗曼蒂克》的小说，这种罗曼蒂克的历史资源是什么？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更具体地实践了他对柳青传统的继承，不仅通过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全景式结构，完成对转型乡村的历史叙述与典型人物塑造，还通过孙家兄弟同时面向乡村内外的两种人生道路，提供了另一种处理城乡关系的可能性。
第四章尝试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场分化重组的背景中，讨论路遥式现实主义的意义。对于路遥来说，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一个艺术形式的问题，还意味着如何在80年代思考中西之辩与城乡之辩。随着80年代“文化热”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入，“中西之辩”逐渐丧失了毛泽东时代基于国际共运与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视角，关于新时期城乡关系的理解，也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现代”、“落后/文明”的二元认识论。“寻根文学”对文化阐释的侧重逐渐改变了农村改革小说的方向，“先锋文学”思潮则以“纯文学”的美学原则对“现实主义”文学成规发起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路遥被边缘化，最终成为了文学史叙述中一位“有问题的经典作家”。
本文原载于《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
注释：
[1]路遥：《关于<人生>与阎刚的通信》，《作品与争鸣》1983年2月。
[2]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文末注明写于1982年7月11日，西安。）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4] 许多学者指出，80年代“现代化”范式关于“现代性”的理解，有别于毛泽东时代“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后者拒绝将“现代/传统”这一对纵向维度上社会发展的认识，等同于“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横向社会比较。而柯文在对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的批判性分析中指出，用“传统/现代”的二元区分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其实源于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为取代革命范式的意识形态诉求。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5]《深入农村写变革中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6]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7]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知青返城的就业压力，为控制农业人口盲流入城，政策上仍然以压缩清退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为主，要求极低安置农村多余劳动力。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984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渐取得经济实绩之后，才有所缓解，国家开始准许部分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但这种改善随着1989年新一轮经济紧缩，又转为对农转非严格控制。1992年后尽管鼓励自由流动，城市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福利待遇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却越发严峻。参见蔡志海：《农民进城——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51-61页。
[8]【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这篇文章发表于80年代中期文学方法论热、新潮文学热中，但研究者在当时情景中可能只注意到了詹明信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论述，而没有发现他对“现实主义”的洞见。
[9] 陈忠实：《我读<创业史>——在<创业史>发表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秦岭》2009年冬之卷。关于陈忠实和柳青的关联研究，可参见邢小利：《陈忠实与柳青》，《唐都学刊》2011年7月第27卷第4期。
[10] 贾平凹：《纪念柳青》，引自董颖夫等编《柳青纪念文集》，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6-8页。
[11] 王金城：《世纪末大陆文学的两个观察视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2] 蔡翔：《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
[13] 李劼：《高加林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
[14] 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5] 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16] 赵学勇：《路遥的乡土情结》，《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7]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石天强明确指出：“本书对路遥的阐释将不再坚持所谓‘现实主义’的文本界定，这样说并不是对路遥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否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辩解实际透露了论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尴尬，当运用空间地理学、身份认同理论和形象学等文化研究方法分析当代小说时，仍需运用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将作家、作品还原到问题发生的原初语境中，否则将可能无法应对研究对象在共识层面最重要的问题。
[18]安本实的路遥研究论述包括：《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交叉地带的描写——评路遥的初期短篇小说》，《路遥文学的风土背景——路遥与陕北》等。来源：文艺批评（微信公众号） | 杨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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