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小姐》发生小考——再论王朔的文学动机

一、文坛个体户的出场

时至今日, 王朔被视为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个体户”, 4是八九十年代主动拥抱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学的体制外作家。这时有必要对“文坛个体户”的命名进行恢复性解释的考据。对于王朔“个体户”身份的指认, 首先见于1984年第2期的《当代》杂志。在这一期的“本期新作者简介”栏目中, 王朔以“个体户”的身份正式出场。此时“个体户”一词还只是对王朔社会身份的一般性介绍, 尚不具备作家形象的信息。到了90年代, 王朔被称为“文坛个体户”时, 作家形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商业气息, 也凸显出体制外的特点。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下, 王小波因体制外身份被赋予了自由主义精神, 王朔却由此被塑造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

让我们在80年代的氛围中观看王朔的“出场”。一般认为《当代》1984年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空中小姐》是王朔的成名作。早在《当代》1979年创刊之时, 就明确了推出新人的偏好, “我们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作品”, “培养新作家, 扶植新作家”。5王朔与一系列新人即在本期集体出场。编辑汪兆骞认为, 王朔作为新人能这么快出来, 最早接手作品的编辑部副主任龙世辉与《当代》杂志的推手作用极为关键。6

王朔出场的催化剂不只因为“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的期刊宗旨, 中篇处女作顺利发表也与当时的文学期刊格局有关。7编辑章仲锷认为1980年代的《当代》杂志“更传统, 它很强调报告文学”。8《空中小姐》所携带的“现实”和“时代感”, 是小说能被《当代》接纳的重要原因。在汪兆骞看来, 王朔比一般作家出类拔萃之处, 在于作品中丰沛的社会生活感, “王朔是社会写作, 不是纯文学写作”, “他坚持写社会”。王朔作品的社会性也正好符合《当代》杂志的办刊主题:“我们《当代》是关注、参与社会生活, 真正纯文学是《收获》。”9

与日后的形象不同, 初闯文坛的王朔主动服从改稿, 是一种柔顺、老实的形象:“比较刻苦, 老老实实, 让改就改。”10借由编辑多年以后的回忆, 王朔是一个“聪明”而且“朴实”的年轻作者:“年轻, 文字不错, 技巧也可以, 有培养前途。”这也显示出彼时文学场中编辑与作者之间微观的权力关系。此时的王朔, 与一般盼望实现阶层上升的年轻人并无区别。如王朔自述文学动机:“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 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小说基本是写实的。”11编辑也认为, 青年王朔是“投其所好”的作者, 与后来的个性“张扬”、风格“邪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2

王朔事后谈道, 写作《空中小姐》时还没有具体的读者预设, 13可见王朔彼时的写作所迎合的“读者”, 其实是刊物和编辑。按照王朔的说法, 他写《空中小姐》之前, 已然预设了女主人公的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 “要是写一个农民, 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王朔自述“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 “知道了什么好卖”, 14事后往往被注解为王朔对大众文化的迎合。若重回事实本身, 便发现王朔低姿态迎合的其实是把守着文学场入口的编辑们。1984年的《当代》编辑部具备选择与推出作者的权力, 正如布迪厄所论:“文学 (等) 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 也就是说, 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利的垄断, 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 甚或说谁是作家和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 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15

但是王朔对刊物和编辑的迎合也只是在题材之新上, 他认为有的刊物 (《当代》) 求新, “他就是喜欢新的”。16王朔曾是随处投石问路的文学青年:在发表《空中小姐》之前, 王朔大概被退稿10次。17王朔坦承, 在创作的起始阶段, 对编辑“百依百顺”, “只要肯用, 做任何规模的修改都没二话”。文学场中的期刊等级, 王朔看得很清楚, “尽一切可能在最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 其次才是“稿酬最优厚的刊物”。18

再结合小说具体的改稿经过来看, 《空中小姐》已不能单纯归为王朔的个人创作, 几次改稿也令作品渗透了刊物与编辑的意志。章仲锷回忆道, 小说改过一稿后送至自己, 仍不满意, 又改了三稿。初稿九万字, 到发表时削至四万字。编辑认为“水分”“枝蔓”的文字太多, 于中也暴露出王朔初出茅庐, 缺乏文学训练的弱点。改稿后的作品主线明晰, “写一个纯情的飞机女乘务员和一位海军复员战士的恋爱故事, 清新可爱, 真切感人”。19

在编辑们事后的叙述中, 王朔的小说一出场便已兼备社会、言情的性质。如汪兆骞认为, “王朔一直坚持写社会的, 他是正经地写社会的作家”, 20章仲锷对作品的理解是“纯情”小说, “既有理想主义, 又有英雄主义”, “实际上这个稿子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21但不妨直言, 《空中小姐》的“时代感”与“社会性”其实是在编辑的指导下被构造出来并予以放大的。而在介绍作品时, 编辑也承认了这只是一篇言情小说。章仲锷认为《空中小姐》是“颇有韵味”的“纯情小说”,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小说的题旨是:纯朴的空姐王眉, 倾其全部感情, 无偿地、慷慨地给予她所挚爱的“我”, 促其新生、复苏、“复归”其积极向上的性格, 至死不渝。王眉的形象给人以“美的感受, 情操的陶冶和灵魂的纯净”。22

《空中小姐》在王朔创作中的起源意义不容忽视。据程永新回忆, 他正是通过刊物上的《空中小姐》知道了王朔。程永新觉得小说“很好看”, “非常吸引人看下去”, “作者很会讲故事”, “当时中国具备这种叙事魅力的作家其实不多”。23程永新认定王朔具备小说家的“天赋”, 于是通过《当代》编辑部联系到王朔约稿。《啄木鸟》的编辑魏人与王朔的相识、交往也是通过《空中小姐》, 认为作品和同时的其他小说“写得不太一样, 很清新”。魏人回忆, 王朔能够进入“文人圈子”意义上的“作家群”, 文化资本就是《当代》刊出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与《啄木鸟》上的《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毕竟“很多作家还没有他多”。24就通俗小说类型来说, 《空中小姐》属于社会言情小说。不难看出, 王朔被《当代》看中, 是因为小说具备的社会学信息;而《收获》编辑程永新对语言、叙事等方面的看重, 又暗示王朔可能被纯文学的阵营所征用。

在随后的批评文章中, 《空中小姐》被认定为王朔的文学期刊成名作, 那些练习期的习作从未进入讨论的视野。发掘《空中小姐》发表前后的文学场信息, 还需要继续向王朔的创作前史回溯。类似于布迪厄对福楼拜小说的分析, 王朔的写作计划是在文学场中形成的, 《空中小姐》的发生学也是社会结构的产物。离开与编辑交往的社会网络, 《空中小姐》的发生也有着作者个人生活事件的根基, 这是理解王朔文学动机的内面角度。

二、言情小说的发生

王彬彬从文学动机上发现了王朔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相似, 认为这是政治热情消退后不得已的选择。持论有合理之处:毕竟王朔的写作首先是由于现实生活的溃败。但此文学动机论却夸大了王朔的出身阶层与社会资源的实际情况。王朔空有政治热情, 却并无王彬彬所谓可能获得的“政治前程”。25按王朔对自己家庭的描述:母亲是医生, 父亲是国防大学 (前解放军政治学院) 的教员, “没有衣食之忧, 也没什么可炫耀的”“反正不是书香门第”。26桂琳指出, 王朔的父母在军队大院的等级序列中并不处于上峰, 这样的成长背景塑造了王朔性格中敏感、自卑的部分。27以至于王朔反复诉说, “从一开始, 我就不是出类拔萃的”, “我是老被甩出去的那种”。281978年, 王朔随着海军整编, 刚从舰艇上的卫生队下来、到了一个仓库继续任卫生员, 29接着报考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落榜, 失去了从普通战士转变为军官的机会。

出身于军队家庭, 王朔无论个人主观愿望与否, 都无法拒绝社会主流的上升渠道:升学或者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1980年, 王朔在解放军文艺社工作了几个月, 便从军队复员。据战友周大伟回忆, 王朔复员后曾经尝试参加高考, 出没于北京三里河附近的一个高考补习班。“王朔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30王朔可曾现身于1980、1981年的高考考场, 已是杳然不可知。随后王朔进入北京医药公司批发商店任业务员, 直到1983年退职。退职后尝试经商, 与电影演员石小满合伙经营烤鸭店, 又不成功。在成为作家以前, 王朔始终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化方式。考军校落榜后, 王朔觉得“再一次被甩出来了”;辞去公职后, 王朔觉得“又被甩出来了”。经商失败后, 王朔又对个体户身份失去了认同, 说道:“我不是经商的命, 倒买卖沉不住气。”若按王朔的一种说法, 其写作发生学, 其实是一系列社会生活的溃败之下, “不得已”的选择:“到83年下半年, 真的没任何事干了, 不写小说就没什么出路了。”31在此说法中, 王朔颇强调自己的“被动”失败。只按此说, 王朔走上文学道路, 颇有失意青年重新规划职业的意味, 却被90年代的批评家完全划为商业写作, 未免使人叹息。

发表《空中小姐》之前, 王朔的作家之路谈不上平顺。虽然王朔在1978年就发表了短篇处女作《等待》, 但之后便屡遭退稿。王朔天分奇高, 但并未经过多少文学训练。仅仅5000余字的小说处女作, 编辑居然也做了很大的改动。32可以想见《空中小姐》如果没有编辑反复要求改稿, 未必具备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水平。王朔曾谈及自己1984年前的文学阅读, 并不丰富, 而且都是文学期刊作品:如《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穿米黄色风衣的人》和《神圣的使命》等。这时王朔感到, “小说可以写身边的事”, “把身边的东西描述出来并不困难”。王朔出道以前的写作观念具有顽固的连续性。如写于1997年的文谈所云, “挑选这些篇目是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33又如2007年的一篇对谈中自述:“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 不虚构, 全玩真的, 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 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34这暗示我们, 王朔的文学动机还可以继续分层:不只是现实功利的需要, 也带有个人的精神诉求。

《等待》是王朔的期刊处女作。如小说所言:“这是发生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的事了。”35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囿于家庭生活, 因为偷看《安娜·卡列尼娜》而受到父母严加管束。小说一开始就暗示出, 集体的政治生活即将被个人的日常生活取代:“五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全家照例坐在屋里看电视。又是《平原作战》, 也不知放过多少遍了。妈妈安详地打着毛衣, 爸爸在看《参考消息》, 哥哥则在剪指甲, 谁也没看电视。”而在几天前的五一节, 我们全家还在天安门广场上, 置身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下面与人群同游。小说的结尾极其生硬, 父亲在安慰女儿、解决母女矛盾时, 用了极大的篇幅控诉、说教, 将家庭成员矛盾归因为“四人帮”的当权, 仿佛盛行其时的伤痕小说。仅摘引一段:

是谁造成了我们青年的道德水平下降?是谁造成了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你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呵!在我们国家里, 青年们的这种生活是不正常的, 而不正常的现象是决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存在的。你们应该相信爸爸妈妈们, 我们会努力使你们——我们的孩子们重新幸福起来的。难道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吗?

这样的语言风格置于王朔的整体创作甚至早期创作中都格格不入。稍晚的《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与王朔本人的海军生涯有关。《海鸥的故事》讲述两个水兵打猎, 打伤了一只小海鸥, 经过驻地的老人和首长教育, 成为爱护小动物的青年。主人公“我”有着和大多数红小兵类似的童年、少年生活, 小说间或发出控诉“文革”的声音:“要没十年动乱, 我能不能比现在更好点呢?”主人公最终被海军指挥学校录取, 青年被新的单位体制接纳, 发出积极的许诺:“我有过美好的童年, 黯淡的少年。我将要尽力创造一个辉煌的青年, 无愧于人, 也无愧于己。”36而到了《动物凶猛》时, 彼时作为穿插的红小兵生活才被更加精致流利地叙述出来。《长长的鱼线》描述水兵刘小北和驻地的胖男孩的友谊。刘小北是“全舰绝无仅有的不会水的水兵”, 37这与王朔在军队中的边缘角色 (卫生员) 相仿, 而水兵与海鸥, 钓鱼和放鱼的故事都属于军旅生活的断片。王朔选择写作军事题材小说, 或与其1978年在《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的借调有关。多年以后, 王朔谈论起《空中小姐》的改稿经过:

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而我的人物没归宿, 只写了他那点事, 写完就完了, 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动笔时就不知道, 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 你这个人物要升华, 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 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 经他一点拨, 我似乎明白了点儿, 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 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 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怎么让他升华呢?从我写的事儿中升华不出来, 就只好让他突然精神升华, 想起当兵的时候, 壮怀激烈, 爱国、有理想, 都说到这上去了。我也想过能不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 不也是一个升华, 最后他想自己再不能这么活下去了, 浑浑噩噩的, 反正要下决心改变自己……也等于我给读者有个交待。而实际上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 没升华这回事。38

有研究者认为, 这段话体现了文学编辑对文学青年的引导和规范, 以及文学青年对“范导者”的质疑与偏离。39持论有合理之处, 但它与发生时刻的具体情形相悖。王朔此处所谈论的人物、情节, 与小说《空中小姐》高度重合。40如前文所论, 在写作《空中小姐》之前, 王朔的笔下还都是家庭、单位中的青年, 这些青年并未与“范导者”们分道扬镳, 并且十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塑造与规训。这样的青年形象与王朔的少年经历、军事生涯、社会位置高度重合;落实在叙事中, 则是叙述人和主人公“我”的无法分离。除却写于退伍之后的《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 王朔的军旅生涯也在《空中小姐》中延续下来, 成为写作资源。

王朔式的叙述人“我”在倒叙中出场, 还是服役的水兵:“我认识王眉的时候, 她十三岁, 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 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我”的军旅生涯稍显平庸, 不仅“没捞到仗打”, 还迅速被新兵取代。复员之后回到城市, “我”立即陷入了脱离社会的失落情绪, “走到街上, 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 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 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 “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 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 二十五岁重又像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此时的“我”对单位体制无比温驯, “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 不再更换”。复员之后, “我”始终无法适应身份的转换, 有次乘车迫近郊区的海军码头, 便“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 不愿“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为了解愁散心, “我”拿着复员费到处漫游, 邂逅了空中小姐王眉。“我”当然不能一直漫游, 总得回到北京, 寻找接收单位。“我”的形象是一个复员还乡、失意待业的青年, 而王眉则是一个模范青年。空中小姐王眉代表了主流的青年想象和劳动者想象:“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阿眉对“我”的爱情出于对我过去军人身份的崇拜:“她爱的是那个叱咤海疆、栉风沐雨的水兵。”这种崇拜也激发了女主角的浪漫主义想象。她对“我”的教育是朝着80年代青年主体建构的方向:“青年人应该向上, 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阿眉飞机失事后, “我”来到一座军港, 被熟悉的军事场景和自然风光 (“情意感人的大海”) 所治愈, 终于“涕泗滂沱”。到此我们已经读出, 《空中小姐》其实是一个主旋律的言情故事。《当代》编辑章仲锷将小说标记为“写爱情的新路子”, 41不如直说是传统文学观念对于言情小说的向导和规划。如果《顽主》是“范导者”面对体制外青年不再有效的故事, 那么这种演进或断裂在《空中小姐》的文本内外还尚未发生。前后作品既与王朔的个人生活史高度重合, 也受制于文学场中一系列权力关系的变化。

《空中小姐》的发表带给了王朔极大的信心。1984年夏天, 他告诉战友周大伟, 自己决定以写作为生。42我们不妨重回《空中小姐》中的一个场景。“我”在公共汽车上对王眉侃道:“我打算写书啦。”见王眉稍微动意, “我”接着说道:“我考虑来考虑去, 走这条道比较便宜。描写水兵生活的嘛, 基本还是空白。”43此时的王朔还未谙元叙事的技巧, 这段对话也流于调侃。但是不妨据此为本, 勾勒出成为作家以前的王朔形象:一个1978年就曾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作品的退伍水兵, 不满足于尴尬的个体户生涯, 反复揣摩文坛, 以从军生活为资源写出了《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等小说, 终于凭借中篇小说《空中小姐》一举成名。

三、两个王朔?

王一川将王朔的写作动因归结为有意识的个体求生和无意识的想象革命。44如果仅从一部分王朔自述来看, 王朔的文学动机确实带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但王朔的自述带有相当程度的调侃语气, 况且自述的内容也时常辞随境迁。于是不妨暂时告别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认识框架, 以《空中小姐》为起点, 将王朔的文学动机放回到80年代的历史参照中去, 先将王朔的写作活动历史化。

凭借《空中小姐》的发表, 低姿态的青年王朔如愿进入文坛。《空中小姐》发表后, 王朔还未脱窘境。据周大伟回忆:“王朔没有自己的住房, 除了和父母住在一起, 没有别的选择。我当时看到的王朔的卧室, 狭长的一小间, 像是这套住房中本来设计用来放置家庭物品的地方, 床头地角摆满了书刊和杂物。”4580年代初期的王朔, 分享了“高加林”们结构性的生活危机。当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上升渠道, 又不能心安地成为个体户时, 那个写过小说的文学青年便欲归来。为什么王朔考军校、参加高考、经商一路失败, 而对文学情有独钟?王朔的文学动机难以用一句“不写小说就没什么出路了”的自嘲总括, 还应有文学青年安顿身心的精神诉求。

在尚未与知识分子、批评家们交恶之前, 王朔自称极端追求“真挚”, 并出于此种诉求, 时常陷入与精神危机相联结的写作危机。据王朔自述, 写作《顽主》《我是你爸爸》等小说时, 宁可因“真挚”而废“调侃”, “哪怕牺牲了那些我招来的读者也在所不惜”。王朔彼时的焦虑还在于:担心“特别真挚的东西找不到一种恰如其分的表现形式”,“弄不好就俗了”。46王朔也不止一次地追记自己发生于1992年的写作危机。在完成《看上去很美》前后, 王朔回忆道:“1991年我写了100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 第二年遭了报应, 陷入写作危机。老实讲, 那也是一次精神危机, 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包括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忽然对已经得心应手, 已经写得很熟练的那路小说失去了兴趣, 觉得在得心应手间失去了原初的本意, 于很熟练之下错过了要紧的东西。”47在和孙甘露对谈时, 王朔也坦承“不愿意重复自己”, 1991年以后, 觉得“要写就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长期的职业写作使王朔觉得, “挣钱和写作这俩事缠在一块了, 也挺拧巴的”。王朔曾经“始终处于一种困境的写作状态”, 甚至“很长时间我完全忘了写作其实是我一爱好”。48

80年代的王朔, 文学动机尚显单纯, 与之相关的作家形象也中规中矩, 还未携带90年代的问题意识。如章仲锷看到的王朔, “就像个邻家的孩子”。49根据桂琳所做的一系列编辑访谈, 可知王朔曾多次参加《当代》《啄木鸟》等文学刊物组织的笔会。对于王朔在80年代争议最大的作品《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文学界的眼光也是以鼓励为主。曾镇南在评论中认为小说是法制文学创作的深化, 即使在“较高层次的文学探索”中也“罕有其匹”。50章仲锷认为此时的王朔已经不满足于写同他自身相近的人物 (复员战士、初涉创作的青年、城市年轻的个体户) ,企图在更复杂的背景下, 展现城市待业青年的“苦闷、自省和竭力欲从庸俗卑微的沉溺中挣扎浮出的心态”。511987年1月4日, 《青年文学》曾联合《小说选刊》举办过一个中规中矩的王朔作品讨论会, 《小说选刊》副主编肖德生、《青年文学》主编陈浩增主持了会议, 而王朔本人与批评家陈骏涛、雷达、曾镇南、吴禀杰、李洁非、李书磊等亦悉数到场。在讨论会上, 王朔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被认定为“他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中间地带走出了自己较宽的创作路子”。5280年代的王朔, 还只是一个文学场中的作家。他深谙文学场中的权力关系, 与编辑和批评家交往密切。如果坚持要说王朔彼时的文学动机仍然带有功利性, 那恐怕也只是和大多数作者一样:在文学场中占位。虽然到了80年代后期, 王朔同时活跃在法制文学刊物和纯文学杂志上, 但当其时很多严肃作家也存有了此种写作、发表状况。

援引这些资料的目的, 不仅是将王朔的文学动机和作家形象在80年代的情境中予以历史化, 也是试图在80年代的延长线上, 重新看待王朔与知识分子及批评家之间的分化。经过90年代的几场笔仗, 王朔被新的问题意识描写为“痞子文学”“文坛个体户”, 而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离析而出, 渐成为一个架空式的符号。当这些批评性的结论一路延伸下来, 王朔便成了商业写作、大众文化的能指之一。王朔作品文学性的描写趋于单薄, 文学史位置也离大众文学越来越近。如洪子诚将王朔作为“文化事件”中的符号性人物, 而作品水准“参差不齐”, 仅《动物凶猛》“较为出色”;53又如陈思和将《动物凶猛》剥离出王朔“商业气味”的写作, 又从“通俗读物”的“审美趣味”中离析出来而具备“个人性”内容。54程光炜从小说流派史的史实出发, 论定王朔是与马原们同时崛起的“先锋作家”, 但在修订文学史时, 又将王朔置于“大众文学”的阵营之中。文学场本身暗藏了无数“艺术的法则”, 王朔由高度科层化的传统文学体制侥幸出场, 又被自主性渐强的文学场所驱逐, 构成了一种令人唏嘘的反讽效果。王朔渐渐被形塑为通俗小说家, 滑向“注定要从文学史中消失的作者”, 他的功能在于确立那些同代人, 也是文学史上的“幸存者”的地位。

在王朔被文学史指认为迎合市场的商业写作代表之前, 王朔的作家形象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性修辞, 则是对王朔文学动机的功利化描写。于是作为大众文化符号的王朔被建立起来, 而那个普通作者王朔则被遮蔽掉了。王朔形象的恶化, 发生在市场经济兴起、大众文化盛行的90年代初期。黄平考辨得出:“从1992年开始, 王朔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被忽略, 而被视为符号化的代言人, 成为一个供批判的靶子。”5580年代由电影界批评家领起的“痞子论”尚未对王朔构成伤害, 但随着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 王朔小说被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面发现;接着王朔又卷入“二王之争”, 成为90年代文学争鸣的中心人物。出于对90年代的不同想象与愿景, 王朔与自诩为人文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之间已经无法达成共识, 只剩下争夺话语权的意气之争。于是不难理解萧元、王彬彬等人对王朔的贬损何以如此不堪。萧元在《王朔再批判》一书中重拾“痞子论”, 将王朔作品命名为“痞子文学”, 王彬彬则将王朔的文学动机窄化为完全的现实功利需要。时至今日, 这一种文学动机论仍然使王朔与大众文化捆绑在一起, 二者之间的关联成了不证自明的存在。面对大众文化, “王朔”和“张承志”被批评家总结为两种代表性的作家姿态, 56王朔小说的接受也被比附成三四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跑红”。57

正是90年代的批评家们抢先构造出来的作家形象, 占据了文学史家进行综合的权力。此时王朔的文学史位置已经不再重要, 不妨由王朔的两副作家形象来反观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甚至当代文学史建制。批评家们的分析总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 却抹除了作家自述中无法概念化的部分。文化研究、社会批评往往又各执一端, 离文学想象背后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近, 而与具体的作家作品越来越远。文学史写作则出于各种整体性的建制, 而忽略了作家们连续性的写作生涯。

没有作家论的文学史是不完整的, 没有前史的作家形象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在更完整的时段内将作家形象历史化, 才可能公允地理解作家与自身历史之间的关系。打捞出王朔起源性的作家前史, 不仅为厘清他的文学动机, 也为体察历史中的具体个人。在那个唇枪舌剑铺张扬厉的王朔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王朔:他无比真挚, 款款深情。新世纪以来的王朔, 仍然需要从不停歇的写作对自己精神治疗。这是被“人文精神讨论”等90年代社会议题所征用的结构性个人之外, 更接近人文学意义上的个人。这么说来, 哪里有两个王朔, 只是一个王朔。来源：《文艺争鸣》　|　朱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