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坛“年龄焦虑”，被“催熟”的青年写作怎么破？

“这些年，我们对青年作家的刻意推举太多了，容易造成写作没有障碍、进步缓慢、思考不深入的弊端，不少发表作品形成‘杂志路数’或某种套路，最后变成我们自己都讨厌的同质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青年写作是不是可以换成‘成熟写作’的提法？”上周末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现场，《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评论家黄德海的犀利发问，抛出他对文坛普遍存在“青年崇拜”以及背后“年龄焦虑”现象的反思。

“火药味”在发酵，并激荡起话题涟漪。工作坊云集的近30名“学员”，几乎都有着时髦的“斜杠”身份——在创作、翻译、编辑、研究、出版等多个领域“跨界”辗转，这使得主题“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有了更深层次的意味和探讨空间。双城工作坊缘起2017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发起，邀请青年作家、出版人、译者、批评家交流前沿文学艺术问题，上海、南京两地轮流“主场”。

全世界都在渴求年轻血液，是刚需还是“媚少”？

“一直鼓励青年的姿态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带来矫揉造作的作风；而相对成熟的写作会有意地收敛节制。人们说要反对同质化，但似乎又在用鼓励求新求变的方式加重了同质化。”黄德海认为，眼下文学新秀发表作品太容易了，但“捧杀”和“鼓励”是两码事，有些年轻人写得根本不成熟，甚至只是习作，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到位的认识，“青年写作”的倡导不应刻意区分年龄，而要按照作品成熟度进行评价。

他直言，一部好的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应该对人认识这个世界有安慰、有帮助。“而这几年年轻人都被奖励得快疯了——出来一个人，刚露面，就频频出书，虽只能卖两三千册，就迫不及待‘催熟’。其实，每一代都是从竞争里拼出来，被退稿，有瓶颈，是必经之路。现在倒好，一味鼓励年轻人，不让他写不下去。其实有的人本来就耗尽了，不要给他们不应得到的虚荣，这样会把人带入火坑。”

评论家何平用“媚少”形容这一心理状态，认为对青年写作群体的过度讨好是值得警惕的。如今，出版界对文学新人的渴求有多迫切？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谈到，此前在上海作协工作时，他和团队积极挖掘有潜力的苗子，不少年轻作者刚写了一些作品，就迫不及待和出版社合作推上市场，“但反响比较惨淡，出了几十种书，如今仍被认可提及的也就三四个人。”他分析说，文学创作的生长是有自然秩序的，但因种种期待和整体氛围，这种秩序一旦被干预后，可能会让优胜劣汰产生某种不平衡。

也有期刊编辑和评论家认为，寻找新鲜血液和年轻声音，是文坛的一种刚需。《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谈到，从职业角度考量，等青年作家都写成熟再发表就晚了——“很多国内刊物在推广青年人方面不遗余力，像动力十足的收割机一样，一茬一茬地割，生怕漏掉谁。这让不太注重群体性、事件性推出青年作家的刊物很焦虑。”他半开玩笑道：要是作家成名后都说，我们是从某某刊物走出来的，却很少提及《钟山》，那我们就无比尴尬了。

不光是国内文坛，外国不少文学奖项也倾向于颁给年轻人或刚投身文学创作的人。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介绍，著名的法国龚古尔奖一般都颁给三四十岁作家，近些年甚至直接颁给处女作，如2011年法国里昂圣马可中学48岁生物教师阿历克斯·热尼以处女作《法国兵法》拿下龚古尔奖。“刚起步的作品也可以是成熟作品，甚至是传世之作，像兰波，加缪等。归根到底，文学应嘉奖好作家和好作品，而不是过多权衡作家的年龄、资历。”

粗粝的、新鲜的、异质性的写作在哪里？

在评论家方岩看来，一定程度上的“青年崇拜”是需要的，毕竟文艺圈要改变现有处境、往前挺进、扩大队伍；但他也注意到，一旦青年写作和丰厚的欲望诉求掺和在一起，失去了本心匠心，就很可能走下坡路。

“真正的青年写作，应该提供一些粗粝的、新鲜的、异质性的东西。”他谈到，比如作家默音《甲马》、周恺《苔》、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霍香结《灵的编年史》等小说，在题材、叙事、文本上作出了新锐而宝贵的探索，风格鲜明，辨识度很高。”

“最新鲜的东西最容易腐坏，需警醒到底何谓真正的新鲜。”《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认为：青年写作中的一些“失控”，反而是动人的，能避免很多油滑的东西；而要让写作心态真正年轻，要主动跟流行性话语疏离，这种疏离感是青春气息的关键质地。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直言：写作本身十分复杂，和天分、运气，知识积累，甚至是某一特定时刻息息相关。“总说成名要趁早，这当然很重要，但成名早往往也意味着容易走向昙花一现，造成更深的失败。因此，优秀的作家，尤其是优秀的青年写作者，更应耐得住寂寞，不被鲜花和掌声迷惑，不被各种奖项征服，要静静地感受和观察巨变中的复杂时代。”他谈到，文学是创造、是发现，但所有的创造和发现，除了来自灵感，更多的是来自对于时代、社会、人心的自我倾听和召唤。因此，要把写作投入到世界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该写什么、表达什么，决定了青年写作者的创作未来。

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黄昱宁看来，国外作家的成熟周期“不像国内那么着急”，一旦青年作家展示了出色的异质性，很快就脱颖而出。以目前在欧美文坛崭露头角的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为例，鲁尼第二部作品《普通人》获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说奖，成为这一奖项史上最年轻得主，而鲁尼的小说《聊天记录》也即将引进国内出版。“鲁尼的语言看上去非常时髦，以聊天记录串联起的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一种天然的‘网感’；除了语言本身，鲁尼的批判力度也不弱，总是在戳穿消费社会的真相，文本中对于阶层之间冲突的敏感令人惊讶，这种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她如是评价。

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副教授范晔关注到年轻拉美作家的变化——长期以来，尤其是马尔克斯等一代作家在写作中有非常明显的身份焦虑，“我们的美洲”“我是拉美人”不断在他们的作品中沉浮闪现；但当下的年轻拉美作家没有那么强的身份焦虑，也不太纠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后代，在写作中呈现辽阔的世界属性。

跳出“舒适区”，如何松绑写作惯性？

不少学者关注到，如今青年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广，甚至能直接看懂外文著作，无须借助中译本，对一门或多个语言门类的“世界文学”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也反哺自身写作。但另一方面，看似放眼全球的视野，能否真正为创作加分，从而更好、更快地进入相对成熟的写作状态，也取决于不同个体对生活素材的把握。

何同彬“吐槽”：一些年轻人的主要才华都体现在给作品起篇名和写创作谈上了，张口闭口都是“世界文学”的各种“高级”经验，但写出来的作品却经常乏善可陈，跟他们所娴熟讨论的“世界文学”并没有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发现，很多青年学子对文学理论、叙事技巧头头是道，却严重匮乏对身边人与事的观察了解，这种对所处生活的漠视乃至选择性偏见，很难创作出富有可信度、感染力的文本。

作家要走得长远，需勇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松绑已有的写作或思维惯性。翻译家黄荭举例谈到，继“蚂蚁系列”后，法国作家贝尔纳·韦尔贝尔又写了“天使系列”“诸神系列”“科学探险系列”“第三人类系列”，语言风格和故事架构一脉相承。但在写系列长篇的间隙，他也写了像《大树》这样充满奇思怪想和预言意味的短篇故事集。

为了保持快速虚构故事的能力，他从白天大部头小说的写作中解脱出来，不时放飞下自我，探索存在和写作的多元性。“这给年轻作家一个启示——当你埋首长篇时，不妨间隙写一些解放自我的实验性作品。”她认为，当更多中国年轻作家从自身和现实出发，找到根植日常却又超越现实的“跳板”，可能会发掘某一类新型写作的可能性。（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