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主编：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文学教授”并不爱文学

施战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新世纪的危机：消极的文学教育

文 / 施 战 军

文学教育的危机已经不是这几年才有的，只是在新世纪愈加显得峻急。
早在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曾在“世纪观察·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栏目下发表了邹静之、王丽、薛毅主要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进行批评的文章，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
将近10年过去，我们看到，除了语文课本的篇目有所调整，教学、考试方式不但没有向文学情味有所倾斜，反而更显得烦琐无趣。
在僵死的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语文教育对文学本质的消解丝毫没有改善的苗头。从中小学开始培育积极的文学读者和文学写作者的希望，甚是渺茫无期。
我们抱怨年轻的读者痴迷青春文学悬幻文学，是因为中小学语文让教学参考书上粗暴划定的单面孔无生趣的“鲁迅”们以及不知所云索然无味的语文练习题和考试卷，彻底败坏了孩子们的胃口。
消极的文学教育，坑害了一代又一代本该正常发育的文学读者。他们没有足够的审美涵养，那一点点有关文学的天资也在豆蔻年华被生生割断。
长大后的阅读，只是在习惯了以mp3塞耳、网络交流、音像娱乐、追星这些文化生活之余的事情，
而且这种阅读，不是逆反就是跟风，文学生态中最为可疑也最为可怜的祖国文学的失明者兼失常的图书市场的买方主要由他们构成。
唯有的指望是在范围已经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大学文学教育中予以补救，在最后的机会里力图去挽留和塑造真正的文学读者。
但是作为通选课的“大学语文”教学，基本体例上还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延续，除非遇到难得的懂得文学魅力的教师，通过教学能够激发一部分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的文学兴趣。
我们现在不妨就大学中文系有关文学教育的基本现状，来进行一番考察。
有过专业经历的人都知道，大学中文系设置课程主要分为语言和文学两大块，作为两大块之一的文学课程又切分为若干小块，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及中国文学，
这些课目系统地支撑起有关文学的学养基础，而在中国文学这一小块中，历来有重古代轻现代的传统。
关于高校中文系的学问金字塔，多年的说法是：
搞语言文字的瞧不起搞文学的，搞理论的瞧不起搞文学史的，搞古代文学史的瞧不起搞近代文学的，
搞近代文学的瞧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瞧不起搞当代文学的，搞当代文学史的瞧不起搞当前文学批评的。
然而与文学生态有最直接关涉并与新一代文学读者和写作者形成最为密切关系的课程，可能就是当前文学批评的选修课。
据说，有为数不少的高校中文系并不开设这样的课程。可以理解，在强调学术数字化指标的当下，最没学术含量的教学和研究课题不做也罢。
大学教师的基本岗位设在“教研室”，但是，学校对老师们的评价标准主要在科研方面，
对一个老师来说，有没有科研项目、项目是哪一级别、经费多少，每年发表了多少CSSCI论文等等，就意味着评职称、做导师、拿津贴和评优；
至于教学，只要满足了学校要求的基本工作量就可以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投入全凭自己的良心。
笔者所供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新世纪干脆改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
事实上大家还是从事和原来一样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是从这样的名称上看，所谓文学教育，似乎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职业伦理。
其实，必开的当代文学课程，应该包含有对当前文学评论分析研究的成分。
但是，我们看到，普遍的现象是，本应最活跃，可以在文学现场发挥学理影响力的当代文学教研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处在可怕的消极状态。
一种表现为消极坐享。很多人是觉得面对混乱的局面无从下手，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便只好回到“史”的反刍，并逐渐获得了堪称奇妙的优越感。
等待现成的“名作”、“经典”，远离文学活体，规避文学现场，把文坛交出去，美其名曰做当代文学史研究，使得他们的教学也丧失了对文学现场的勘探和衡估功能，更不要说发生影响了。
消极也就罢了，还要坐享其成。对文学生态问题采取不作为态度，一方面整理总结性地分析已经得到公认的佳作和现象，
使已有的他人观点条理化，预备写入由自己“著”的“文学史”，获得胜券在握的“学术权威”的自我感觉，
同时以“史家”的学术研究的“严谨”、“持重”，表里如一地瞧不起给他做足了“前期案头工作”的文学批评的“赶潮”、“活跃”。
——只喝批评的奶，却瞧不起奶妈；从不吃文学的草，却总是摆出有一身毛管发亮的学问的牛样子。
还有一种表现可以叫做消极参与。同样适用于任何时代，不去认真地沙里淘金爬梳作品，
而是根据媒体小道消息恶骂正在进行的文坛，爱谁谁砍瓜切菜一锅煮，这真还是一个最省事的“正确”选择，有人身攻击可干，无人身风险可言。
遇到某个机会可能一下子就会成为混乱时代的“英雄人物”，从而以“小恨”之心赢得小名声，摇身一变成为积极与资讯合谋的机会主义者。
我们看到，无论是当代文学教师还是博士生硕士生，整体上都在把当代文学推向一种“消极实学”，
貌似科学家一样深沉务实，并以注释显学问，论文好像非常卖力地跟古代文学、语言学较劲，比谁的注释多。
至于他的选题究竟有何学术价值，不必询问，那些看起来好像不比正文少多少的成百上千条的注释和参考书目就等于告诉了你：
这就是价值，看不出来说明你没学问。
对文学传统的经典性理解和对文学流程中的准经典的指认，并以此构成史识的敏锐，对当代文学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
有相当一部分专业人士其实并不爱文学，也根本没兴趣知道文学的意味和魅力何在，责任更是无从谈起，没有感觉，不辨黑白，甚至连“灰”的道德态度也看不出来。
现有的体制和评价体系的僵死，让我们常常感到心灰意懒、无能为力。面对高校当代文学教研活动中出现的种种消极教育现象，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
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把文学教育当成职业伦理，并将之具体地用心地实践于并不宽裕的教育环节。
把值得用于教学的作品拿到教学现场，让学生对原作发生阅读兴趣，并积累鉴赏经验，而不仅仅是总结和灌输现成的观点，应该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艾略特在给成人夜校讲课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说：“我发现只有两种办法来引导学生正确地喜欢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向他们提供一些经过选择的关于一部作品的比较简单的事实——作品的情况、背景、起源；
要不然就是向他们突然提出一部作品，使他们来不及对它产生成见。”他反感并非出自个人阅读而人云亦云的轻巧浅表的复述，二手的文学批评资讯也不能轻易相信。
对于文学接受者来说，只有来自作品以及与作品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才有可能引发最鲜活也最珍贵的文学感应。从方式方法上看，艾略特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
文学教育的指归，应该是以史识穿透文学现象，并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渐也养成从怀疑到确定的法眼，并最终具备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得到发挥的史识。
可是，在今日的情境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是要在事先就储备下太多太多的勇气的，因为这是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事情。
进入新世纪的大学，产业化风气和机关化氛围的愈来愈浓重、领导者们对新闻资讯化宣传的病态热爱、极端数字化表格化的教学和科研评估体系等等不合理因素，严重影响甚至窒息了教研人员本该始终拥有的独立探索精神和慧识。
按理说，体现文学的学院标准和权威的大学中文系，该是相对纯净的文学领地，养护的应该是国族文学甚至是整个社会优雅的心脏，它所输送的纯洁血液，应当足能养成与混乱的文学生态和病态的文学肌体相抗衡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心力面临衰竭，起码现在，我们还感觉不出这样的心跳所显现的足够的权威性力量。
新世纪刚刚开始，一切皆有可能。　　

本期责编：公子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