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写作是我抗疫的最好方式

“中华民族精神的薪火传承，总是在危难的关头闪现出炫目的光芒。这种光芒，从投江自沉的屈原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中华儿女，一地又一地的中国人民，让中华民族的精神传之久远，历久弥新”，疫情期间，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谈武汉的“暂停与重启”，谈抗疫精神，专门提到了两千多年前诞生在楚国的屈原。

无独有偶，疫情之前的去年，他编剧的话剧《司马迁》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上演，这部剧中有一幕戏是屈原和司马迁穿越时光的对话，屈原对司马迁说：“司马迁，你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既要仰望星空，也要俯瞰大地”，对此，熊召政说：“其实这句话是我激励自己的语言，在文学的创作上我可能创作不了高峰，但我一定走在创作高峰的路上”。

是的，熊召政先生一直走在创作高峰的路上，而屈原及其作品，始终是他仰望的精神之塔，也是他取之不竭的文学灵感。6月22日至23日，端午节前夕，记者对熊召政进行了专访。

文化是真正的战地黄花，用春色灿烂人心

三峡晚报：我注意到您疫情期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暂停与重启》，以文学的笔墨描述疫情当中的英雄城市武汉。当您听到武汉即将解封的消息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杜甫的那首“生平第一快诗”，为什么这么顺理成章地就想到了杜甫？在这场巨大的疫情面前，杜甫那些苦难当中的诗歌，为什么特别震撼人心？在疫情当中，文学何为？

熊召政：因为疫情期间我不在武汉，我本说利用春节假期与家人一起前往日本冲绳。我提前到上海，准备从浦东机场乘机，谁知武汉下达封城令，我们所持的武汉护照被告知不能登机。这样我既去不了日本，也回不了武汉，只得留在了上海。整个疫情期间，我无时不在关注武汉，思念故乡。乍一听到四月八号武汉开城的消息，内心激动难以掩抑。我当时脑海里升腾起的第一首诗就是杜甫一家骨肉分离，他自己漂泊异乡，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我盼重回到武汉的急迫心情与杜甫归家的心情完全一样。所以，我为武汉开城写的散文《暂停与重启》一开头就引用了这首诗。在荆楚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中，文学与艺术的力量无处不在。一些歌曲、诗词、摄影作品流传甚广。这些作品多半出自业余文艺家之手，但作品生动、准确表现出湖北及武汉人民抗击疫情的决心和力量。文化是真正的战地黄花，用春色灿烂人心。

38年前在秭归参加首届端午诗会，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三峡晚报：说到文学和诗歌的力量，最不能绕过去的，肯定是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姿态，发出了文学的呼喊。也正是因为屈原，让即将到来的这个疫情中的端午节显得如此特别。在您心中，屈原和他的作品穿透两千多年的时光，仍然常读常新，其魅力究在何处？

熊召政：1982年端午节，我参加了由《诗刊》社与湖北省文联组织的诗人三峡采风活动。这活动的重点就到屈原故里秭归参加“端午诗会”。那一次活动长达十天，参加的诗人都是当时享誉文坛的大诗人。如公刘、蔡其矫、邹荻帆、严阵、徐迟、骆文、曾卓、方冰等。诗人们来到秭归时，屈原祠还没有搬迁，屹立在秭归老县城的长江边上。我们一起参拜屈原祠，并纷纷在屈原塑像前合影留念。岁月匆匆，一晃38年过去，但当时诗会的场景仍让我记忆犹新。诗人们在诗会上朗诵了不少献给屈原的诗作。我记得我朗诵了自己的新作《汨罗江之祭》。现在，参加首届秭归端午诗会的这些诗人们，多半都已作古，像上面提到的八位都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在秭归表达出的对屈原的敬慕，让我永远难忘。还有一次诗会也颇有意义。大约七年前，湖北文化访问团在时任省委书记李鸿忠的率领下访问台湾。时值端午，我们一起赶到台中彰化县，这里有一支屈氏后裔从福建迁徙来此，已居住好多代，现已有200多人，他们仍以老祖宗屈原为骄傲，每年从散居的各地汇聚彰化，祭拜屈原，可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端午节那天，我们在彰化屈家村举行了端午诗会。会前，由时任宜昌市长的李乐成以及秭归县领导向屈家村赠送屈原塑像并举行安放仪式。在这次诗会上，鸿忠书记与我代表大陆诗人，余光中、郑愁予、管管等代表台湾诗人在屈原铜像前朗诵了各自创作的新诗。那一次活动也非常成功。两岸诗人共同怀念我们诗国的太阳。余光中先生还介绍他怎么写出“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句诗的，先生还说蓝墨水的上上游是秭归。

与《张居正》对比，《大金王朝》的社会面更加广阔

三峡晚报：继茅盾文学奖《张居正》之后，去年您又推出了长篇历史小说 《大金王朝》，是什么因缘让您行程几万公里，历时14年创作这部巨作？《大金王朝》与《张居正》有哪些相同点，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同为历史小说，一个写的是明朝，一个写的是宋金辽，疫情期间《清平乐》也是演绎的宋朝，您心目中的宋朝是什么样子的？

熊召政：《大金王朝》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写作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大金王朝》花费的时间更长，前后十四年。《张居正》写的是一个改革人物，揭示改革中的种种艰难。张居正自己说过：“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作非常之事。”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改革都是非常之事，而领导改革并取得成功的人，必定是非常之人。我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这也是《张居正》这部小说长销不衰的原因。与《张居正》对比，《大金王朝》的社会面更加广阔，写作难度也大了很多。我总结过：罗贯中先生所著的《三国演义》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魏、蜀、吴三国间的争斗，只是发生在中原的汉人之间的小三国。而我写的《大金王朝》则是辽、金、宋三国的爱恨情仇。比起魏、蜀、吴，辽、金、宋是中华民族的大三国。在本书序言中，我讲了我的观点，并说在中华大地上，诸如匈奴、丁零、柔然、鲜卑、契丹等民族都已消失。但消失不等于消亡，他们拥有一个更加伟大的名字：中华。在《大金王朝》这部四卷本的历史小说中，我尊重历史，并循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充分展示了三国间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文化融合，市井交往的故事与人物。我试图通过一个个具象的故事与人物，告诉读者中华民族的斗争与融合的过程。

疫情期间创作达到高潮，第三部历史小说开始资料收集

三峡晚报：疫情以来，您的生活和写作是什么状态？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下一个长篇还会是历史小说吗？

熊召政：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一直在写作中，写作是我抗疫的最好方式。因为在全民隔离、禁足在家，没有人打搅我，也没有杂事分散精力，此一期间反而成了我的创作高潮。我完成了七幕话剧《张居正》的初稿，这是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邀请而创作的。两会期间，我们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定下修改的方向与内容。另外，我的第三部历史小说也在这一期间开始了资料收集的工作。写作之余，我还研读了几本历史著作，如日本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中的文明意义》，美国历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刘学铫先生的《中亚与中国关系史》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宋蒙三百年》等等。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读书与写作永远是我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来源：三峡晚报　|　冯汉斌

■人物名片

熊召政，湖北省英山县人，系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历史札记、诗集四十余部。其中政治 抒情 诗 获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2002年问世后，被誉为中国新时期长篇小说的里程碑。现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