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论如何在小说里优雅地“掉书袋”

主持语

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李洱的《应物兄》颇显特别。虽然它赓续了当代小说表现世情伦理、反映现实生活和勘察存在困境的文学传统，但因其内容的繁复和形式的松散，却也让读者见识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我们知道，受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影响，当代小说历来就在主题范式与形式法则上自成一格。但不能忘记的是，在文学现代性形成以前，小说根本上就是贩夫走卒道听途说来的那些街谈巷语，它致力于探索主流知识之外的各种另类知识，同时也醉心于制造和我们日常经验判然有别的奇异美学。因此未经文学现代性异化的小说，从来都是内容离奇和结构松散。从这个角度看《应物兄》，则不难理解它为何会引发争议。至少对我们这些被现代性话语霸权所规训的读者来说，李洱的写法实在是过于离经叛道。而本期专辑的三篇文章，也主要是从这一角度展开讨论。

徐刚关注的是李洱如何“掉书袋”。他从事件转向知识角度看作品，自然是洞察了作家对于小说现代性谱系的突围。只不过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的救赎意义早已消失殆尽”，至于“更具意义的文化普及、儒学与现代性变革，以及我们今天如何做一名知识者的宏阔议题，不仅是应物兄，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答案。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也注定随小说一道，长久地纠缠我们”。

严靖认为“《应物兄》可以归入精神漫游乃至冶游的文学”，是“近乎世情小说与训诫小说的综合体”。他看到了李洱在弥合知识与生活的裂缝时所耗费的苦心，但“小说存在一种物象迷恋。因为这种迷恋，导致一种时感茫然”。

至于张广海的文章，则从小说的词与物之关系入手，以为《应物兄》“既营造了曲折动人的故事，还吸纳了现代哲学的视角，聚焦于词与物的辩证关系，探索了名称、表象、实在、本质、自我、知识、声音、意义等诸多问题，开拓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领域”。

——叶立文

2018年底，李洱近90万字的长篇小说《应物兄》甫一出版便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这不仅仅是“13年90万字”这一时间和长度的绝对数字带给人们的震撼这么简单，当然也包含着熟悉李洱创作的读者对他《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创作水准的新期待，好在李洱这次并没有让人失望。

作为一部“事件小说”，《应物兄》的故事特别简单，它以济州大学筹备建立儒学院为线索，讲述了大学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众生百态。一群文化人，以及与之有关的政商两界，不断滋生的层层波澜，如漩涡般将更多的人席卷其中，三教九流都参与进来，形成了一幅广博且极具反讽意味的社会生活画卷。

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既然涉及知识界的方方面面，那么必然在小说层面与知识高度相关，因此小说的突出特征在于知识的层层积累和叠加。诗人耿占春曾言：“小说可以允许插入各种不同的知识。虽然这些嵌入小说的体裁不一定是插曲式的叙事风格，但它们都增加了作品的‘杂语’性，或深化了小说的一种百科全书的倾向。”[1]不错，这部《应物兄》就被人欣喜地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用评论者的话说，小说驾驭的是人类浩瀚的知识场域和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这些遍布的知识，让小说的主体情节变得不再重要，以至于小说的动力不在于故事的推进，而在于不断的延宕、悬搁和旁逸斜出。无数知识性的细节兀自生长，构成了小说节奏变化的重要契机，也维持着小说叙述的微妙平衡。当然，这些“杂碎一般的知识”，也让阅读变得饶有趣味。

关于这些知识，有细心的研究者做过统计，“小说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百个，植物五十余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涉及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这种将密集的知识镶嵌于小说中的写法，在当代文学中几乎是空前的。”[2]举凡风土名物、琴棋书画、文学艺术、医药杂学等，诸多知识都充斥在文本的各个角落，足见作者为此所做的案头工作之深入。这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惊呼，将之视为一种作为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小说而言，如此庞杂的知识，当然会引起人们有关“掉书袋”的委婉批评。因为在人们看来，精彩好看的聪明、知性和学识，反而会削减了生活本身的“实在感”。这也难怪，“掉书袋”自然包含着十足的贬义，它原本指的不是“掉进书袋里”，而是“向人摇动书袋”，利用一切机会向人炫耀，显摆自己读书多。现实生活中，喜好卖弄知识的人固然令人反感，但于小说而言，有时候卓有成效的“掉书袋”，或许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糟糕。这一点，在《应物兄》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部皇皇巨著，似乎在郑重地提示我们，如何在小说里优雅地“掉书袋”。

蒙田曾说，“我转述别人，是为了让自己说得更清楚”。“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转述”，让别人替自己说出不能说的话。要想使文章“经世致用”，写作者的“书袋”不可或缺，但关键还应在“掉”上见出功夫。环顾今天的文学圈，能把“书袋”“掉”得令人大开眼界、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心悦诚服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故事为王的时代，知识型叙事越来越不受待见。作家们对故事的兴趣，永远大于对知识的兴趣。这倒颇有些像是李敬泽所讽刺的“地铁司机”，他们“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而那些稀有的知识叙事型作家，则有些像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3]

事实上，正是凭借这种丰富而驳杂的知识，李洱的《应物兄》重新让写作成为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方岩将之称为“知识补偿及其带来的智力训练”，认为这恢复了小说一个非常朴素的功能。其实，这里的智性不仅意味着难度，也包含着乐趣，即所谓知识的乐趣。小说中，李洱往往会抓住故事进程每一个细部大做文章，以某种新鲜的知识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构筑文本愉悦不可或缺的环节。比如小说第6节曾谈到犬和狗的区别：“严格说来，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犬’和‘狗’也是不一样的。《说文解字》说得很清楚，‘犬，狗之有悬蹄者也’。犬有五趾，与人一样，而狗只有四趾。犬的第五趾平时悬着，不着地。只有在奔跑或者搏击的时候，第五趾才会派上用场。”[4]另外，文中对于各种稀奇古怪的美食如“鱼咬羊”“仁德丸子”，乃至“套五宝”都有生动的介绍，这些冷僻的知识不禁让人脑洞大开。

关于知识的争论焦点，显然在于作为叙事的细节是否被充分小说化了。这里当然会出现不同情况。有时候，知识的穿插会构成情节必不可少的元素。比如小说第91节关于“觚不觚”的讨论，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穿插，而包含着某种暗喻式的深刻阐释。贺绍俊就认为，这里讨论的是国家的法度，因此郑重地将之视为“全书的核心”。从叙事的角度看，这种有机联系自然是知识型叙事的理想形态。然而以这样的叙事要求来看，“离题发挥”的地方也着实不少。比如第43节应物兄师徒围绕珍妮《儒驴》的漫谈，以及唐风几次关于风水的玄谈，就很难说与小说整体密切相关。或者真如郜元宝所说的，“为了把知识点引入，一定要编一个故事”。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发现，一些情节看似与作品融合度不高，但这种扩充的细节所带来的生动感，却又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在李洱那里，“掉书袋”式的知识引入，显然有着更深的用意。就小说来看，无数的细节，知识的穿插，不仅构成了小说丰富生动的细部，某种意义上也指向着理想小说的样子。如他所言：“百科全书式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是一种道德理想。借用罗兰·巴特的话说，那是一种仁慈。在小说中，各种知识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构成繁复的对话关系，万物兴焉，各居其位，又地位平等。”[5]在他这里，知识被应物赋形，织入小说肌理，而知识的流连，也是人与广博世界的对话形式。因此，亦如李洱在另一个场合所说的，“‘掉书袋’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小说的互文性，以使站在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多种知识展开对话。在我看来，这也是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对话关系的一种手段。”[6]正是借助这种知识形成的对话关系，小说不再局限于叙事的小天地，而走向更加开阔的境地。

李洱当然知道，《应物兄》的有效读者终归是学院中人，他以学术性或学究式的论文写作形态来对待小说，进而召唤出一种知识上的敬佩与叹服，自然能够为其作品赢得喝彩。而事实上，这些知识的智性与乐趣，大概也只有学院中人才能领悟，才愿意领悟。在这个知识者“啸聚书房”的年代，在这个知与行空前分裂的时代，知识者置身其中的知识体系，显然是空前复杂且含混的。知识总是让人感到困惑和迷惘，这大概正是文化多元时代的“馈赠”。于是，我们的应物兄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怀疑，对各种知识展开怀疑。在他那里，密集的知识，连同无数嘈杂的声音，让他既气闷又苦恼，原本聒噪的他终于变得沉默，只能借助三重自我的“腹语术”疲于招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应物兄》里无限的知识清单其实构成了一个具有强劲瓦解力的巨大反讽，因为知识的救赎意义早已消失殆尽。今天的知识，终于蜕变为无聊的游戏、聊胜于无的拼贴，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更具意义的文化普及、儒学与现代性变革，以及我们今天如何做一名知识者的宏阔议题，不仅是应物兄，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答案。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也注定随小说一道，长久地纠缠我们。



注释

[1]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第68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孟繁华：《应物象形与伟大的文学传统：评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3]麦家：《我用大脑写作》，《人生中途》，第11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李洱：《应物兄》上，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5]李洱、傅小平：《李洱：写作可以让每个人变成知识分子》，《文学报》2019年2月21日。

[6]李洱：《问答录》，第207-208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来源：《长江文艺》　|　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