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是如何想象核末日的？

今年以来，可以不时从新闻中获得关于核相关的消息。就在本月17号，北约开始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核威慑演习，而俄罗斯的“格罗姆”年度核演习，按照惯例也将在10月下旬举行……
习惯了和平的人们，似乎突然就被推到了核风暴边缘。如何理解那个相对陌生的核未来呢？科幻作品或许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的想象空间。
一来，科幻很实际。科幻作品的诞生往往源自于作者对时事的关切，比如智能机器、太空旅行、外星人、环境污染、核战争等等，当一个人就这些问题进行创作时，很可能发现自己写出来的就是科幻。早在1940年，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一批科幻作家，就已经描写过核战争威胁和世界末日的场景了。
同时，科幻又跟现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科幻是一种预言，要求创作者们必须超前一步，去想象那尚在概念中的技术和未来。在1945年写原子弹爆炸，就不叫科幻文学，而是现实文学了。创作者们以各种形式来预测可能的未来，并提出避免危机的方法，这种时间和空间上与现实的距离感，可以让读者在较为安定的心理阈值内，去思索一些或严肃、或敏感的话题。

在诸多让世界毁灭的因素中，核战争还是一个新手，出现不到百年的时间，但发生概率可比小行星撞地球、超级病毒、AI反叛、量子坍塌之类的大多了……核时代到来之后，核战争、核威胁就成为末日文学中常用的催命符。
那么，科幻作家到底是如何想象核末日的呢？他们笔下或镜头里的核末日，会成真吗？
前核时代：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在核时代到来之前，关于未来战争、世界末日的科幻作品已经很流行了。比如被视为早期“后末世小说”的经典范例——《后伦敦谈》（AfterLondon），就描述了这样的末世场景，与核战争之后的世界大差不差：
在突然降临的灾难之后，伦敦人口骤减，植物疯长、人迹湮灭，乡间复归自然，英伦湖屡屡成为战争的通道，无辜者遭受蹂躏，少量的幸存者开始过上了一种准中世纪般的生活。
同时期的小说《世界之战》，毁灭地球的则是与火星人的战争，以及它们的新式武器——热线。
看起来，末世都是一样的凄凄惨惨戚戚。这时候原子物理学已经发展起来了，只不过此前，作家们只懂得少量科学知识，所以作品还是以探险为主，写的故事大多是太空歌剧、怪物和“危险发现”之类的。
当然，也有少数科幻作家接触到原子物理这门深奥的学科，并将其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1914年，威尔斯在连载小说《先知三部曲》中，首次提到了“原子弹”这个词，并在1936年的电影《笃定发生》中展示了蘑菇云的效果。奥拉夫·斯塔普尔顿在1937年的作品《造星主》中，让一个地球人灵魂出窍，漫游宇宙，最终发现银河系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亚原子能让一个个星球都灰飞烟灭，整个银河系开始瘫痪。这时期，距离美国第一次核实验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

显然，尽管这时候有些人意识到了核战的威力，导致末日的威胁，但很少有人生动刻画一场核打击，而是将核战争放置在遥远的未来、遥远的太空。科幻读物《新奇故事》的编辑就直言，自己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并不全懂。
核威胁，就像遥远的海市蜃楼，读者们可以看到末日场景的“整片森林”，但对世界如何被核摧毁的细节不甚了了。

（科幻作家、《新奇故事》杂志主编约翰坎贝尔）
变化发生在1938年，这可以说是科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坎贝尔成为《新奇故事》新任主编，以科学为主导的科幻创作开始流行，这时候关于核能的故事开始见诸报端，以至于原子弹在广岛与长崎爆炸时，很多读者都觉得已经见过了。1940年《新奇故事》发表了海因莱因的《爆炸发生》，其中预言核能工厂会对地球产生威胁；1941年罗伯特·海因莱因发表于《新奇科幻》的一个中篇小说，则预言美国将被拉入二战，并制造出一种核武器用来结束战争。

（美国首次核试验）
1942年刊发的莱斯特·德尔·雷伊《提心吊胆》，讲述了一个核工厂的爆炸——能够消灭五十英里内的一切东西。
不难发现，科幻预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在变得越来越近。终于在那一天，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罗以南测试了一枚15-20千吨的核武器。核时代，真的开始了。
威慑纪元：军备竞赛与反核运动的“掰头”
1945年，两颗原子弹宣布了二战的终结，核战争开始作为科幻主题，贯穿整个冷战期间的核威慑纪元。
1949年，苏联引爆了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二个研制并成功试验核装置的国家，从此美国就不能再将核武器作为进攻型战争的工具，于是，核威慑力量形成。在物理层面，核武器作为威慑的军事工具，足以以一种攻击的方式威胁对手。在心理层面，只有存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意愿，才能保证威慑的成功。从这个角度看，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意愿，才让威慑变得可信，同时也让核威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场围绕核的军备竞赛展开了。美苏为主的世界开始你追我赶，1949年苏联刚引爆了代号为“第一闪电”的核武器，美国就在1952年测试了极具破坏性的“超级炸弹”氢弹作为回应。四年后，两国都测试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军备竞赛上升到一个可怕的新水平。到了60年代，美国已经开发出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系统：带有核弹的远程飞机、陆基洲际导弹与配备核弹道的核动力潜艇，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摧毁这三个系统。

（苏联的“沙皇氢弹”）
“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有核时代的开启，让科幻作品对核战争与核武器的关注理所应当，作家们开始释放想象力。
这个过程中，则出现了以科幻作品为载体，政客代表的政府与作家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对核战争的不同看法。
对于美苏政客来说，普遍信念是——核战争可以打赢，将核威慑看作一种非常管用且可信的威胁手段，希望大力发展核武器。一些将核武器描绘成技术奇迹、将核军队形容成超级英雄的科幻作品，开始与之应和。
伊格尔顿坦言，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招兵海报和广告中利用科幻小说的比喻，并向科幻娱乐节目的制作人提供资助，他们希望这些娱乐节目改善美国的形象，进一步实现美国军方的目标。
1952年的科幻电影《入侵美利坚》，就赞扬了美国使用核武器，对入侵者进行报复，在敌人的国土上投放了三倍炸弹。1958年，海因莱茵写了一个广告，为美国地面核试验辩护；又创作了《星河战队》，用华丽的文字虚构了一种非常不错的美国海军服役生活，这引起了许多读者和科幻迷的愤怒，迪恩·麦克劳林形容它是“一本书那么长的征兵广告”。

然而美国军方却十分喜欢《星河战队》这样的作品，不仅将它列入了海军陆战队的阅读清单，还要求研发小说中描写的许多武器，比如红外探测仪、核手榴弹等，1961年美国还力排众议建立了《星河战队》中所设想的精锐地面部队。
尽管这类科幻作品展现了军队的英雄主义，并吓唬公众以支持大规模的军事竞赛。但实际上，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威胁”，对核武器跟灭亡的恐惧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社会层面，1946年联合国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处理核武器问题，呼吁彻底消除核武器。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和许多顶尖科学家都发表宣言，警告和战争的危险，并敦促各国和平解决争端。到了1958年，英国核裁军运动开始，其标志也成为最广为人知的反核标志之一。1982年，一百万人聚集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支持核冻结运动，这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核活动。

大众对于核威胁的悲观和担忧，让核恐怖情绪开始弥漫，许多科幻作家也感同身受，他们对核军备竞赛的后果深感忧虑，其人性的光芒也反映到作品当中，核战争题材大量涌现。
一方面，创作者们用预言来警示核危机的到来。
沃尔特·米勒，在长篇小说《莱博维茨的赞歌》预言了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之后的世界，并获得了雨果奖最佳小说奖。那里，地球因核毁灭了两次，作家这样解释核武器的使用，“无知可以成为免罪的理由，却不能成为免罪的借口，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罪过”。艾萨克·阿西莫夫在《请用S拼我的名字》中，让主人公把自己名字Zebatinsky中的Z改为S，从而让地球避免了核战争。

阿瑟·克拉克在《遥远的地球之歌》中不无预言地写道：20世纪的人会自豪地标榜自己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就，他们征服了天空，释放了原子能，发现了生命的基本规律，掀起了电子学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为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础；最惊人的是，他们探索了太阳系，并首次登上了月球。但20世纪还有一项超越一切的创新，乍一看那么无害，那么远离俗务，却在短短五十年后化作了广岛上空一朵蘑菇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对这个发现毫不知情，漠不关心。然而不知不觉之间，朝向末日的倒计时已经缓缓启动了。

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对于核战争伤亡画面的描写与呈现，击穿了大量读者的心脏，既让他们对于核的恐惧因释放而得到安抚，又强化了反核的信念。
其中有些是用恐怖形象来“危言耸听”，比如《原子怪兽》中因核爆炸、核辐射而出现的怪物，《X射线》中因核爆炸而导致蚂蚁基因突变；有的则通过现实主义写法来叙述核战争，比如内维尔·舒特的小说《海滨》，原本打算写一个荷战争中求生的故事，最后了解到放射性物质的扩散，将情节改为放射性物质飘到了澳大利亚，一部分人不得不服下毒药自杀，导演斯坦利·克雷默则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海滨 On the Beach (1959)》，获得了第32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小说《世界之战》也被搬上了荧幕，面对外星人的入侵，美国军方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但对火星人毫无抵御作用。

雅克·巴尔贝里在超现实科幻小说《残酷世界》中，这样形容核末日的场景：
战争结束后，硝烟背后是一个血流不止、千疮百孔的地球。人们再次发现自己患上了种种恶疾：癌症、麻风病、糖尿病。他们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猛拽着，就像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被拖行的狗。
许多人对辐射过度恐惧，坚信自己此后再也不该摘下它们。透过护目镜的镜片，我们如今终于可以观察到血肉有着确凿无疑的腐化痕迹。
有着卓绝远见的人迅速藏身于深埋地下的核避难掩体里。等所有的入口都被关上，最后一批对防护无比狂热的人就被锁入古旧的掩体中，若有需要，他们还会藏身于废弃核工厂数米厚的混凝土墙后。

既然军方政客们与大众和科幻作家们对核的态度如此不同，于是，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就觉得《原子怪兽》是在碰瓷，认为氢弹不应该为每一个特殊事件负责，包括被打扰的海洋怪物。美军拒绝资助《海滨》电影的拍摄，甚至希望限制这部电影的上映，只因为创作者把核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军。
当然，与著名的反核电影《奇爱博士》相比，上述电影惹怒军方的程度只能算是小儿科。1963年斯坦利·库布里克拍摄的电影《奇爱博士》，将美国空军将领描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派轰炸机去摧毁苏联，而苏联则威胁将按下核装置，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体。为了避免核战争，一群人开始给疯将军收拾烂摊子……据说，《奇爱博士》的公关人员邀请美国空军人员来查看电影布景后，空军就威胁他们要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剧组的战斗机飞过某空军基地，也被勒令迫降。

坎贝尔作为《新奇故事》的主编，也被警告禁止传播关于核战争、核试验的信息，1948年的时候，坎贝尔向作者明确表示——“不再需要核毁灭的故事了”。
但是，关于核威胁，真的只是创作者们的危言耸听吗？事实上，虽然冷战期间并没有发生人们极为恐惧的核战争，但核军备竞赛导致的威胁却从来没有因作家的笔而停止过。
1957年，为英国的核武器计划生产钚和其他材料的核反应堆Windscale，出现了事故，反应堆的铀填充石墨芯着火了，大火燃烧了两天才彻底平息，但放射性云已经蔓延到英国和欧洲，政府不得不禁止从受影响地区出售牛奶。有科学家估计，Windscale大火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可能导致约240例癌症病例。

更著名的一次事故则是切尔诺贝利。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所产生的辐射相当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数倍，污染了数百万英亩的森林和农田，预计有数千人死亡，多达七万人严重中毒。
1991年，冷战结束。漫长的核军备竞赛中，预言核末日的科幻作品，可以说是激发了人们的末日意识，对反核运动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后冷战时期：式微的末世意识与抬头的核威胁
冷战结束的三十年后，核威慑依然是维持各国和平的核心手段。但大家想必已经发现了，核威慑的成功率似乎不再坚如磐石。前面说到，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且有意愿进行核威慑，那么这个威慑才是可信的、成功的。
然而，全球的核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一方面，保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尤其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严重打击了自信，开始重新推崇强硬铁血的男性气质，《钢铁侠》等超级英雄影片，无不展现了对先进武器的推崇，并且把军方塑造成非常正面的形象， 2019年，美国甚至退出了《中导条约》(INF条约)。这些都说明战争风险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核威慑的前提是意愿。而目前，去核、减核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道德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理智的领导者是不会冒着全面战争的风险使用核武器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结束核武器威胁，这些都使得核威慑的效果大大降低了。
这时候，科幻作家如何表达对核世界的想象？需要说明的是，科幻流派的日趋多元，使得归纳跨时代的共通特性变得不再可能，强行总结也失之偏颇。所以，我们不妨选择一个更加细分的视角，去看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想象关于核的未来。
提到中国科幻，《三体》自然首当其冲。在《三体》中，对核武器与核战争，就有着从狂热、到反对，再到希望的发展历程。三体危机出现后，人类“面壁者”将核技术作为破壁的关键；大低谷时期，利用基因工程和核聚变的能量，集中大规模生产粮食，全世界才不再挨饿；最终，在人类逃亡计划中，核聚变技术作为恒星际远航飞船的关键，成为全村的希望。
《三体》中的一位核能博士说道：“费米和奥本海默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广岛和长崎之后，第一代核武器研制者们大都在忧郁中度过了后半生，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知道人类的核武器现在的使命，会很欣慰的。”

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的韩松，在“轨道三部曲”中，让核能源成为火车、地铁和高铁的动力源，在未来的城市里，核袭击尚未发生，由核火驱动的城市与轨道，再造着社会的版图，也重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王晋康在《新安魂曲》中，想象了一场基于爱因斯坦“宇宙超圆体假说”的环宇航行，借由受控核聚变技术，人类得以乘坐着搭乘光速飞船，穿越宇宙热寂，把文明传播到下一个宇宙。
何夕则在《达尔文陷阱》中，让角色表达了对核武器不受限制的忧虑，认为人类越过了“造物主的防线”——人类对付狮虎等异类用的不过是猎枪罢了，而对付同类却动用了原子弹这种来自地狱的武器，这一切的根源都出自达尔文发现的那个自然选择。自从越过造物主的防线之后，加上人类的参与，谁也无法预料进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
概括来说，随着深空探索的进展，靠核能源向外太空“外卷”、而非将核武器对准蓝星，似乎成了较为公认的一种核未来。
无论哪一种想象，都不可否认的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迎来了新的核时代，正处于人类命运的转折点。而关于核武器的预见与幻想，将给予我们理解未来的标尺，以及有益于人类社会演进与延续的想象。
这，应该就是科幻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