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代宫廷称谓与礼仪

现在银屏上清代宫廷题材电视剧令人目不暇接，姑且不论插科打浑、歪曲历史的戏说，其剧中的典章制度、住行服饰特别是称谓言谈，也都是随心所欲，大多与历史真实不符。
　　清代最讲究国法礼仪，官场上的礼度和称谓言谈极有分寸，特别是皇帝或皇太后召见内外大臣，大臣们觐见、奏对，更要遵守礼仪制度。稍不注意就会“失仪”，最轻者也要罚俸(停发工资)，重者还会降级、丢掉官职甚至判刑，因为这都有礼仪规章，觐见皇帝也是六部之一礼部的职掌。但现在大量清代题材电视剧(包括历史小说)中，称谓言谈错误百出。我们常见清代题材电视剧中大臣们觐见皇帝或皇太后，动辄称“万岁”或“太后吉祥”、“老佛爷吉祥”等，是完全不符合清代礼制的。清代文武官员被皇帝或皇太后召见，应一律跪安，汉大臣必须自称“臣×××恭请皇上圣安”或“臣×××恭请皇太后圣安”，满籍大臣则称“奴才”。皇后、妃嫔、满汉大臣无论当面或背后都称皇帝为“皇上”，只有皇太后或皇太妃称皇帝为“皇帝”。清代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例外。如宣统年间，据溥仪回忆：“太后太妃都叫我皇帝，我的本生父母和祖母也这样称呼我，其它人都叫我皇上”(见《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58页)。这不仅因为载沣是监国摄政王，还是溥仪(宣统皇帝)的本生父，否则是不能称“皇帝”的。
　　在旗的满人有时称皇帝为“主子”，但也不会称“万岁”。“万岁”之类是戏剧舞台上的称呼，大臣的口中是根本不会这样称呼皇帝的。在雍正朝，不要说口头称“万岁”，就是在奏折中出现“万寿无疆”、“万岁”字样，也会受到痛斥，因为雍正最讨厌这种阿谀奉承的虚文。清中期以后，皇帝的近侍太监、宫女开始称呼在位皇帝为“万岁爷”，对死去的皇帝在“爷”字前加年号，如“康熙爷”、“乾隆爷”。太监和内务府记录的有关皇帝的档案也标以《万岁爷档》之类。但是，这也是局限于一小部分太监，大臣们是不会这样称呼的。
　　至于“太后吉祥”、“老佛爷吉祥”之类的称谓更为荒谬。皇帝、后妃、满汉大臣和大部分内务府官员、太监，无论当面或背地都称“皇太后”。道吉祥是太监圈里流行的见面问候语，皇帝、后妃、大臣们绝不会用下层太监之间的问候语去称呼皇太后。在清代，只有某些内务府低级官员才会与有地位的太监互道吉祥，以示亲近。至于“老佛爷”，这是清末一小部分近侍太监与内务府官员背地称慈禧的代名词，以示受宠和亲近，但当面是绝不敢称呼的(据记载，也有称呼“老祖宗”者)。同治年间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大臣们为加以区分，在正式文书中会以尊号加以区分，如钮祜禄氏称“慈安皇太后”、那拉氏称“慈禧皇太后”(“慈安”、“慈禧”均为尊号中的头两个字)，背后会简称“东太后”、“西太后”，但也不会在当面或背地称呼那拉氏为“老佛爷”，因为这是为礼仪制度所不允许的。对死去的皇太后，大臣们提到时都要称谥号，如那拉氏，则称“孝钦皇太后”。其实，既便太监们背后称“老佛爷”的也是极少数，一般对东、西两太后会简称“东边”、“西边”，称皇帝为“上边”。“老佛爷”之称其实并不自西太后始，乾隆皇帝因为寿高，当时近侍、太监背后就称他为“老佛爷”、“老爷子”，但大臣们则不会这样称呼。野史记载：纪晓岚曾在背后称乾隆为“老头子”，恰被乾隆听见，欲加治罪。纪氏机智解释才使乾隆转怒为喜。真实与否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大臣们在背后对皇帝也是不能随便称呼的。
　　“老爷子”的称呼一直到清末还存在，如溥仪的乳母就这样称呼他(见《我的前半生》)。
　　对妃嫔，太监称“主子”。因皇帝的妃嫔不止一位，则在前面冠以封号，如对光绪之妃珍妃称“珍主”，瑜妃称“瑜主”，以示区分。书面行文称“主位”。至于对皇子的称呼，也不象现在影视剧中一律称“阿哥”。在清代对皇子的称呼不同身份是有区别的，“阿哥”是大臣们对皇子的称谓，内务府官员和太监一律按皇子的排行称“×爷”。书面行文则按排行称“皇×子”。皇帝之女在未授封公主之前，一律称“格格”。
　　大臣们与皇帝奏对时提到死去的历朝皇帝，也不会说“康熙爷”、“乾隆爷”这样的话，这是近侍太监的语言，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奏对时提到他的父亲乾隆，嘉庆称之为“皇考”，大臣们则必须称乾隆的庙号与谥号“高宗纯皇帝”。清宫档案文书也是如此，皇帝在位时标以年号，死去的皇帝则标以庙号与谥号。
　　另外，常见影视剧中皇帝称大臣的职务，或大臣对皇帝提及他人时称职务或“×大人”，这也不符当时的制度。清代皇帝或皇太后接见大臣，无论地位多高、年龄多大，一律直呼其名。皇帝和大臣们谈话中提到他人，也一律直呼其名。既便贵为亲王，也不称爵位。皇帝或皇太后只有在对他人提及亲王时，才会不直呼其名而称“×亲王”。清代只有个别时期才有例外，如顺治年间对摄政王多尔衮，顺治皇帝不呼其名而称“皇叔父”、“皇父”；宣统年间，醇亲王载沣不仅是监国摄政王，又是宣统皇帝溥仪的本生父，所以溥仪称他为“王爷”。至于同治皇帝的亲叔父恭亲王奕讠斤是议政王，权力极大，地位尊崇，但也只是免除一定的朝见跪拜礼仪，称谓上仍依规章。另外，清朝特别尊重皇帝的老师，为示优崇，往往会称“先生”而不名。如乾隆帝师朱轼，乾隆皇帝非常敬重他的宿学和品德，为示尊崇，特称“可亭朱先生”(“可亭”是朱轼的别号，古人称对方的号即表示尊敬)。对其它大臣，既使年龄再大，学问再深，再有名望，皇帝也是要直呼其名的。
　　就目前所看，在大量的清代题材影视剧和小说中，台湾高阳(许骈晏)的清代系列小说中皇帝、皇太后与大臣们的称谓言谈，基本符合当时的礼仪制度，不误人子弟。
　　清代题材影视剧中，还经常有皇帝接见大臣谈话的场景，但无论其形式、地点、服饰乃至谈话方式都不符清代礼仪制度。这就给观众一个错觉，以为清代皇帝接见大臣谈话极其随便。
　　清代除国家大典朝会，皇帝接见大臣有两种方式：召见(俗称“叫起”)和引见(俗称“递牌子”)。清代大臣奏事，分折奏与面奏，大臣可以请求皇帝陛见，皇帝需商议军国大事，就要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另，被任命的够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也必须在出任前觐见皇帝，被称之为“引见”。
　　清代除登基等重大庆典在太和殿举行，皇帝临朝议政一般在乾清门，临时设宝座、御案等。但召见和引见官员却不在此。召见多于养心殿东暖阁，引见多于养心殿明殿。其它如承德避署山庄、圆明园等处，随皇帝巡狩、避暑而定。如影视剧中地点多模拟太和殿召见和引见，则是不符当时习惯的。
　　召见须由亲王、御前大臣、领衔军机大臣轮流带领大臣们去面见皇帝。引见须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现在影视剧中或见皇帝与大臣平起平坐，或站立谈话，这在当时是绝不可能的。召见或引见官员，须先由奏事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其名，并领进屋内，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口称“臣×××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必称“奴才”，起立后走到皇帝所坐木炕前，在预设白毡垫上下跪，皇帝问即答。多人参加召见，只能由领衔者回答，别人不能插话；被召见人也不能相互说话，只有皇帝问到方可回答。不像现在影视剧中给人印象似乎是在开讨论会。召见、引见无论时间多长，官员自始至终必须跪奏，直到皇帝允许“跪安”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以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节，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光时议政王恭亲王、监国摄政王醇亲王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
　　跪奏时大臣们与皇帝的对话极其简明扼要，不像现在影视剧中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因为说话越罗嗦，跪的时间就越长。我们现在看清代档案召见记录，一般皇帝问话较多，大臣回答简而又简，几乎没有废话。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清代大臣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语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不须上(皇帝)再问”。而且都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70，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贵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慈禧做寿前也每日练习三次下跪。不少大臣常因跪之太久，腰酸膝痛直至病倒。所以跪奏时绝不会长篇大论。
　　另外，清代题材影视剧中召见场面皇帝与大臣往往光头、便服，这在清代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大臣进见须着常服补褂朝珠，戴红缨官帽。皇帝也是常服袍褂着冠。常服是皇帝在宫中正式场合所穿礼服，用为处理一般政务或召见大臣。官员亦如是，按清制穿错朝服最轻也要罚俸一月，因为这是清代制度所严格规定的，即以天子之尊，亦不能违背。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无论召见或引见，太监、侍卫等均不得在屋内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