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小说 真实与神话

◎文/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
译/ 黄荭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极少会对自己所实践的艺术没有看法。事实上，这种情形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有时小说家会装作或宣称自己没有想法。他知道，装作一副没那么聪明的样子，对自己会更有利。尤其是身处当今这样一个世界，娱乐文化大行其道，而思想遭到挤对。然而，文学虚构总是伴随着一种观念。当然，不同情形下，二者之间呈现截然不同的对话形式。有一些小说产生于一个观念。也有几个观念都源于一部小说。没有哪位作者能对这一过程完全无动于衷，毕竟他是参与其中的第一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为什么最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往往是小说家自己。他们的小说观首先存在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为了创作这些小说，他们必定曾在某个时刻怀有某种小说观。不过他们也可以在别处阐释：讲话、署名的应景文章、或长或短的评论当中，都可能见到作者表达他的观点。在我们自己的文学界，尤其是在法国，这样的现象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毕竟，对于浸润在悠久的法国知识传统里的我们而言，一位优秀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这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说到外国文学，出于一种愚蠢的偏见，一种文学看上去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不会觉得它也有独属于自己的思考。就好像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小说未经思索，自发产生，未曾受到任何观念的支配。
当代中国文学正是这样的典型。30多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译介到法国，当代中国文学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我们阅读当代中国小说，然而，虽偶有例外，通常而言，我们极少考虑到中国文学的小说观念。中国文学当然并不缺少小说观，中国作家正是中国文学小说观的最佳代言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最新出版的法文版《发现小说》（阎连科著）特别值得欢呼的原因。阎连科是中国这个疆土辽阔的国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本书记述了一位小说家关于小说的思考，世界上有类似雄心类似性质的书单并不长，除了这本《发现小说》，书单上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新近面世的库切的《从阅读到写作》，以及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如果说有此必要的话，这样一部著作证明了中国小说也在思考。更确切地说：它也在跟世界文学进行着一种真实的对话，它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斧砍天空
《发现小说》首先是一部应时之作，一种介入性的阐释，这本书首先应从这个角度来阅读。不仅在中国国内，在国际上阎连科也被视为一流作家，2014年获得卡夫卡奖，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阎连科自愿加入某一类中国作家之列，从鲁迅到莫言，也包括韩少功、李锐等人，对这一类作家他不吝赞美之词。但他也不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某一方面进行严肃批判，且这一批判看上去极为公正：一些作品要么出于惰性，要么出于利益，不仅听任利益的摆布，而且臣服于文化资本主义的商品法则，因此在他眼中加倍地失去价值。
由此，阎连科对他自己的创作展开了生动猛烈的批判，指出创作如何一度甘愿受到诱降，如何炮制一些无关痛痒的故事，作品的成功掩盖了其本身的空洞与平庸。顺便强调一点：阎连科所描述的现象，势必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如果西方读者认为这一现象不会影响他自己的创作，这会是一种极大的天真或者说是一种狂妄；毕竟，恪守“政治正确”、服从文化市场强加的商业规范，在阎连科身上也产生了几乎是一样的作用。
“21世纪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小说会是什么样？该是什么样？”要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答复，就必须重新审视小说里的现实主义这个老问题。阎连科自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他想要回顾现实主义的历史以便对现实主义的当下形式进行区分。他提出，强势的控构现实主义或世相现实主义对生活的表现是肤浅或虚假的，有必要以另外一种小说观与之抗衡。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能理解小说的谱系。
阎连科对此进行的阐述让读者感到震撼，他极富创见，具有强大的概括能力，自由穿梭于中西方文学之间。他解释道：古典作家遵从一种“全因果”法则，根据这一法则，情节的发展必须事出有因，对现实采取一种系统连贯的表现方式，从而展现与阐明现实意义。随卡夫卡而生的现代小说，树立了另外一种小说观，即阎连科所谓“零因果”法则支配下的小说观：因果分离，滋生出荒诞感，小说自身内部仅呈现为一种“黑洞”，消解了一切意义，让读者瞠目结舌。这两种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阎连科认为，应该同时超越这两种观念，取第三条道路——“半因果”之路，既是前两者的折中之道，又让开创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成为可能。
“神实主义”
阎连科给这条新道路因“内因果”而取名“神实主义”。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会让法国读者着迷，有时也会让他们有点困惑。首先，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阎连科当作榜样且在中国取得显而易见的重要影响，但马尔克斯所开创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未能在法国真正发展成一种流派。其次，我们不能将小说史用一个简单的术语进行概括，且无论这一术语有多么巧妙，这样一种尝试必定需要补充更多的细节，也肯定会立刻激起诸多驳斥。
这都不重要。所有这些，阎连科心知肚明。他很清楚，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所演绎的推理属于“把浑然天成刀劈斧砍成零七碎八”，这一意象很美妙，我不知道是中文本来就有还是他自创的。一种小说理论既然出自小说家之手，就从来不是客观与中立的。它旨在伴随、解释小说家自身创作并证明其合理性。我们正应该从这个角度去阅读它。
也许现在到了整体把握阎连科创作的时候，三十余年来他笔耕不辍，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作品。在他笔下，既有中国读者读不到的讽刺和颠覆性作品，也有《我与父辈》这样感人肺腑的自传篇章，我们很难想象所有这些作品出自同一位作家、同一个人之手。
《发现小说》正巧跟《耙耧天歌》同时译介到法国。《耙耧天歌》自然例证了《发现小说》里所提倡的“神实主义”。这本小说讲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寓言，具有永恒普遍的价值：一位母亲生了四个痴愚的儿女，含辛茹苦要为儿女们婚嫁，最终发现要牺牲自己——确切说是要献出自己的骨头，才能让儿女们好好活着。故事跟《日月年》可做类比，在《日月年》中，阎连科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在一个遭受旱灾饥荒的村庄，村民纷纷逃难出走，这个老人决定留下来种一棵玉蜀黍，结出的七粒种子重新给那片他守护的悲怆土地带去了繁荣的希望。这会让我们想到季奥诺的《再生草》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但是，阎连科捍卫的“神实主义”也许是在他那些更磅礴的小说中得到更好的体现，那几部都已有法译本，让我们联想到莫言或大江健三郎最恢宏的几部代表作，记录了中国经济飞速疯狂的发展。
现实如梦似幻。因为只有梦幻才能表达何为现实。阎连科用精妙语言描绘的中国景象拥有梦幻赋予的一切表象，这些景象重新承载了古代传说的积淀，让其焕然重生。寓言与编年史融为一体。所谓“神实主义”，阎连科在《发现小说》里做了阐释。即：“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不过，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是今日还是昨日之小说，一切小说的使命难道不正是回应不可能的真实向其发出的召唤吗？
（注：本文作者菲利普·福雷斯特，法国知名学者、作家。曾获法国艺术文学军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学术专著有：《菲利普·索莱尔斯》、《加缪》、《原样派史话》、《大江健三郎》、《终于，荒木经惟》、《小说，真实》等。文学作品《阿拉贡》获2016龚古尔传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