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清代衣饰裘皮之旧事

身在东北，并不难见世人以穿戴貂皮为好的风尚，乡野间不乏养貂售皮的农户，街头上也多是披着兽皮的过客。有人说东北人不惜重金买貂、穿貂是受了清代旗人社会奢靡风气的影响，也有人明里暗里的借此事来讥讽当下东北人的虚荣与奢侈。这样的话头总会给人“讹乱纷纷，难耐一一读”的感慨，于今不妨就此闲说几句旧事。

风靡千载挹娄貂

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族系）确实有着相当久远的衣饰裘皮之俗，《后汉书・东夷传》称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彼时以裘皮为衣也算得上是一种“因地制宜”的选择。金太宗时，曾长期滞留金国的宋臣洪皓在其《松漠纪闻续》中称：“北方苦寒，故多衣皮”，宋、元间成书的《大金国志》也有“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之说，不难看出这种看似奢侈的习俗风尚，实际上来自于适应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

（画卷中的女真人形象）

肃慎族系作为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游猎族群，虽然从考古学遗迹中可以明确看到农耕生产的痕迹，但并不能以之否认渔猎生产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重要比例。频繁的狩猎活动自然会出产数量可观的毛皮，稀薄的人口密度和丰富的野生物产环境，更使得这里理所当然的成为使用毛皮、出产毛皮和输出毛皮的所在。三国曹魏景元三年（公元279年），挹娄一次输入中原的商品中便有貂皮400张。编撰《魏略》的史家鱼豢，曾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明确记载挹娄 “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可见，早在千年前“挹娄貂”便已享誉中原。

（画卷中的女真人形象）

唐时，素有“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更是长期将貂皮作为贸易品输出于唐与日本。辽代属于肃慎族系的黑水H五国部女真“岁贡貂皮65000张”。曾有学者统计，明万历年间辽东马市半年（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间）的貂皮交易量高达47243张，而同一时期的朝鲜史料中则有一张貂皮可换耕牛一头的市值记录，貂皮作为明末女真社会贸易商品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繁杂林总的裘皮类别

如此庞大的毛皮交易量与市场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中原士人是有着裘服矜富夸贵之风的。考察先秦文献的记载，裘皮服饰在很早的时候便具备了一定的礼制特征。《诗经》有“羊裘逍遥，狐裘以朝”之句，《礼记・玉藻》中称“表裘不入公门”、“童子不裘不帛”，而《晋书》中的“缓带轻裘”则成为后世描摹儒雅风度的点睛之笔。在清代以前的中原文化背景中，裘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只不过，当这种物化的象征遇到素有衣饰裘皮之俗的统治者，便开始趋于极致了。

（传为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南朝陈文帝裘服像）

见于记载的古代裘皮种类名目繁多，大约可以粗略的分为貂裘、狐裘、鼠裘和羊裘四种，其中狐裘和羊裘较为传统。狐裘约略有火狐、沙狐、草狐、青白狐、玄狐、金银嵌、倭刀等类别；羊裘有珍珠毛、麦穗、黑紫羔、青种羊、草上霜等区别，尤以羔皮为佳品；貂裘有紫貂、银貂、丰貂、金貂等名目，总体属于上乘之品；鼠裘则泛指鼬科动物之毛皮，大约有银鼠、黄鼠、骚鼠、灰鼠、青鼠等等。

清代裘皮的种类更是随着满洲人的统治而得到极大丰富，虎、豹、猞猁狲、獭乃至禽类的毳毛都被纳入裘皮衣饰之中，若是再区分以产地、外观、制作工艺或取皮部位、动物年限等特征，则实在是难以尽述。清代裘皮的质量有粗细之分，这种区别不仅仅意味着价值的多寡，更是一种身份的区分。上乘的貂、狐、猞猁狲、银鼠、海龙（海獭）、虎、豹、羔皮等为细裘，为皇室及文武百官穿用。鹿、狼、猪、羊皮毛等为粗裘，为宫中底层杂役或平民百姓所用。

何以制裘?

裘之制者毛在外，而清代满洲人对动物毛皮的穿用是不局限于此的，作为请入关前重要的服饰面料，毛皮有着较为广泛的使用范围。比如可以毛朝外制成端罩，毛朝内挂上外罩做成皮袄或皮袍，又可以之制成官员跪拜、坐班时使用的坐褥。小一点的物件，则可以用裘皮制朝服的披领、暖帽的折檐，或以镶边的形式镶嵌在袍服之上。

（皇帝端罩实物）

端罩本是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满洲人冬季御寒的必备装束，是一种无领、对襟、长及膝（请入关前亦有短款，似同于后世之马褂）、毛朝外的皮衣。入关后因生活环境的变化，端罩退出了满洲人的日常生活，进而演变为一种礼服成为国家冠服制度的一部分。康熙朝以降，朝臣文官三品以下、武官二品以下、蓝翎侍卫以下人等均不允许穿用端罩。

（清末民国时期的皮袄）

（雍正银鼠皮吉服袍）

（“四出风”貂皮褂）

与端罩倾向于礼服的地位相对应的，是一种与裤搭配穿戴的不太正式的衣服―皮袄。皮袄的式样更接近于皮袍，均为大襟、毛朝里、外面用纺织品挂面，装饰上多设滚边。只是皮袍要长于皮袄，袖端设有马蹄袖。顺治元年（公元1644），遇海难漂流到图们江北岸的日本商人竹内藤在其《鞑靼漂流记》中描述了他在北京见到的穿戴习俗。

“鞑靼人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怕冷，在他们身上，里面穿着衬衣，然后套上薄薄的棉衣，棉衣的外面是皮衣，皮衣的毛朝里面，外面用绸子做面。大臣穿天鹅绒（注：禽类的毳毛）的衣服，这种毛皮的颜色是灰鼠色，毛绒非常柔软细腻。大多数的人穿羊皮的衣服。人们都是上身穿皮袄，下身穿棉裤。”

可见这种毛朝里的皮袄才是当时满洲人日常穿用的御寒上衣，而并非如今街面上常见的华贵貂裘。

如果说将不同品种、不同花色的皮毛拼接在一起是一种集腋成裘、化零为整的艺术，那么用质地较好、价格高昂的毛皮作为滚边镶嵌在衣服上，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讨巧的手段了。清代以裘皮镶边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皮袍、皮褂内里用一种皮毛，在边沿处镶嵌以品质更优的裘皮，在不影响美观尊贵的前提下节约一部分成本（当然，帝后的镶边皮袍不在此例）。二是在一些较薄的棉服四维镶嵌以裘皮，主要起美观的装饰作用。又依清代规制，百官各类服色的更换有着严格的换季时令，冬季时身在南方温热地区的官员们，往往要穿戴这种镶边的衣物来恪遵改穿次序。而这种在朝服上进行镶边的行为，也曾被朝廷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如清乾隆三十年规定“武三品以下除职掌大臣及一等侍卫外，不得用缘貂朝衣”。

（康熙皇帝貂镶海龙皮朝服袍）

（镶貂皮夹马褂）

等级森严与礼崩乐坏

在中原封建等级社会体制内，服饰因具有直观、强烈的外在表现作用，长期被赋予着区分穿戴者身份地位的标识作用，正是贾谊之所谓“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也。清代的服饰等级制度也因循于此，在服饰制度上有着一道道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的条律。其中关于以服饰材质体现身份等级的内容，对如何衣饰裘皮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礼服中的冬朝冠皮檐的质地有黑狐、薰貂、青狐、貂尾等，等级越高皮质越好。其中皇帝用黑狐、薰貂；宗室勋贵、文武一品官员用青狐、薰貂；文官二三品、武官二品、辅国将军等用薰貂、貂尾；余下文武官员、世袭勋贵等俱用薰貂。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

（冬朝服冠）

前文提及的端罩因毛朝外制，似乎是最类似于当下貂皮外衣的裘皮服饰。清制，皇帝自十一月朔日（阴历十一月初一）至次年上元（阴历正月十五）穿用黑狐皮端罩，其余时间穿用紫貂皮端罩。皇太子用黑狐皮；亲王、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用青狐皮；皇子、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用紫貂皮；民公以下、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及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用貂皮；一等侍卫用猞猁狲皮间豹皮；二等侍卫用红豹皮；三等侍卫、蓝翎侍卫用黄狐皮。清人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称：“然道咸以来，京官之翰詹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可见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世人对时尚奢华的追求也总归是要在礼制的范围内进行的。

（元青仙鹤纹皮补褂）

毛朝内的皮袍、皮褂、皮袄的使用虽然要更普遍些，但跟据清福格的笔记《听雨丛谈》所载，仍有相当细琐的规定。除亲王、郡王外一律不准穿用黑狐皮；文官三品以上可以穿用天鹅绒外貂镶朝衣（即内用天鹅绒、四周用貂皮镶边）；文官四品、武官三品准穿用貂鼠、猞猁狲皮。但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的满洲、蒙古、汉军官员，不拘于品级均允许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狲皮。俗语道“三代宰相家，方知穿衣吃饭”，如何衣饰裘皮这样的规定总非是每个人都能晓得的，乾隆三十九年皇太后八十三岁寿辰时，有个花钱捐了个五品虚衔的皇商范清济穿着一件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穿用的貂皮朝衣前去贺寿，却不料因严重僭越违制被从重罚俸六个月。想来在纲纪尚存的大清王朝，还真不会有满街土豪争相穿貂炫富的景象出现吧。

不分等级的使用裘皮衣饰是封建社会礼制崩溃、世风日下的表现，清末贵胄唐鲁孙先生曾经在其文中称“两宫既出，京师无主，抢劫之风大盛。贫儿骤富，衣饰穿著，皆不知所云。秋风普起，已裘狐满街”。寥寥数笔所勾画出的，实在是一副写实的白描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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