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正处在最好的时代

艾丽斯·门罗曾经不无自嘲地说，短篇小说作者徘徊在文学的大门之外，总是不得其门而入。这应该是她实证实悟得出的结论，不妨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篇小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高光地位。这个结论放到当下中国应该也是非常贴切。从长篇小说写作与出版的角度，或许我们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一个“膜拜长篇”的时代。
梳理一下2012年以来这五年的长篇小说出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关注与总结：
一是作者队伍构成方面：“50后”、“60后”一代作家仍然保持了强劲的活力与雄厚的实力，而“70后”、“80后”一代作家已经崛起，成为长篇小说创作队伍的中间力量。“50后”、“60后”一代作家，我们先后出版过刘庆邦的《黄泥地》、叶广芩的《状元媒》、宁肯的《天·藏》《三个三重奏》、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范稳的《吾血吾土》等重头作品。“70后”作家迄今为止创作的比较有影响的能够代表他们本人目前最高水准的长篇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我们出版。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鲁敏的《六人晚餐》、付秀莹的《陌上》、马笑泉的《迷城》、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乔叶的《认罪书》，包括即将出版的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等。长期处在文学与市场的夹缝之中，相对被遮蔽被冷落的“70后”一代作家凭借他们一部部后劲十足的力作，已经走到了当代文学的前台与中心位置，在文学代际更新的链条上，“70后”终于成为无法越过的重要一环。应该可以乐观地做个判断：经过漫长的准备期，“70后”作家已经具备成熟的创作技巧和厚重的文学内涵，已经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二是海外作家的创作已经成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绕不过去的存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白。这五年中，我们先后出版了张翎的《睡吧，芙洛，睡吧》《流年物语》、袁劲梅的《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陈河的《甲骨时光》、李凤群的《大风》、戴思杰的《永声树》等。写作无非是两件事：写什么，怎么写？展开来说就是提供什么经验，用什么方式书写经验？在这两个方面，海外作家的风格和特质异常鲜明，得以与国内作家区别开来。总的来说，他们的写作个体性极强，既不属于某一机构，也没有人扎堆抱团，每个人所思所想所经历的俱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以《疯狂的榛子》中的抗战书写为例，袁劲梅看了上百本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并找到许多去过中缅印战场的老兵做访谈，一笔一画勾勒出平民战士的形象，用一个个“无一处无来历”的细节精准还原出战时的氛围与战争的场景。相比国内作家笔下经常是大而无当、面目不清的抗战书写，袁劲梅的方式笨拙然而可靠。
三是正面强攻式的直面当下现实、回应时代重要主题的写作有突破性的进展。2017年年初我们推出了周梅森《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在反腐小说沉寂十余年之后横空出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以文学在场的方式，强有力地呼应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作品在同名电视剧播出之前已经取得了7万册的不俗销售业绩。在电视剧播出之后，更是以每日销售10万册的速度10天之内突破百万，成为2017年的现象级图书。
四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注意吸收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脉中的有益成分，以此滋养自己的创作。记得有一年在北京的国际书展上，我特别邀请了五位作家就“中国小说的可能性”展开讨论。会前我请他们分别发给我看他们之前有关小说的见解，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中国小说家的名字，而无一例外地几乎都提到了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波拉尼奥等等。当时我曾经抛给他们一个疑问：作家书写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与他们理解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一致的。我们未必像这些国外作家一样看待世界，为什么一定要学习他们书写世界的方式呢？我的另一个疑问来自中国作家普遍的外语阅读水平及当代外国文学翻译参差不齐的水准。这种转手之后的文学影响中间有多少是属于误读误判或者盲打误撞呢？不过，从今年开始，我看到了中国文学传统影响的回归及文脉的传承。如付秀莹的《陌上》，很多评论家都指出了她清丽柔美的风格与荷花淀派写作的关联。在马笑泉的《迷城》中，他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守正而行，虽万千人吾往矣。一个正道曲行，知雄守雌。这两个人物显然是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获得了灵感。作品中大量讨论书法的段落，以书道映射人心，言谈往复之中，自饶蕴藉之气。而弋舟的《我们的踟蹰》，从书名到立意都是直接从汉乐府《陌上桑》中化出。任晓雯在《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一文中这样写道：“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的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好在繁复的欧式长句早已被消化干净。我此刻需要做的，是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尤其注意动词。名词决定了描述的丰富，动词则决定了生动。”很清晰地描述了这种转向的过程。
说到长篇小说的出版，我喜欢用两个比喻。一是长篇小说因为其对人类审美经验的具备广度、深度与难度的表达与书写而成为出版的“骊龙之珠”。长篇小说正是文学出版甚至可以说是出版的骊珠，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另一个比喻来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电影主人公安迪从监狱中破墙而出，其间要爬过一段漫长幽暗、又黑又臭的下水道，看不到尽头，随时可能夭折在半路。在中国做原创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出版，情景与此类似。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这肯定不是这个追求快速成功与变现的时代最经济最实惠的成功路径。当然，值得欣慰的是，如果我们方向正确，又有足够的忍耐与坚持，隧道那头最终还是会透过一线微光，导引我们满怀希望，继续前行。来源：文艺报 韩敬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