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严歌苓，编剧思维是基石也是束缚

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芳华》海报

●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歌苓的小说创作都是从“核心事件”开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好莱坞编剧思维。

● 我们看到大历史在严歌苓的“故事核”里穿行而过，却无法驻足，真正遗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经典的戏剧情境：关于选择，关于牺牲，关于交易，关于背叛。

● 拧成一股绳的向心力叙事固然十分吸引读者，能让他们目不转睛，但也会因为过度明确的叙事方向，而丧失某种自反性与辩证性。事实上，严歌苓的近期创作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流畅的、光滑的、没有毛边的历史叙事，没有任何冗余与漫溢，到处都是精心剪裁的规整。

小说 《芳华》 的英文标题是“You Touched Me (你触摸了我)”———简洁的过去时态，仿佛不经意间提起的陈年小事，雁过无痕，不见波澜。说得这么平静，倒不是因为往事皆已随风，而是因为放不下，太沉重，重到压迫呼吸。开口之前，心中纵有千头万绪，却不知从何讲起。对于芳华般的青春岁月，严歌苓有怀念，有疼痛，也有忏悔，过往种种沉淀发酵，终于笨拙地酝酿出一句短促的告白：You Touched Me。

严歌苓向来偏爱奇闻轶事，但这一次，她变得平实而质朴，质朴如这个语法极简的英文标题，因为她面对的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是不需要历史调查就可以信手拈来的丰满细节。从小说行文就可以看出，她想要拨开那些修饰语的迷雾，让语词回归至本义，回归至最质朴的叙事状态：芳华落尽见真淳。小说开始得很轻，王府井大街上，一场仓促的重逢。人群中惊鸿一瞥，“我”竟然认出了那张曾经怎么也记不住的路人面孔：刘峰，文工团的模范，40年前因触摸女兵身体而轰然倒塌。

严歌苓就是这么直奔主题，亮出底牌，这是她的一贯风格。《芳华》 甫一开篇，“触摸事件”就被不断讲述着，不断强调着，像是在预设一种终将到来的坠落。1977年夏，刘峰因“触摸”女兵林丁丁的身体，被当作耍流氓，下放至伐木连。这无疑是刘峰的命运拐点，也是芳华凋落的开始。《芳华》 如此开门见山，而且不断强调小说的“核心事件”，这似乎是在有意制造一种事件强度，就像一颗等待爆炸的炸弹，足足地吊起读者胃口。这种写作方式让人联想起美国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经典论断：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当然，扣人心弦还不够，为了保证这种事件强度，严歌苓甚至要将小说的整体构思全部结构在同一个“核心事件”上。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触摸事件”能否撑得起40年的历史厚度？ 预叙高潮会不会提前透支阅读者的激情？

要理解 《芳华》 的这种写作技术，则必须结合严歌苓在小说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电影编剧，而且是经过好莱坞“认证”的电影编剧。从某种程度上说，严歌苓的小说创作都是从“核心事件”开始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好莱坞编剧思维。在好莱坞体制中，电影编剧必须能够在最简短的时间内、用最精炼的语言向最强势的制片人讲出自己的故事，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使得编剧们必须高效表达，他们的“故事核”必须足够短，却又足够精彩，只有如此，才能把剧本卖出去。说得残酷一点，“故事核”的强度直接关乎一个好莱坞电影编剧的基本生存。正是美国编剧行业的专业训练，使得严歌苓非常注重“核心事件”的戏剧性，那些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梗概”，恰恰是严歌苓小说展开的基石，无论是“妓女换女学生”的残酷献身 (《金陵十三钗》，2006)，还是“归来不识当年人”的失忆创伤 (《陆犯焉识》，2011)，无不是先有故事创意，再填充历史细节。所以，我们看到大历史在严歌苓的“故事核”里穿行而过，却无法驻足，真正遗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经典的戏剧情境：关于选择，关于牺牲，关于交易，关于背叛。

反观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她这种“强事件”的写作方式就显得匠气，过于情节剧化，少了些哲学余味。

好莱坞有句名言：第一幕的手枪必须在最后一幕打响。在好莱坞的工业体制内，电影剧本不允许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废镜头”，不接受任何与主干剧情无关的闲笔，一切都在紧绷，情节的齿轮彼此咬合，就像机器化大生产一样高效。拧成一股绳的向心力叙事固然十分吸引读者，能让他们目不转睛，但也会因为过度明确的叙事方向，而丧失某种自反性与辩证性。事实上，严歌苓的近期创作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流畅的、光滑的、没有毛边的历史叙事，没有任何冗余与漫溢，到处都是精心剪裁的规整。但“历史”毕竟不是人工修剪的结果，它是野蛮生长的，它无法被情节剧的经纬线所编织，因为一旦被编织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叙事。那么，在严歌苓的笔下，“历史”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 在她惊世骇俗的“故事核”里，“历史”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以《芳华》为例，因为一桩“触摸事件”，刘峰的形象从此倒塌，人物命运迅速坠落，急转直下，且永无翻身的可能：下放伐木连之后，刘峰先是失去手臂、装上假肢，后又妻离子散，最终与社会脱轨，罹患癌症、与世长辞。在苦难的轮番考验之下，生命成了一个不断“丧失”的时间过程，只能苟且地活着。

在我看来，《芳华》 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捍卫一种身体经验，严歌苓试图为一种由触觉所开启的感性分配方式进行辩护。整部小说40年的历史跨度，仅用一个“越界”的身体动作就支撑起来，而且始终充满激情，这是严歌苓的过人之处，也是 《芳华》“自传体”的力量所在。其实，在文工团女兵们汗流浃背地练毯子功的时候，在刘峰接过她们的身体并在空中调个过儿再放到地上的时候，“触摸”已经一次次地发生，那分明是健康的、无私的、纯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40年后都背负了共同的情感债务，“我们”必须为当年对刘峰的情感背叛而承受良心的拷问。小说结尾沉浸在强烈的道德负罪感之中，它构成了对读者的内在质询：在你的芳华时代，是否也曾这样背叛过一位朋友？

因此，《芳华》 英文标题的真正妙处倒不在于其过去时态，而是那个一语双关的“Touch”：它一方面指向小说的核心事件，即刘峰对林丁丁的越界“触摸”，是欲望化的身体动作；另一方面则暗示着某种“触动”，某种由身体感觉触发的情绪洪流，这种流动性甚至可以实现跨时空的情绪对接。正如“我”多年后“触摸”到刘峰假肢时所得到的最直接的体验：“大夏天里，那种冷的、硬的、廉价的胶皮感觉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块灼伤。”正是这样的身体感觉，让我们得以穿越历史理性，真正“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

(来源：文汇报 白惠元,作者为青年评论家、编剧、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