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了！民国文人们都许了啥愿？

民国文人的“新年献词”

——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

文｜傅国涌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

胡愈之在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

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禁不住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得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这同样不能表明女性没有梦想。

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

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在144个做梦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况，即使是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未免让编者感到遗憾——

“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智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尽管有着种种的遗憾和局限，毕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做“梦”，这144人的247个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那都是一个个足以跨越时代的梦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为之驻足、为之动情，也让我在回望旧梦时，进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百岁老人、时为《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大同之梦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

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直接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

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

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

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

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

《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

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

“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鲁迅曾以他惯有的笔调嘲讽他们：“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

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们的身体走进了现代，他们的脑袋还留在古代，终究只是传统中人，要成就独立的现代人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

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2003年2月22日、23日杭州

本文摘自傅国涌《百年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