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一滴来自尘世的，透亮的水

文珍：一滴来自尘世的，透亮的水

文珍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单纯、热情、完整无缺，渐渐变得复杂、怯懦、支离破碎。遇到一些人，爱上一些人，忘记一些人。被伤害的同时缓慢成长。构建自身后再竭力保全。然而也可能突然有一天，就毫无征兆地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在最新出版的小说集《柒》中，作家文珍如是写道。
　　契阔。起念。相悦。绝境。坐误。时间。他者。七个无法入睡的漫长夜晚，七面必须独自泅渡的黑暗大海，这位年轻的写作者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好好地存在了七个故事之中。
　　“在前两本书中写遍了残存青春况味的爱情悲喜以后，《柒》似乎是注定要朝着难度更高，也更晦暗难测的人性深处走去。在经年累月的婚姻中爱欲与亲密关系的难以为继（《夜车》《肺鱼》《开端与终结》），对繁衍子嗣的抗拒（《你还只是一位年轻人》），还有林林总总或可冠以‘不道德’之名的情事，猜忌、误会、厌倦、背叛与伤害（《牧者》《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开端与终结》），这些都仅仅是故事带有人间烟火气息的躯壳。它们最终都经由文珍之笔，转换成了对于何为自我，何为爱的本质的问答，这才是《柒》贯穿始终的伏线。”青年评论家刘欣玥这样评价《柒》的写作。
　　一个人如何在世界上成为他自己？小说集《柒》中色调偏冷偏灰的故事，会让人心中有莫名伤感和压抑，就像作家在小说中写的那样，“让我们失望的不光是责任感的损耗和无法改变一切的无力感，也许还包括对于爱，婚姻，和其他种种当年确信之物的无以为继”。而因阅读产生的伤感和压抑，或许就来自读者对小说内在情感的认同，承认自己将在未来生活中无以为继的挫败感。
　　但文珍却将这七个故事定义为“热情故事”：“也有很多人说，这七个故事，其实是热情冷却后的产物。但是，凉白开就算是凉白开，那也曾经沸腾过……和没有烧过的生水是不一样的。正如高温淬炼过的钢，哪怕冷却后也和生铁截然不同。也就是水，就算热情已逝，但它确实真实存在过。或许正因为此，这七个故事大概也关乎时间，关于爱：爱之弥足珍贵，就在于它不会一直都在。”
　　《柒》的问世，让读者瞬间原谅了文珍这些年的沉寂。毕竟，离她前一本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的出版已有三年之久。而最初为她赢得众多拥趸的第一本小说集《十一味爱》，已经出版有足足六年了。
　　但少有人知道，在《柒》的出版之前，也是在获得老舍文学奖和华语传媒新人奖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文珍陷入了漫长的写作焦虑之中。华语传媒新人奖“最具潜力”的四字前缀，出版方在新书腰封上注明的“最年轻的老舍奖得主”，都让这位自称为“敏感病人”的年轻写作者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压力，并渐渐累积成需突破的瓶颈：“它们证明有一些认识不认识的前辈的确对你充满期待，同时会变成来自外界和自我内心的负担，仿佛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证明自己能配得上这个期待。这似乎也意味着必须要更出色才对得起这仿佛提前授予的荣光。”
　　“一旦生出得失心反倒失语，甚而开始自我质疑，但一旦开始自我怀疑，就变成了精神危机。”回首往昔，文珍说那时她在内心不停追问自己：什么时候满足外界的期望竟然变成了自己的目标和动力？写作的初衷何在？最初的乐趣是否已经变味了？
　　用了足足一年多的时间，她才慢慢克服这种不适和自我诘问。在此期间，她主要靠写近似于学术论文的长散文和诗歌渡过难关。“诗歌于我，是离内心最近的一种文体，也只希望和极少的朋友分享；而学术性长散文，则需要做许多繁琐的资料搜集工作，足以让人分心忘忧。打个或许僭越的比方，就好比鲁迅先生也要靠抄碑拓来度过精神危机，而其他文体的写作也是我写不出小说时的救命绳索。但归根结底，小说大概才是我真正感到创造性乐趣所在的文体，本质上我大概还是个写小说的，有人说过连我的诗歌都有某种叙事性。”
　　过往清零，从头开始，需要莫大的勇气。
　　而七个故事最初被写下来，是为了解决文珍自己的个人困惑。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文珍说：“如果一定要说有进步的话，也许是我更加意识到了自我的局限。我一直喜欢书写性格软弱和不彻底、会犯下各种错误的普通人，可能因为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人。相对于残酷的天才相比，我也更热爱伟大的凡人。前者的代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的代表是托尔斯泰。说回主题，难道对日常生活的越轨和挣扎不是小说永恒的母题吗？”
　　在更早的《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一书中，文珍曾有“为一代人代言”的愿望。但是，后来的她，却把这种愿望称为“妄念”。“我是后来才渐渐明白，李敬泽先生在那本书的序言里说‘人类、人类中的中国人们正被纵横交错地切分成众多、越来越多身份的、文化的部落’，而我‘可能为自己选择了一群最难对付的读者’是什么意思。哪怕是同龄人，我们也完全可能分属于不同阶层、兴趣群体和职业族群，因此，勉力为他者代言难免是可笑而虚妄的。”
　　但在写完《柒》后，她又意识到：“放下为一代人代言的妄念，仅仅只诚恳面对自己身而为人的个体困境，依然可能抵达某种最大公约数，因为你首先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吊诡命题，“准备书写这个时代，往往只能写出自己的偏见和局限；而当放弃直接的野心，则可以将自己和身边观察所得，将若干患上时代病的个体样本，勇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许还能引发感同身受者的共鸣。而病理样本价值大小，则视乎于自我剖析的深刻程度。一滴水同样能折射出一个世界，但那滴水首先必须是透亮的，且是一滴来自尘世的水。”她说。
　　“文珍笔下活跃着的众多卑微者，与其说是挣扎在大城市物质生活的压力之下，象征或揭示着某种时代表面的群体遭际，不如说，他们是挣扎在爱的匮乏之中。可能比时代单薄，却比时代更永久。同时她笔力又强健宽阔，遂将‘一个人’和自己的冲突，放到一个某种公约数般的外部世界里去，转化成各种叙事和语言的试验。” 评论家张定浩曾这样剖析文珍笔下的芸芸众生。
　　作为一个不跟随熙熙攘攘写作潮流的写作者，文珍对身处的时代有着自己的解读：“我觉得没有哪个时代是完全属于文学的，哪怕被公认为黄金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哲学、艺术以及商业也都在同时蓬勃地复兴；也没有哪个时代可以完全地摒弃文学的影响，只要斯时斯地还有一些同样敏感的心灵渴望通过阅读和书写来寻找共鸣。甚至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是一时之假相，渐渐回归冷清才是正常的，而近年的短暂回温的各种评奖、读书活动仿佛又太多了一点，尤其是非要把严肃文学和网络文学放进一个影视的篮子里，共称IP，同享资本恩泽……这样反而更凸显出文学之于大众传媒的没落，其实桥归桥，路归路，没必要捆绑在一起。”
　　这个越来越深入内心的小说家，也在更广阔的角度上思考着文学的意义：“前段时间，的确有那么几天我再度觉得文学在现实面前的苍白失语。没想到第二天，自己一首三年前的小诗《乌鸦》突然被一个我不认识的公号转了并迅速被圈内朋友传播，又让我隐约觉得，文学和新闻影视不同，自有其曲折抵达人心、反映世相、记录时代的途径，自己身为写作者，或者并不是毫无用处的。这个喧嚣时世对文学，事实上提供了更丰富的书写可能性。而身为写作者，除了更竭诚以待自己身处的时代和选择的志业，别无他计。”
　　文珍喜欢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他们对待自我和世界，都有惊人的坦荡和无私，对世人也有极大的爱和热情。因此，我也想做一个诚实而始终保有爱欲的小说家——求知欲和好奇心也是爱欲的一种，而写作本身就是爱欲行为——虽然说这是一个合法虚构的职业，但虚构和真正的爱结合，依然可以拥有真实而巨大的力量。这和时代或他者无关，只于一个写作者的自我要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