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只有希特勒那样的坏人才会干坏事吗？

[摘要]不要以为坏事一定是坏人所干，那些芸芸众生的好人，我们的好邻居们也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因缺乏理性、客观和独立思考，从而做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恶行。

尹继武：只有希特勒那样的坏人才会干坏事吗？

希特勒绘画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几千万人因战争死亡，战后的欧洲与亚洲等地成了一片瓦砾场，惨不忍睹。自然，这场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自是罪孽深重。然而，在希特勒出道之初，没有人能想象得到，这个具有艺术家气质和梦想的德国青年，能将世界带入如此的灾难之中。
甚至是，当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的一片欢呼声之中上台执政，而后开始在欧洲大陆扩张之时，西方世界对他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在和平主义深厚的土壤中，对于希特勒存有幻想的绥靖主义蔓延，这个疯狂的家伙，一步一步将人们对他虚幻的期待撕破，他不仅希望占领欧洲，攻克英伦，更希望统治世界。
因此，如何看待这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他的性格是什么，他的疯狂举动是装出来的吗，还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百年难以一见的“怪物”？种种谜团包围着盟国决策者的头脑。不了解他的性情，不了解他的性格，就无法理解他的疯狂举动，1943年盟军在希特勒的攻势面前难以支架，节节败退，形势无比危机。为此，美国战略情报局找到了哈佛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兰格先生，请他出马分析希特勒，提供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言。精神分析学家很少将目光聚焦于政治领导人身上，虽然再三推脱，但在国家召唤使命感下，兰格不得不积极组织了一个心理学家团队，搜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希特勒的材料，对他开展了“远距离”的分析，提交了《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这本秘密报告最为成功的一点，就是预言希特勒如果面临帝国事业的彻底失败，他将很可能自杀，而不是逃亡或躲起来。这使得兰格及其分析声名鹊起，也让世人认可了精神分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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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绘画作品

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战后，希特勒虽因战争而臭名昭著，但也自然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因此各种传记、历史叙事层出不穷。可以明确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前，当时国际社会对他的认识并不全面，所以在如何应对希特勒问题上一直是争议不断，从而错失了一些良机。政治心理学家杰维斯曾将希特勒比喻成一场大火，各国决策者对他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他一上台就起火了，有人却认为他吞并了法国时才刚起火，甚至有人说从来都没有起火。论说对于希特勒心理世界的刻画，美国心理史学家韦特花费数十年所著《希特勒的世界》一书最为全面和深刻，而上述《希特勒的心态》最为及时和犀利。
其一，极为自恋。希特勒最大的性格特点，莫非他的自恋为过。他具有一种救世主的情结，将自己置于德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拯救者的角色。因此，在一个他虚构的超现实世界中，希特勒的眼中只有自己，而无他人，他自己的意志代表着一切。在这种极为自恋，在乎自我荣誉的性格中，决定了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绝不会以投降、逃亡、甚至躲起来苟且偷生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自杀成为唯一的选择。
其二，双面特质。然而，希特勒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体现在他具有较强的双面特质，他往往在极端的特质之间来回游离，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世界灾难的制造者希特勒是一个大魔头，心狠手辣，这点无不认同，但他对于花花草草、小动物等又有着常人的爱心；他情绪控制力很差，脾气暴躁，无不让身边人员不寒而栗，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极为理性，善于谋略和算计；他记忆力惊人，经常过目不忘，但对于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却经常搞混。凡此种种，皆预示着他是一个矛盾混合体，而不可从单一视角来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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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喜欢和孩子们呆在一起

其三，简单化思维。希特勒的思维是单线的，也是极端的。从小有着艺术家梦想，对于艺术和想象力有着强于常人的优点，但自控力很差，这也是幼时老师的评语。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希特勒却用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来理解和应对，他有着自己一个虚假的想象世界，这是一个倾向于种族主义政治的世界，也是一个阴谋论盛行的世界。对于德国的命运，他执着于狭隘的种族主义政治，无法具有常人所应有的宽容、多元和复杂的品质。这种极端性为他带来了敏锐的政治直觉，他屡次能捕捉到有利的时机，这一切都靠着自己固执的直觉，但对于世界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其四，极具煽动性。犹如上文所述，极为自恋的希特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同时又是英俊潇洒，在演讲上极具煽动性，常常让现场追随者陷入集体疯狂之中，也让整个德国为之疯狂。这种坚定、自信的性格，以及挑动听众情感的技能，让他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魅力领导人，甚至连当时丘吉尔也是对此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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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纳粹党集会上发表演讲

诚然，一个极为自恋，沉迷于自己世界之中的“艺术家”希特勒，自我控制力差，凡事靠直觉，身具双重特质，简单化思维理解世界，这些性格特点成就了他的政治生涯，反过来，手握大全的他也将世界带入了非常黑暗的时代。然而，一个领导人就能如此呼风唤雨吗？在一个乱世时代，是否极具个性的独特领导人就能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呢？如果将复杂的世界动荡，归结于一个超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那么这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
希特勒是从哪里来的？
世界大战的灾难，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那些超级领导人的负面能量，而且促使战后社会心理学家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为何德国、日本等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吗？超级领导人不是在真空中诞生的，这些国家的民众就不会意识到灾难的严重性和可怕性吗？
一方面是不同社会独特人格特质说。起初，由于德日的战争行为及其危害，让欧美心理学和人类学家思考这样的问题，即这些国家之所以产生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很可能跟他们特定的社会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性格有关。为了了解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美国心理学家在系列实验和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德国国民人格测试的F量表。在《权威主义人格》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种量表的测试情况，得分高的即具有服从权威而缺乏独立思考的权威人格特质，这些特质可能跟德国严格的家庭教育有关，表现为服从权威、对弱者缺乏同情、二分法看待世界等。而以《菊与刀》为代表的日本文化研究，深刻揭示了日本文化的双面特性和矛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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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 “菊”与 “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总的来说，对于世界大战的反省，直接促使了人们去思考国民性与文化差异。虽然不同社会文化存在差异，但从整体上推断德国和日本文化与性格的独特性，这难免过于直接和简单，同时对于文化性格的定义和内部差异等也是难以解释。
另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起源的社会心理说。而另一种重要的贡献，来源于精神分析家对于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支持的研究。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二战期间，通过分析现代人的自由焦虑，从而剖析了为何德国出现了社会层面对于极权的遵从。在经典的《逃避自由》一书中，他认为现代人经过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后，思想上得到解放，物质上极大丰富，但出现了精神上的焦虑，自由增多并没有解决人们的精神依托问题。因此，在煽动性的法西斯强权的感召下，现代人“自愿”将自己的自由托付给纳粹，从而规避自由过剩带来的焦虑。这种视角深刻揭示了二战前欧洲社会的精神焦虑与空虚，但难以说明为何不同社会人们的选择是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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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着纳粹军服与和服对比照。（图片来源：《每日快报》网站）

难道好人不会做坏事么？
经历过二战的破坏，恐怕当事者很难逃脱这些坏事居然不是坏人所干的想法，所以无论是国民文化和性格说，还是自由的精神分析说等，都将对于法西斯的社会民众支持看作是非理性的和负面的。然而，一些我们平时身边的好邻居，其实都是这个罪恶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但他们却不是本性极恶的杀人魔头。
其一，平庸的恶之思考。这一问题引起了政治哲学家的思考，以阿伦特的“恶之平庸”最为知名。战后，以色列在全球发起了追捕纳粹残余分子的行动。一位纳粹书记员艾希曼，隐姓埋名在拉美生活多年后，被以色列抓获。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见证了这一审讯过程。与她预期相反的是，艾希曼只是一文弱书生，在电视转播的审讯画面上展现的是一个邻家大叔的形象，而不是穷凶极恶的纳粹暴徒。这让阿伦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报告，提出了震惊学术界的“平庸之恶”，认为实际上种族大屠杀中，是那些正常性情，缺乏独立思考的“邻居”，在服从权威的追随中作出了最大的恶。这将从前对于纳粹、极端分子的刻板印象拉回到了正常人的范畴，当然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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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在遛狗

其二，从众的实验风起云涌。与哲学家阿伦特基于个案的观察同行的是，心理学家走向了实验的科学之路，试图揭示正常人在社会压力之下服从某种错误权威的人性。首先是阿希关于线段长短的故意错误诱导实验，发现人们受到身边集体一致错误的压力影响。继而，米尔格莱姆开展了声名卓著的服从实验。
1961年，时为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的米尔格莱姆，为了探究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服务权威的命令，哪怕是错误的命令，他招募了40名大学生进行实验。为了控制相关干扰因素，他有意排斥了一些可能性情上不太正常的被试，给他们分配了作为“老师”的角色，而故意安排了自己人担当“学生”的角色。实验的内容是，如果学生回答不好，则需要根据程度判断进行递进式的电击惩罚。与实验前的预计完全相反的是，大约有65%的被试遵从命令，对错误回答的“学生”进行电击，哪怕是隔着一扇门的“学生”已经嚎啕大叫。事实上，这些都是米尔格莱姆故意安排的，学生也是安排的，错误回答也是故意设计的，而电击实际上是假的，里面回答错误的学生的哭喊也是假的。但被试的“老师们”则不知道，大部分都乐此不疲地承担自己的角色，服从游戏的规则，享受着回答错误学生的被电击嚎叫。这种高服从的实验结果，震惊了米尔格莱姆，也刷新了社会对于人服从天性的认识。实验中，男女并无差别，个体的差异几乎没有影响，只是老师与学生接近距离对于服从有影响。
无独有偶，那时候年轻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者津巴多，也开始了一项监狱实验，同样招募了一批试验者，这是一批心智正常的普通学生试验者，被分配警察与罪犯的角色，在系列的实验互动和惩罚任务中，试验者逐渐进入佳境，忘了自己试验者的身份，而完全依据警察的身份，对罪犯进行各种惩罚和折磨，这种社会角色对于人性的压力，同样让津巴多惊讶不已，以至于他逐渐接受了环境压力对于人们服从的解释。数十年后，当2004年美军在伊拉克虐囚丑闻风云全球时，在美国乃至世界也引发了舆论，为何这些美国公民，到了伊拉克之后，干出他们自己都难以想象的恶行。津巴多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当了专家证人，认为主要是美国的制度环境和军队行政体系，让这些好士兵变坏了，当然，这种辩护引发了巨大争辩，也让他处于舆论风尖浪口。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学术名著《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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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得提防人性的黑暗面啦！
传统上，恶人干坏事，这是符合伦理道德也是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论说，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为此，希特勒的诸多非比寻常、黑暗的人性特质，都应成为他将德国带入战争深渊，将世界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的缘由。那些极端纳粹分子对于自身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和饶恕的责任。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些人不是真空产生的，而仍有无数的普通而平凡、甚至善良的民众，在无法独立和理性思考之下，服从、追随甚至癫狂于那种看似合法的权威，对于他们所犯下的恶行，应该如何看待，到底应负多大责任，这是一个一直争辩不休，尚未有一致答案的政治哲学命题。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也受到挑战，在近年出版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著作中，德国学者深究了当年的历史文档，认为“邻家大叔”艾希曼是精心伪装的，本质上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纳粹疯狂分子，可见人性是极其复杂的。
人性也是有弱点的，大部分人都有一种盲目、无意识服从权威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很容易被一些政治势力、极端意识形态分子所利用，从而酿成巨大的灾难。所以，不要以为坏事一定是坏人所干，那些芸芸众生的好人，我们的好邻居们也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因缺乏理性、客观和独立思考，从而做出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恶行。
（本文为尹继武教授 “战略与心理学” 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豆姑娘，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介绍

尹继武：只有希特勒那样的坏人才会干坏事吗？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评论》杂志编委、《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经典译丛》主编。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国际安全和中国外交。曾访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著有《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2009）和《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2016），主编《政治心理学》（2011），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心理科学进展》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等荣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和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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