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能否颠覆传统的“文学史观”？

如果“作者”被淡化，“作品”的内在统一性消失，那么，文学史研究的“作家——作品”模式会不会面临“底层崩塌”？当下既有的文学史研究的西学范式是否需要更新？中国传统文章学传统应该如何接续？近年兴起的文本研究范式，又将为文学、历史研究带来怎样的改变？
针对此类问题， 2018年3月23-25日，图像·实物·文本——“早期中国文体研究的多维思考与探索”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周秦汉唐读书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针对实物、图像、文本的综合研究可能带来的崭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先生指出，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例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为文本研究提出了更多可以阐释的空间；宗教、图像、实物等进入文本研究之后，在为文学研究打开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提出了学术研究的“边界”与“综合”的矛盾。如何结合实物、图像与文本，将图像背后的历史、文化元素，尤其是文人的社会生活史、政治史表现出来，是文本与图像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关键。以往的学术研究，不太注意口述与文字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从口述到历史，或者说从口述到文本，有一个特定的复杂过程。揭示这种演变过程，就为深入了解文本、文学、历史带来了更多可能。另外，文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值得深入思考。学术研究有规律性，同时也有复杂性，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带来学术研究的缺陷。以上这些话题，都涉及到文学、历史研究的深层问题。
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文本”是决定一切学术进程的枢纽。而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改造过的“文本”，则决定了后世知识体系的结构与历史观的形成。
文本是如何被改造为历史叙事的主角的？徐建委《战国儒家与先秦历史知识的塑造——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考察为中心》认为，我们知识世界中的先秦，实际上是汉代儒家改造过的五经、汉唐经学家重构的注疏等“强加”给我们的结果。我们对先秦的认识，不过是被汉唐学家“洗脑”之后的产物。对于五经文献的使用来说，不仅要关注其长时段性、作者身份，也要暂时放弃传统上我们使用此类文献时的背景知识，即汉唐以来形成的关于先秦历史与知识的常识性、体系性叙事。
文本如何展现文学批评观念的定型？罗剑波《司马相如为“辞宗”考》认为，政治、文学、时代的需要将司马相如推上文学前台，而对其文学评价，则经过了一个从班固“政治性”评价到刘勰“文学性”评价  的转变。这种文学批评观念的起源及其最终定型，体现了文本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与魅力。
文本如何深入到历史深处，触摸历史与政治的温度？童岭《石勒“赵王元年”与慕容儁“燕王元年”——从“春秋列国故事”看十六国前期政权的正统化》提出，从公元304入塞南匈奴建国开始，此后羯族所建立的后赵与鲜卑族所建立的前燕，分别非常微妙地采用过“赵王元年”与“燕王元年”这样比帝王“年号纪年”次一等的“列国元年”纪年法。其中的经纬，不仅仅涉及中国中古少数民族政权与江南东晋王朝的关系，也关系到华北诸少数民族之间的正统化纠葛，涉及到中国中古史的若干关键变化。
文本如何通过其最初被改造的痕迹，重现其被改造的历史过程？林晓光《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异文类型——抄刻、校勘、修改、编录与文体的多重作用》认为，处于钞本文化时期的汉魏六朝文学，其文本在传写编录和后世刊刻过程中，叠加性地形成了繁多复杂的异文。当时的写钞本今天已难觅踪迹，许多问题也因而变得难以察觉。但凭借着存世文献的对勘，仍有可能归纳出其不同的类型和发生机制，窥见其经历的曲折历史过程。通过诵读抄写而传承的中世异文表现为意讹、音讹、形讹的不同形态；创作修改过程导致不同文本出现，反映出中世作者与环境的紧张互动；类书编选造成缩略性异文，往往导致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骈文写卷更会造成独具时代特征的对称性异文。种种异文的类型及其发生机制，应成为解读中古文本的一个前提性认识。而通过回溯这些异文的发生过程，更可以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形态获得深度的动态理解。郜同麟《灵书紫文经小考》依据《正统道藏》、敦煌残抄本和敦煌写本考证《灵书紫文经》成书年代及流传情况，认为“灵书紫文经”包含《皇天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上经》《太微灵书紫文仙忌真记上经》《太微灵书紫文琅玕华丹神真上经》三部经典，但东晋时期文献中提到的“灵书紫文”多指《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今“灵书紫文”一系的道经大约成书于公元五世纪中后期。古亮《从“学者的记忆”到“作家的记忆”——论<吕氏春秋>对<左传><国语><战国策>相关内容的改写》，也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尝试探索。
实物、图像如何展现文本流传的过程及其蕴含的思想变化？周广荣《观音与湿婆——南亚文化交流释例》结合造像指出，南亚次大陆的观音（观自在）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湿婆（大自在天）信仰的影响，而汉传佛教传统中，观音译名经历了一个观世音——观自在——观世音（观音）的发展过程。王敏庆《荣耀之面：南北朝晚期的佛教兽面图像研究》指出，5世纪中叶至6世纪后期，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出现了一种兽面图像，学界一般认为此图像为中国三代时期的饕餮或汉代的兽面，但其实应为印度佛教艺术中的Kirttimukha形象；出现在中国境内的粟特人墓葬及带有明显祆教文化影响的墓葬中所出现的此类兽面图像，则是与佛教有着某种渊源的祆教神——贪魔阿缁。
文本如何被“抄撰”或被“编纂”？这个过程给文人心态、学术风尚与思想价值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程苏东《书写文化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勃兴——以<春秋>及其早期阐释为中心》指出，以战国至汉初公羊学为代表的早期《春秋》学建立起一种基于“私人性书写”的文本阐释体系，不仅“作者”的形象由此确立，“书写”也被重新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成为乱世中孤独的士人存续道统、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蔡丹君《中古时期的史料抄撰及其文学转化——从北齐阳休之本<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谈起》认为，从史料抄撰到类书编纂，从文人个人抄撰到直接运用大型类书成果，中古时期文学的语言在这些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语量激增之外，史料抄撰对于对于咏史题材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咏史诗走向知识化、碎片化和分门别类，都离不开史料抄撰之功。这三个特点，也促进了咏史题材本身创作手法的发展和表达形态的丰富化。这是一个语言发展进步的过程。
文本如何体现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的结合带来的政治、信仰与思想的变化？文本研究如何展现地方文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文学样式，并最终被后世誉为“一代之文学”的过程？孙少华《皇权与“不死”——汉赋文本书写的原始动因及其文学史意义》结合梁共王墓壁画，认为西汉皇权与黄老、西王母的“神仙不死”思想，是促使司马相如“客游梁”的关键。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梁孝王文学集团的辞赋，皆有“神仙不死”题材。可以说，司马相如入梁的个人行为，牵动了地方与中央、藩国与宫廷之间文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在此，如果将汉赋视作文学作品，其最初的产生并非政治的附庸，而是政治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王达敏老师就此次会议返归“文史哲兼综”学术传统表示肯定，并提出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要重视“想象力”在文史哲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达到“制宜”的均衡。
以上这些问题，皆由文本研究而引起。它足以掀起一种“学术风暴”，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新思考，亟待更多学人的参与和讨论。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文本研究或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挑战。例如，文本研究如何走进文学？在此基础上，如何构建新的文学史与理论史？文学如何走进历史？如何解释文本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如何结合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对文本产生的原始动因？文本如何从本源上使得“文学”更像“文学”？如果文本研究，将带来“文学”认识的改变，进而带来“文学史观”的改变，那么，我们的文学研究，会否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来源：澎湃新闻，吴枞